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但有大小深浅之分，而不是均衡的、同步的。其中思想文化的影响要广泛和深刻一些。宋代的思想文化领域气象繁荣，活跃开放，儒、道、释各派都有自己的天地，其中以新出现的理学最为重要，理学或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有必要建立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于是理学就应运而生了。理学是经过宋人改造了的新儒学，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内容和解说，使之成为两宋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人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南宋的朱熹是集大成者。陆九渊虽与程、朱派有所不同，但也是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在当时为统一封建阶级内部成员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以儒为主，释、道兼行的思想文化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文学作者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文艺观以及创作实践。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强调了“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加深了文道关系的认识。在宋代整个文学活动中，理学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文以载道”的观点。周敦颐《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理学家从道本位出发，强调了道的重要性，对不载道的浮文空文进行排斥，维护了儒家的道统文统，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把文看成了道的附庸，抹杀了文的独立性，重道轻文，甚至认为文可以害道，把文艺爱好当成玩物丧志，扼杀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主题，扼杀了作者的个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把文学作品变为道学的传声筒，这些消极因素，直接影响了两宋诗文作品，使许多作品不同程度地带上了一些说教气、陈腐气和书卷气。
理学家关于文和道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为文论家所认同。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文学家对文道关系都有所论述，虽然他们也肯定了道在文中的重要性，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和“文与道俱”等观点，但更多的是从文的本体出发去谈如何表现道，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其自身的美学价值，研究文学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而不形于手。”艺就是指艺术形式，即文学作品。这里，他强调了艺的独立作用。王安石把道和文的关系比作器具与它上面饰纹的关系，强调了器“以适用为本”，但也指出“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上人书》)，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通过理学家、文学家不同观点的讨论，通过对文学历史的研究和作者们的创作实践，长期以来见解不一的文道关系问题，在宋代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www.xing528.com)
第二，活跃了文学创作的思想，提高了作者的艺术表现力。宋代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自汉朝以来儒学的改造和革新，它还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成分，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旧儒学重视名物制度和训诂考证，理学则重视性命义理和据文生义，突破了长期以来儒学故步自封的保守倾向，敢于评古、疑古和发挥新义。此外，佛家禅宗思想的流行，揭示了人本来具有的心性，开启了人们随缘任运和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当时，道家思想也很盛行，宋初的几个皇帝还有意倡导道家学说，道家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对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抱着一种达观坦荡的心态。宋孝宗曾作《三教论》，宣传“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人生模式。这些思潮对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在宋代文人的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和发展，以儒为主、释道相辅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对事物看得很通透，对富贵得失看得较淡泊。《容斋随笔》卷十四有云：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穽，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听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这种旷达、冷静和坦荡的人生态度，使文学创作的思想甚为活跃，作家们不受成见局限，重视独抒胸臆，不拘一格，不循旧例，自主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作品内容上，既有如屈原、杜甫、白居易奋进于仕道、忠君爱民的壮歌，又有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归隐在山林、自慰自娱的清曲。各种思想感情毫无顾忌地得以宣泄，题材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各异，派别林立，确有千峰竞秀，百川争流之势。
创作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作家对艺术美的追求，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品性。例如禅宗的修炼方式和谐谑、寄托等表达技艺，启发了文学家的思维，从中悟出了许多艺术灵感和技法。陆游《赠五伯长主簿》云：“学诗大略似学禅，且下功夫二十年。”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又说：“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得更明白：“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把诗与禅类比，揭示了诗有别趣，指出了诗的本质特点，“诗者，吟咏情性也”。有了这一认识，诗人就会自觉地追求诗的美学价值。又如，道家讲求清虚、崇尚自然的理念，对文学观念、题材和创作方法，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宋人追求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反对刻意雕饰。欧阳修《斫雕为朴赋》云：“除去文饰，归彼淳朴。”陆游《读近人诗》云：“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羮玄酒味，蟹螫蛤柱岂同科？”这些认识，都对提高文学的艺术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苏轼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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