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审美特征-《宋元文学史》

第四节　宋代文学的审美特征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宋代文学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它是我国抒情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这一时期的文学家，自觉追求文学本体的艺术技巧，创作了具有浓郁情味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以抒情文学为主流的优良传统，开拓了叙事文学的新领域，出现了一些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文学品类。

宋代文学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弘扬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宋代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文学。士大夫是文学队伍中的骨干，这些作家很重视个人的品德和文化修养，关心君国大事，与时事政治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或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现和抒发对时事的感慨，都比此前的文学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宋代文学之中，成为最闪亮、最感人的不朽主题。北宋时，作者多以国力衰弱，不能抗敌御侮为憾。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苏轼、王安石诸人，都有这类诗文作品，他们或直接指斥统治者治军无能，如苏舜钦的《庆州败》：“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或抒发边事的艰辛，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或表示自己愿为国立战功，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或通过历史上的人和事，怀古寓今，寄托对国力日弱的愁绪，如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再和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王安石《明妃曲》：“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即使是一些作品题材狭窄的作家，有时也表现出关注国难的思情，如贺铸《六州歌头》：“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表现了有心报国而无路请缨的愤懑。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春风旌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歌颂了范仲淹父子镇守边关的功绩。在宋王朝南渡以后，作家们爱国热情高涨，他们对统治者丧权辱国、不图恢复的行为极为愤慨，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入侵之敌恨之入骨，国恨家仇涌上笔端，写出了数量空前，质量最优的饱含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作家。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李清照、陈亮、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文天祥等。尽管他们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但爱国忠君思想是一致的。其中如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陆游《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疾《破阵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等，已成为流传千古，老孺皆知的名言警句。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是宋代文学中最为感人的内容，是中国文学园地里最鲜艳的花朵。

第二，充满革故鼎新的创作意识。宋代文学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学，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新型文学，有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

宋代的文学流派，层见错出。就诗而言，影响较大的就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新变派(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人)、江西派、东坡体、四灵体、江湖诗派等，每一流派都有自己的新意，都追求着自己的情味，即使在同一派中，不同作家又具自己的个性，如梅尧臣和苏舜钦同为新变派，但艺术风格不同，梅古淡清雅，苏豪放率真。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戴复古《论诗十绝》诗云：“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跟。”这些话正好说明宋代作家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

宋代的文学体裁，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诗歌、散文、辞赋这些传统体裁，虽然体制大致相同，但艺术风格、写作方法都力求创新。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也算是突破旧体的一种表现。欧阳修《醉翁亭记》不似传统记的写法，苏轼的《赤壁赋》也不是典型赋体的写法。明代孙《与余君房论文书》云：“《醉翁亭记》、《赤壁赋》自是千古绝作，即废记、赋法何伤？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屈原传》不类序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杨子云赞》非传乎？《昔昔盐》非排律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难。”可见，革新固有文体的写法古已有之，而宋代尤为突出。词作为宋代文学的标志文体，更是以新的面貌呈现，其作者之广，创调之多，流派之众，艺术风格之繁，名篇佳作之美，都是空前绝后的。无论婉约派、豪放派，无论柳永、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周邦彦、姜夔，都能推陈出新，自成风流。清代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云：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么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这段文字对宋词的艺术风格分为四大派，虽不甚详备，但比起婉约和豪放两大派之分，较为具体。宋词名家，体非一格，如晏殊父子风格亦不相同，各家都有独特之处，否则无以成名。

宋代不仅诗、文、词、赋等文体更新繁荣，其他文学样式也是面目一新。尤其是小说，不仅继承了唐代传奇体的文言小说，而且产生了新体白话小说，称为话本。话本是一种新兴的市民文学，以叙事为主。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话本或讲史，或讲经，篇幅较长，正文前先附一个小故事，后引入正本，故事开头和结尾常有诗词，中间亦有诗词等韵文点缀，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等。话本的出现为我国文学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为我国叙事文体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宋代的戏剧与前代的表演小品和唐代的参军戏相比，有了新的突破，从内容到表演形式，从剧本体制到语言技巧，都有了新的进展，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完整戏剧样式，为元代杂剧及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很兴盛，诗话、词话大量涌现，其内容丰富多彩，有的讲诗、词法，总结诗词创作经验；有的记叙诗坛词苑里的奇闻轶事；有的重赏析，评论作品优劣。其形式多为笔记和语录体，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富于中华民族之特色。其中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张炎的《词源》等，都有许多新颖的理论和见解，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第三，提倡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宋代的著名作家，一般都与现实关系密切，他们既重视文学的言情功能，也重视文学的明道作用，为了让读者易于接受，他们提倡平易畅达的文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而在语言表达上力求平淡自然，易知易晓，反对雕琢险奇，诘曲费解。黄庭坚《与王观复书》：“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宋自古文运动初，在“文以明道”口号下，就提倡一种文从字顺、自然畅达的语言风格。作家们克服了韩愈文章险怪盘纡的一面，继承了柳宗元的平易清疏的一面。苏轼《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这种平淡自然的审美观在宋代的创作中得以实现。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欧阳修文章云：“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要达到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境地，不是不下功夫，而是要下大功、狠功、长期功。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一小故事：

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云：“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为不但为文，作诗尤当取法于此。

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是宋代文学审美的重要特征，从帝王家到一般平民，都追求着这种风格，甚至还用行政手段提倡和推广这种风格，如科举考试，对为文奇涩、刻意雕饰者，皆黜之。

第四，追求声情并茂的艺术品位。宋代文学是我国抒情文学的鼎盛时期，是叙事文学的发展时期，作家们的主体意识自觉而强烈，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出情味来，特别是在艺术形式方面，追求一种高品位的艺术效果。他们比前代作家更加注重语言的表达技巧，创作时不仅要炼意、炼格、炼句，还要炼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以声律为窍，物象为骨，意格为髄。”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子，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这里都涉及在锤炼诗意的前提下也要讲究字句的清和与声律的问题。

我国文学素有讲究音韵美的优良传统，总把音韵美作为优秀作品的标志之一。作者们充分发掘了汉语语音的审美功能，从《诗经》到宋词，在诗的句式、押韵、节奏、声调、对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规范的诗体，即格律诗。对于诗文音韵美的研究，也卓有建树。齐梁时期的声律论已自觉地总结出音韵美的若干规律，唐宋时期的诗话词话又有了新的发展。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就是音韵美的总要求，即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宋代文学，无论是有格律的文体，还是没有格律的文体，都注重了音韵之美，只是不同体裁有不同的要求罢了。

宋代的散文、辞赋、古体诗，不属格律文体，但它们要求文风平易畅达，清新自然，这本身也就是要求语音响亮流畅，明白动听，如行云流水，自然而成；反对生硬僻怪、佶屈聱牙。即使像黄庭坚，写诗追求新奇深巧；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多受论者批评；但他对音韵之美，并不忽视，其“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宋代的戏曲和话本，本来就是市民文学，多为口耳相传，更应是读之上口，听之悦耳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种说唱文学注重声音的美感比书面文字更为紧迫，其教化和娱乐作用主要是通过听觉感官来体验的。

至于讲究声律的文体，作家们一般都是按律办事的。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王介甫律诗甚是律诗，篇篇作曲子唱得。盖声律不止平侧二声，当分平上去入四声，且有清浊，所以古人谓之吟诗，声律即吟咏乃可也。仆曰：鲁直所谓诗须皆可弦歌，公之意也。”某种文体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些格式和规律，就形成了格律。格律是一种规范化了的模式，创作时应该遵守，所谓突破格律只是指某些局部因内容需要而不得已有所破格，如整体上都不合律也就不属格律文体了。遵守格律是作品音韵美的重要方面。

词是一种格律文体，原本是配乐的歌词，对音韵要求甚为严格，须按调填词，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是一种富于表现浓情的韵文样式。其音韵之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格律本身所赋予的音乐性，因其要与乐曲配合，对字、句、声、调、节奏、押韵等都有规定，按音乐美的原则组合起来成为一定的模式，即使不十分明白词的内容意义，仅按其抑扬顿挫和节奏长短也可得到听觉之美感。另一是字义与字音的结合而形成的音乐美感，即抒情的内容与其相适应的字音所组合的音义统一体。文字内容称为文情，文字声音称为声情，文情与声情的和谐统一，就形成了声情并茂的高品位的艺术。李清照在《词论》中，评论了当时的词家作品的优劣之后，说词云：“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可见词的音韵美和音乐性是其本色。即使是苏东坡的词，虽“不协音律”，但毕竟是局部，总体来看，还是词的格调，仍不失音韵之美，声情俱佳。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谐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后来词虽与乐曲分离，但就词的语言和格律要求而言，仍然体现出音乐美。词这种特性更便于抒发浓情、激情、细腻之情、深切之情，是一种声情并茂的绝美文学体裁，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古、至今还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