苏轼的文学创作成就辉煌。他不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卓越的文艺才能，还有一些符合文艺规律的理论主张，指导他的创作实践。
苏轼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欧阳修、王安石相同。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反对没有实用意义的空文，强调“文必与道俱”(《祭欧阳文忠公文》)。他所说的道，不只限于儒家的圣人之道，而兼及了佛老之道、自然之道。对韩愈等人所提的道，他并不附和，亦步亦趋，“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苏轼《上曾丞相书》)。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并不把文看做是单纯载道的工具，变成道的附属品。他提出“达意说”，阐明了文的重要意义。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答俞括书》)”他十分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在《答毛滂书》中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这种认为作品有它本身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有其客观标准的见解，是很可贵的。
苏轼很重视文学的独创性和表现力。他提倡文学创作中的独创精神，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他对前代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都给予了肯定：苏武、李陵的五言诗浑然天成，不待雕琢；曹植、刘公干之诗自发于己，不拘法度；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意境超逸，语言自然；李白、杜甫的作品英玮绝世，凌跨百代。他还认为各种艺术风格并不是绝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渗透，“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韦应物、柳宗元就是如此，所以他们的诗“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这些观点，在他论书画艺术的诗中也常见，如“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次韵子由论书》)；“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对不同的艺术风格都加以称赞。他对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作风不满，在《答张文潜书》中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
苏轼认为诗文要“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反对过分雕饰。他既反晚唐五代浮艳之风，也反韩门子弟怪奇之弊，他批评当时士大夫“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上欧阳内翰书》)。他发展了平易自然、文从字顺的文风，坚持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正确方向。他重申“辞达而已矣”的儒家语文观，在《答谢民师书》中说：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能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可见，“辞达”绝非易事，看来浅近平淡，实则膏丰实美，对事物没有明确深刻的认识，是难以做到的。
苏轼注重对艺术内在规律的探求，他特别强调艺术以“神似”为佳。他常把诗与画相提并论，“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他曾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苏轼对画的论述，也完全可用于诗。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他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他强调要仔细观察，捕捉特征，心手相应，才能达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的神似境界。他还强调学习前人的技法，但又不为之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苏轼很重视文学的感情因素，他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这里说的是感情丰富，文思就开阔，潜力就无穷，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苏轼不抹杀灵感的作用，他多次提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少纵则逝”；要善于利用灵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对创作的最佳时机不能轻易放过。
苏轼虽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但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散见于诗文中，归纳起来却很丰富，且自成体系。他继承了韩愈等古文家的理论又有所发展，在许多方面，他比起前人和同辈都认识得深刻，富有创造性。他的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实践内容，不少是自己的创作经验，因而也更符合实际，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又有比较正确的创作理论指导，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丰富多彩，而且成就很高。他的散文写得很有特色，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柳”、“欧”并为四大家。人们还用“韩潮苏海”来形象地说明苏轼和韩愈的散文内容宽广、气势磅礴的特点。
苏轼的政论文，多是针对社会现实而写的，内容充实深刻，语言朴质流畅。他早期写的《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见解。在这些文章中，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太平盛世”已是危机四伏，“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其具体表现为“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和“常患无吏”。他指出“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二虏之大忧未去，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他希望统治者“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守战”，居安思危，涤荡积弊，卓然有所立。义正词严，鲜明地表达了他兴利除弊的变革思想。这些文章，集中表现了苏文论证严密、例证充实、文笔纵横恣肆的特点。如《教战守》篇，开门见山地提出尖锐的问题：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指出了北宋国防上的严重危机，具有先声夺人之妙。下面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军事训练与国家存亡的关系：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际，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瘘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在今昔对照之后，又举人体劳作与体质强弱的关系，证明备战的重要性。最后指出，只有“尊尚武勇，讲习兵法”，“教以行阵之节”，“授以击刺之术”，才能免除危难，破敌奸谋。在充分正面论述了教战守之必要性之后，笔锋一转，对持反对论者加以批驳：(www.xing528.com)
……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扰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全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步步深入，说理透辟，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苏轼的史论也写得淋漓酣畅，耐人寻味，如《留侯论》，根据《史记》所载圯上老人(黄石公)赐兵书给张良的故事而发表议论。对于此事，以往评论者多着眼于鬼怪，以为“天佐汉诛秦”(王充《论衡·自然》)，故赐以书；而苏轼则认为“其意不在书”，而在于锻炼张良的“忍”性。文章说：“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全文紧扣此意，反复申论，雄辩之辞，令人信服。在《商鞅论》、《贾谊论》等篇中，也显示了这种特点。苏轼的史论能做到“古为今用”，多能联系现实，有较强的社会意义。他的议论文，继承了《战国策》、《孟子》、贾谊、陆贽说理的风格，纵横恣肆，才情奔放。
苏轼还有大量的记叙文和杂文，内容广泛，体裁多样，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对现实、对大自然、对文艺等多方面的认识，其成就在他的议论文之上。
他的书说、赠序、碑传之类，文笔朴质，感情充沛，直抒胸臆，感人尤深。如《答谢民师书》发表了自己对文艺的见解；《答李端叔书》抒发了自己蒙冤后的复杂心情；《上梅直讲书》表达了士遇知己后的快乐。这都是文情并茂的优美书信。他的赠序、碑传，写得生动活泼，有时把一些抽象的哲理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如《日喻赠吴彦律》，通过“盲人识日”和“北人学没”的生动比喻，说明没有亲自观察而靠道听途说是不能获得真才实学的，这对有志于学的吴彦律是极有启发的。又如《方山子传》，没有像一般传记文那样写方山子的世系生平，而着重写人物的品行，突出“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这一主题。文中寥寥几笔，把方山子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作者对方山子由豪士变为隐士，感慨不已。作者当时正贬于黄州，不平之意，寓于文中。《潮州韩文公庙碑》是一篇热情歌颂韩愈道德、文章和政绩的碑文，写得遒劲雄浑，不同凡响，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提法就出于此篇。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古文，各极其势……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足见苏轼此文之威力。
苏轼的杂记，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石钟山记》、《喜雨亭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些文章中，作者随笔挥洒，夹叙夹议，一扫故弄玄虚、艰涩怪僻之风。如《石钟山记》，记叙了作者到实地去考察石钟山命名的经过，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浅陋可笑的。文章引人入胜，生动活泼，充满了情趣。尽管作者所提出的命名原因也不正确，但这种勇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记游庐山》，把诗与文交错于一篇之中，以文连诗，诗文相映，好像一则情味醇厚的诗话，别具一格。
苏轼的辞赋摆脱了汉魏以来堆砌雕琢和呆板骈俪之风，趋于散文化。他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如同优美的散文诗。赋中抒写了江山风月的清奇景象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并通过客主双方问答探讨了宇宙与人生的哲理，也表现了作者受挫折后的苦闷心情和从佛老思想中所得到的安慰。这两篇赋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在《前赤壁赋》中，主客双方也就代表了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客人见赤壁而联想到称雄一世的曹操，进而发生了世道沧桑之叹：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这实际上是苏轼自己人生苦短、功业未成的抑郁心情的表白。下文接着写道：
而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用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来阐明变与不变的道理，表达了自己不重得失的宽阔胸怀，也是对被贬后苦闷心绪的自我排遣。全文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把抽象的哲理寓于艺术形象之中，思想深邃，境界飘忽，非苏轼不能为也。
苏轼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平易流畅，感情充沛，新奇、雄健而兼诙谐，个性极其突出，达到了唐宋古文的艺术的高峰，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散文领域中，他是集大成者。杨士奇用了很形象的语言概括了苏文的特点：
高山巨川，巉岩万状，浩漫千顷，可望而不可意者，苏之大也；名园曲槛，绕翠环碧，十步一停，五步一止，而不欲去者，苏之细也；疏雨微云啜清茗，白雪浓淡总相宜者，苏之闲雅也；风涛烟树，晓夕百变，剡峦夷曲，精入转佳，令人惊顾错愕而莫可控揣者，苏之奇怪也。(见《三苏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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