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复古思潮与王禹偁在《宋元文学史》中的探讨

第一节　宋初复古思潮与王禹偁

北宋诗文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用《宋史·文苑传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不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北宋初期，新建立的赵家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环境也较为安定。统治者还注重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这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五代“声偶丽靡”的文风盛行，体格卑弱，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很不相适。许多文学之士，对此不满，立志改变陈旧的文风，探求新的创作途径。在理论上，柳开等一些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开始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淫靡文风，倡导改革。范仲淹《尹师鲁集序》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如在诗歌方面，主要有“白体”、“西昆体”和“晚唐体”。从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宋初的文学正处于过渡阶段，旧的文风还没消退，新的文风尚未形成，直到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之后，宋代文风才有了根本改变。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学改革，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宋王朝一建立，它就开始酝酿着。柳开、王禹偁、穆修等，积极提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开这场革新运动的先河。《宋史·文苑传·梁周翰传》：“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其中以柳开最为著名。

柳开(947—1000)，字仲涂，号补亡先生，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开宝六年(973)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他在少年时，就潜心于韩、柳古文，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他在《补亡先生传》中自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他自名“开”，也含有这层意思。柳开所说的道，就是正统的儒家之道，表现这种道的文，就是韩柳倡导的古文。他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他主张文与道结合，但以道为本，文为用。他认为“古文”是理想的传道工具。“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古理高意，就是指道；短长应变，就是指文。两者的关系，前者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上王祐学士第三书》中，他说：“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基于这些理论，他大声疾呼：“文取于古，则华而有实；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答臧丙第二书》)在宋初浮靡文风盛行之时，柳开奋然而起，倡导古文，反对时文，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主张文道合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张景《柳如京文集序》对他作了高度评价：

先生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离其言于往迹，会其旨于前经，破昏荡疑，拒邪归正，学者宗信，以仰以赖。

柳开的人品高尚，他曾主动上疏请求赴边抗敌，“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宋史·文苑传·柳开传》)这种以国事为己任的精神与他倡导复古文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正因为处于开拓局面初期，加上柳开重道轻文的理论和文学才华的局限，所以他在创作上成就不大，言之无文，理高韵浅。仅《塞上》、《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游太平山记》等几篇诗文，尚可读诵。

比柳开稍后提倡古文的，有姚铉、穆修、范仲淹、宋祁等人。

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郓城)人，只作过蔡州文学参军等小官，一生潦倒。他积极推崇韩、柳古文，搜刻韩、柳的文集。据说他家有唐本韩、柳集，为了刻印，曾求助于亲友，得资后，募工刻板，印数百集，又亲自在京师相国寺设帐出售，这对推广韩柳古文是很有好处的。穆修极力维护韩柳的道统和文统，反对晚唐五代文风。他在《答乔适书》中说：“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痛切之情，表现在字里行间。

柳开、穆修诸人，不畏世俗之辈的排诟罪毁，倡导古文，抨击时弊，不愧为诗文革新的先驱者；但由于文坛上积重难返，加之他们的理论多袭韩柳旧说，创作也没有完全摆脱五代遗风，所以收效甚微。

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家是王禹偁，他是上承唐之李杜韩白和下启范欧苏王的关键人物，是宋代诗文新风的开拓者，他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给宋初沉闷苦涩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他出身清寒，早年读书勤奋刻苦，聪明自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后来官至翰林学士。他一生多次到州县任官，对民情比较了解。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在朝廷任谏官时，敢于直言，《宋史·王禹偁传》云：“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在为官八年之中竟三遭贬谪。但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减退，他曾在《三黜赋》中写道：“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与屈原“九死不悔”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坚守正道和关注民情是他创作成功的基础。他的著述丰富，今存《小畜集》和《小畜外集》，收诗五百八十多首。

王禹偁是宋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宋初“白体”诗人的代表，又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在理论上，他第一个提出继承唐诗的优良传统。对杜甫和白居易，他尤为推崇，曾用“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二位诗人的崇敬。他不满当时诗坛的卑弱，“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他提出“传道明心”的主张，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所以，他强调文章应该易道易晓，不可“语艰而义奥”，故求奇险。他提倡学习韩柳之文，但不主张机械模仿，他强调韩愈“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唯师是尔”的观点，以求文章“文从字顺”。可见，王禹偁的倡导复古，实质上是革新，这给宋代散文的创作指出了新的途径。

更可贵的是，王禹偁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创作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写出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关心国家和人民的政治诗，也有描写自然风光的景物诗，还有一些触及时事和说理抒情的散文，内容十分丰富。

王禹偁同情劳动人民，他在《对酒吟》诗中表示：“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儒家“民本”思想，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他被贬到商州时，曾写过一首《感流亡》诗：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

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肌寒。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

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

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

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

这年关中大旱，饥民流落异乡。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一家饥民的悲惨遭遇；同时也表露了作者当官而不能救民的自疚心情。诗的语言质朴，描写细致，情真意切，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在《对雪》一诗中，作者把自己的小康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苦难作了对照，深愧自己“偷安”、“尸位”，表示自己应作“直士”、“良史”，这种严于自责的精神，对一个封建官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首诗写道：

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闲。五日免常参，三馆无公事。(www.xing528.com)

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牗琼花坠。

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

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芻未缺供，酒肴亦能备。

数杯奉亲老，一酌均兄弟。妻子不饥寒，相聚歌时瑞。

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

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

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

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

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面对大雪，诗人想到了运送边赋的河朔人民，想到了保卫边疆的战士，进而自责自愧，感到自己没有尽到做官为民的责任。其实他为官是尽责的，之所以这样写，说明他更严格要求自己，也暗示了边疆军民之苦是朝政之弊，决非几个谏官可以挽救。全诗感情真切，质朴无华，倾吐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露了作者这类正直官吏的共同心情，很有典型意义。

王禹偁诗继承了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风，而与白居易诗更为接近，故有“白体”之称。他除了写一些时事诗外，也写了一些即景抒情的小诗，清新俊逸，饶有风趣。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诗中描绘了山村黄昏时动人的景色，抒发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政治上的失意之愁也寓于其中，言虽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

王禹偁也向民间文艺学习，他的《畬田词》五首，就是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和民歌的格调写的，生动地表现了山村的劳动生活，道出了劳动者的心声。下录二首：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王禹偁的散文，内容充实，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在语言风格上，继承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笔墨流畅，朴实自然。如《待漏院记》，生动地刻画了三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的形象：一种是勤政慎身，“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的贤相；另一种是欺下谄上、私心慆慆，“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的奸相。在将两种对照之后，笔锋一转，端出第三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庸相。全文构思新奇，意味深长：贤相难出世，奸相不常有，而庸相却多。

又如《唐河店妪传》，写宋、辽交界处的一个老妇，机智地惩治了残害百姓的辽国士兵，揭露了宋王朝不肯组织人民保卫边土，以致边备废弛、边民受苦的弊病，歌颂了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文章借事说理，形象生动，感人至深。

王禹偁还写了一些情趣横生的小品，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王禹偁第三次被贬，出知黄州。由于他累受挫折，郁愤填胸，有时也只有寄情于山水，聊以自解。这篇竹楼记就是在这种景况下写的。作者把叙事、写景、抒情、说理熔为一炉，表现了一种古雅飘逸的生活情趣，笔调圆润，很有特色。文中写竹楼风光和谪居情趣时，作者骈散兼用，娓娓叙来：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作者这样刻意抒写身处竹楼的雅趣闲情，也正是为了暗示官场上勾心斗角的险恶，文中结尾曾发出“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的慨叹，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王禹偁是宋初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为宋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大作家都很敬重他。欧阳修《书王元之画像侧》云：“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苏轼《王元之画像赞》云：“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从创作艺术倾向来看，王禹偁学习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风，但更接近白居易，其诗文风格可谓浅近直白有余，沉郁深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