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王安石的政治与文学才能

第五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下层官僚家庭，其父王益是廉洁奉公的州县官吏，“尝欲大润泽于天下”(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这给了王安石的进取精神以积极影响。王安石少好读书，聪明过人，“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王安石传》)。庆历二年(1042)，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开始仕宦生涯。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政绩显著。每到一地，他总是注意观察民情，留心时弊，兴办一些公益事业。例如他在任鄞县知县时，“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十一)。足见他勤政爱民，具从政之才。他胸怀博大，“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同上)，曾向宋仁宗上书言事，要求“改易更革”政治；神宗即位后，又向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通过对北宋百年来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议，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这位年轻的皇帝能进行改革。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开始实行新法，次年拜相。由于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反对，王安石两次被罢相。最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过了约十年的闲居生活。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全部被废除。王安石忧愤成疾，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与世长辞。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可用其“本传”中的“三不足”来概括，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大无畏的创新和变革精神，贯穿了他壮烈奋斗的一生。他继承了儒家学说中的积极成分，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答姚辟书》)。他曾和儿子王雱及门人修撰《诗》、《书》、《周礼》三经新义和《老子注》等训诂著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去推行这种明经致用的“新学”，以取代汉儒的章句之学。他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曾以非天命论反对司马光的唯心主义天命论。他宣传“新故相除”的发展观点，针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实，力主革除弊政，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制定和推行了青苗、免役、市易、均输、保马、保甲等新法，从“理财”和“整军”两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确有成效。这些改革措施，使国库收入增加，农业水利有了发展，军事上对西夏作战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利益。虽然变法最终失败了，但它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王安石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在文学理论上，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主张“文贵致用”，把文学看成是“治教政令”的手段。他也不忽视文学的艺术形式，认为文辞“不可以已”。在《上人书》中，他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这对当时浮艳和险怪的形式主义文风是进一步的批判。但他所说的适用，仅限于政治方面，未免太狭窄；他把“辞”看成是一种机械的附属物，用器物上的雕饰来做比喻，也失之片面。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与艺术的统一，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分开，列为主次，无疑会损害文学的审美价值，没有绘画的器物，还能适用；没有美感的文学，却很难说是有用的文学了。

其实，王安石在创作上，很重视对作品的艺术加工，其成就是卓越的，多方面的，而以政论性散文和诗最为突出。

他的散文大都是针对时弊，有感而作，具有鲜明的观点，严密的逻辑，雄健的风姿。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气势磅礴，全面分析了国家内外交困的原因是“不知法度”，指出改革的途径首先要革除腐败的官吏制度，培养和选拔人才。这些意见虽未被仁宗接受，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神宗时“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他向神宗陈述了自己的政见，剖析了仁宗统治四十多年的得失，指出了无事的表面隐藏着危机。而危机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仁宗为君“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所以获得“天助”。文章最后说：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终怠，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全文组织严密，言简意赅，说理透辟，措辞得体，充分体现了王安石政论文的特色。

王安石还有些短小的书说杂论，语言质朴流畅，内容极为深刻。如《答司马谏议书》，全文只有三百五十余字，紧扣住司马光指责他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问题加以反驳：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摆脱了繁琐的争辩，抓住要害，进行简短的批驳，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沉着坦荡的风度。他精通历史，对历史人物常有品评，但不拘陈见，别具一格，文笔简净。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不到一百字，驳斥了历来称赞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文笔强劲峭拔，起伏跌宕，堪称千秋绝调。

王安石的游记序铭，也很有特色。如《送孙正之序》、《王逢原墓志铭》、《祭范颍州文》等，都能根据人物的特点加以记叙和评议，概括性很强，言精意深，情感充沛。他的《游褒禅山记》，把写景、抒情同说理结合起来，自然而清新，文中说：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无限风光在险峰”，作者把这种深刻的哲理寓于游览山水的艺术形象之中，生动感人；也表现了他为政、治学不畏艰险、勇敢探索的精神。

王安石诗歌的艺术成就，也极为当世和后人所推崇。他在从政之余，也写诗抒怀。他的诗才，得到了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赠王介甫》)在北宋诗坛上，他是一大家。

王安石的诗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他在做地方官时，广泛接触了现实，对国家的现状、人民的痛苦，都有深切的感受。他以诗作为除弊救民的武器，常反映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诗如实地反映了统治者的虐政和人民在天灾人祸交逼之下的苦难。其他如《感事》、《兼并》、《收盐》、《省兵》、《发廪》、《出塞》等，都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这类政治时事诗，感情真挚，语言平易，对政治的改革和诗风的革新都有积极意义。

王安石还有些咏史诗，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咏叹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感情，如《贾生》、《杜甫画像》、《商鞅》等，大多含义深刻，见识新颖，一扫平庸，不落俗套。《明妃曲二首》，写传统题材王昭君出塞，着重描述了昭君委身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境况，表现了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和对昏庸君王的尖锐讽刺，诗人自己壮志未酬的幽愤也寓于其中。现录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氈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塚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自今。

如此哀婉感人、通情达理的传世之作，竟被南宋人范冲断章取义诬之为：“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见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在仕途上，王安石常处于抱负与现实、进取与退让的矛盾之中，他以政治家的风度和诗人的气质，写了一些咏怀诗。有的感情真切，格调高远，韵味清纯。如《葛溪驿》：

缺月昏昏路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疎桐叶半黄。

王安石晚年罢相后，生活和心情有所变化，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诗，以往那种尖锐泼辣、评议时事的少了，描写湖光山色、即景抒情的多了。在艺术上，也显得更加圆熟干练。黄庭坚说：“荆公之诗，暮年方妙。”(见《后山诗话》引)叶梦得也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见《石林诗话》卷上)王安石后期的一些咏物抒情诗，雅丽精绝，韵味醇厚，具有独特风格，在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人称“王荆公体”。例如《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

槿篱竹屋江村落，时见宜城卖酒家。(www.xing528.com)

描绘出一幅淡雅的农村风景画。又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描绘了一幅幽净的隐居图。后两句中的“护田”和“排闼”，活用《汉书》典故，借事发明，情态毕现，全诗修辞新奇，将山水写得充满生意。又如《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作者从容闲适的情态如历历在目。

相传王安石锤炼诗句，颇下功夫。他的《泊船瓜洲》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载，修改甚勤。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又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可见佳句得之不易。他还有一些诗句脍炙人口，如“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江上》)；“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初夏即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夜直》)等。这些句子形象生动，概括性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玩味，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王安石有些写景咏物诗，也隐藏着幽愤之情，如《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通过对杏花高洁品格的赞赏，寄寓了作者不向保守势力屈服的崇高气节。又如《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抒发了自己登高望远、自信自强的豪情。

王安石的诗具有以精工制胜、以才学为诗、以哲理明志、以真情感人的特点，是宋代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文理论和创作，为北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巩固和发展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但他的部分古体诗，喜造硬语、奇语，押险韵，用典故，发议论，缺乏艺术形象，这给后来宋诗的发展以不良的影响。

王安石的好友曾巩和王令，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欧阳修知贡举时中进士，先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齐州、洪州、福州、沧州等知州、史馆修撰等职。神宗元丰五年(1082)拜中书舍人，次年病故，享年六十五岁。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散文名于世。其文章内容多为儒家正统观念的阐述，文风平易自然，纡徐简奥，与欧阳修的文风相似，世常以“欧曾”并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他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师生同为古文名家，但欧文疏宕俊逸，情韵文采较浓，而曾文质朴淡古，平钝舒缓。曾文的艺术成就不及欧文。

曾巩的一些时论，如《本朝政要策》等，评论宋朝的一些制度，没有什么特色；而他的一些史论、杂记、序文、书启等，往往写得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娓娓而谈，声色平静，合情合理，足以服人。如《战国策目录序》，通过对战国游说之士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他站在正统的儒道立场，批判了游士违背孔孟之道的诈伪言行，指出他们“为世之大祸”。

曾巩的记叙文，布局严谨，文笔畅达，善于夹叙夹议，读后给人以启迪。如《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欲深造道德者邪？况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文中通过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件佚事来说明要成就大事必须经过勤学苦练，此文虽名“记”，但记少议多，这也是宋代古文家的一种创新，夹叙夹议之文，当时甚多。又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在详尽地记叙了越州人民遭灾和赵抃大学士救灾的措施后，接着就议论道：“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对赵抃爱民救灾的政绩，加以热情赞扬，并上升到为政的道理上，教育其他官吏，很有现实意义。

曾巩的文章，“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明代唐宋派王慎中、归有光等，清代桐城派方苞、姚鼐等，都推崇曾文，把它作为写文章的样板之一。

曾巩不以诗名世，但其诗也有新丽味浓之作，如《甘露寺多景楼》：

欲收佳景此楼中，徙倚阑干四望通。

云乱水光深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

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

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不愿入仕途，以教书为生，因贫病交加，二十八岁就去世了。

王令与王安石情谊深厚，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王令的散文，以讲述儒家正统思想为主，但言辞锋利，说理透辟，颇有韩文之风。他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共四百八十余首，其中佳作甚多。有的诗，气魄雄伟，笔调新奇，如《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这种要把天下提在手里的壮阔气势，在宋诗中是不多见的。

王令的诗，有的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矛盾，表现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如《饿行者》中写道：“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呼。高门食饮岂无弃，愿从犬马求其馀。耳闻门开身就拜，拜伏不起呵群奴。喉干无声哭无泪，引杖去此他何如。路旁少年无所语，归视纸上还长吁。”“少年”是作者自己，面对饿者的惨象，想到残酷的现实，但又无力拯救，只有对纸长叹了。他还有一首长诗《梦蝗》，满腔愤怒地揭露了比蝗灾更可怕的人祸，那就是官僚统治者伪善的面目和残酷的剥削罪行。全诗构思新奇，语言尖刻，大胆泼辣痛斥统治者，在宋诗中是很突出的。他还有些律诗和绝句，语言清雅，情景交融，读之赏心悦目，情味盎然，如《送雁》：

来时群雁去相随，病眼看天远不知。

为有客愁归未得，独凭斜日望多时。

迟迟南国无春雪，去去东风满柳枝。

胡蝶黄莺有期约，好加归翥莫令迟。

又如《渰渰》：

渰渰轻云异落晖，坏檐巢满燕来归。

小园桃李东风后，却看杨花自在飞。

王令是一个很有胆识和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的创作还正在发展而未成熟，然而却过早地辞世了，这实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在此期间，值得提及的作家还有史学家司马光、其历史记述文笔严谨老练，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思想家李觏，他对传统儒学有所非议，他的《乡思》等诗，写得清新畅达；理学家周敦颐，其《爱莲说》，表现了作者不慕荣华、洁身自好的情操；画家文同，他的诗描写景物如绘画般生动可感；还有汉学家刘敞、刘攽兄弟，也有诗文可称佳作。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到了神宗后期，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运动，首先由柳开、王禹偁提倡，抨击五代浮靡文风；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继之而起，将运动引向深入，对风靡一时的西昆体进行了批判。到了欧阳修登上文坛，梅尧臣、苏舜钦等作家一起助阵，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高潮，西昆余风和太学体扫地以尽，文冗格弱的文风被扭转，优良的古诗文传统得以续承。此后，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杰出作家相继而上，巩固和发展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历经百年之久的这场运动，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获得了大丰收。

诗文革新运动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有下列原因：首先，它适应了当时政治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从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宋真宗、仁宗都曾下诏指责浮华文风，提倡有裨于国教的古风，加上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给诗文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其次，诗文革新运动，代表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传统，得以继承，并在斗争中发扬光大。再次，有一大批才华卓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倡导和参加了这一运动，并进行了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运动的胜利，给北宋文坛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它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文化改革，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阶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