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与思想:《宋元文学史》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虽然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但很快就以文章成名，这给他以良好的影响。他的母亲程氏教他刻苦攻读，培养他“奋厉有当世志”，还用东汉末年范滂同宦竖斗争的故事勉励他秉公持正。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和他自己的努力，青年时代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写作才能，怀有济天下、利国家的政治抱负。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岁，赴京应试，次年开考，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惊喜以为异人，在给梅圣俞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文忠集·与梅圣俞》)还认为苏轼之文他日必“独步天下”。结果苏轼以第二名被录取。

嘉祐六年(1061)，苏轼又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上《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还作了《王者不治夷狄论》等六论，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见解。这期间，他做过凤翔府签判，回京后任殿中丞，官职都不高。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卒于京，苏轼扶丧返乡，在家守孝两年。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苏轼本来也是主张兴利除弊的，王安石的变法自然也代表了苏轼的一些主张，但内容要丰富得多，措施也激进得多。苏轼与王安石在改革问题上早有分歧。王安石要“变革天下之弊法”，苏轼却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王安石主张理财，增加国库收入，苏轼却主张“节用以廉取”。王安石要采用“征诛”的强制手段来为改革开路，而苏轼却认为“求治太急”。王安石变法立说即行，苏轼却说“欲速则不达”。新法施行，苏轼更为不满。熙宁四年，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再论时政书》等奏章中激烈反对新法，并要求离京外补。此后，他担任过杭州通判，又转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做这些地方官时，他都尽心守职，颇有政绩。所以，我们不能以是否拥护新法作为衡量当时官员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

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离职后，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搜罗到苏轼外任以来的一些诗文，摘录了其中讽刺新政的句子，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等，加以弹劾，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进行陷害，苏轼被捕下狱，这就是“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苏轼在狱中备受折磨，曾写《狱中寄子由》诗二首，与弟诀别：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www.xing528.com)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以为必死是间，幸好神宗怜其才，又经亲故多方营救，苏轼才于元丰三年年底结案出狱，贬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他在黄州生活四年有余，比较闲适，曾在城东东坡处垦荒耕种，掘井筑室，自号“东坡居士”。后改任汝州团练使。在北上途中，经金陵时，他曾去拜会已退休的王安石，两人虽政见不同，但依然保持着翰墨之交的真挚友谊。先前，王安石当政时，也从未因私怨而对苏轼进行过迫害和打击；“乌台诗案”后，退居的王安石还出面救助。这次相见，王安石还劝苏轼定居金陵，以便交往。苏轼对王安石也肝胆相见，在《次荆公韵四绝》中道：“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对王安石甚为敬重。苏轼在任地方官的十多年间，他看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不少流弊，但也看到新法的好处，能“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实践中，他也改变了对部分新法(如免役法)的错误看法。这表明苏轼与司马光等顽固的保守派还是有所不同的。后来，他在《与滕达道》信中还检讨说：“某言见面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等旧党重新当权，苏轼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这期间，他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志之士。当时旧党全废新法，苏轼曾指斥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由于他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新法，敢于直言，又与旧党发生了矛盾，受到了程颐等人的攻击。哲宗元祐四年(1089)，他只得再度要求离朝，先后出任杭州、颍州、定州等知州。在杭州任上，他率众开湖筑堤，西湖苏堤，至今犹存。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卒，哲宗亲政，新党又重新抬头，对“元祐党人”(旧党)进行报复打击，苏轼又遭贬谪，先到广东惠州，后又去荒远的琼州(海南岛)。哲宗死，徽宗继位，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大赦还朝，在归途中，卒于常州，时年六十五岁，谥号“文忠公”。存有《东坡全集》一百余卷，收录诗二千七百多首，词三百多首，散文数量亦富。

苏轼的一生是曲折坎坷的一生，历尽沉浮的一生，他几进几出，遭贬坐罪，多次卷进新旧党争的旋涡中，成为北宋王朝党派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很不幸的。但是，复杂的现实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在任地方官时，他更深入地认识了社会，了解了人民。他与人民建立了感情，为人民办过不少好事。在凤翔，他努力改变劳役繁重的现象；在密州，他拿出官银养育弃儿；在杭州，他疏浚西湖，引水灌溉；在徐州，他率民防洪、护城；在颍州，他帮助人民度荒自救；在定州，他惩治了骄横跋扈的官吏。这一切，都受到了人民的赞扬，传说他去世时，“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对他表示哀悼。

苏轼的思想同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复杂而曲折，但又自成体系。他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但随环境的改变又各有所侧重。一般来说，他的思想早期得志时以儒家为主；中晚期是儒家与佛道思想的掺和，受到挫折时佛道思想往往又是他的精神支柱。但从思想体系来讲，他还是属于儒家系统的。他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向经世济时的人物学习；他追慕屈原、贾谊、陆贽、范仲淹，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他早期曾批评过佛老，也鄙弃当时的理学，他斥责大儒程颢、程颐是“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

他并不是对佛道全盘否定，他在生活上和个性修养方面，也常言及佛道的处世哲学。他爱同僧人交往，酷爱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热衷于道家的养生之术，这些在“乌台诗案”后更为突出。然而，要看到这些都只是他在处于逆境时的一种自我安慰和摆脱苦闷的方法，即使是在这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拜倒在佛道两家的门下。他对佛老思想采取了分析吸收的态度，他着重吸收其中与儒家相同的方面，求同存异。他不拘一格，认为儒、释、道三家并非绝不相容，在《中庸论》中，他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入人情。”只要符合事理人情的言行，他都可以容纳，吸取其有益的成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在儒家进取思想的基础上，融合道释二家，以因物制宜，力求简易、致用、圆通，他的思想，是以现实的人生实用为原则的，对理学家的空谈性命，对佛学的超然玄悟，对道学的淡然无为他并不都赞同，他像大海般的不择细流，构成了自己精妙独特的思想体系。儒家为君，道家为身，其派不同，旨归一致。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这样一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仁者不忧”等思想，就自然与佛家的出世思想和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三位一体了。这也正是苏轼心怀宽广、旷达自适，不同于腐儒之处。这种以儒家为主体，参合释、道因素的思想体系，帮助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积极进取，热情追求，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对人生、对前途没有丧失信心，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活动，凡是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歌颂生活和赞美祖国美丽山河的诗章。苏轼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他的情感是丰富的，这些都是在他特殊的家庭教养和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