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宋元文学史》揭秘！

第一节　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

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8—1279)，历时319年。这个朝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但收效不大，统治集团仍显得软弱无力。然而在科学文化方面，却有很大的发展；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富有特色，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四十里)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定都东京(今开封)，史称北宋。建国后，赵王朝用近二十年的时间，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吞并了南方诸小国和建都太原的北汉，使唐末五代以来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归于统一(除长城一带的辽国外)。为了巩固新政权，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出现了近百年的承平景象。同时，宋王朝对内高压、对外妥协的政策，又导致了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掳去了宋朝的徽、钦二帝，淮水以北的大片国土沦陷。宋室被迫南迁，在南方建立起一个偏安政权，首府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时，民族矛盾成了国家的主要矛盾，广大人民和爱国将士们是民族抗战的主力军，而南宋王朝不但不支持抗战力量，反而对其加以破坏和镇压，向外敌委屈求和，不图恢复。宋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元兵几乎占领了中国全部，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南宋王朝也就完全覆灭了。

整个宋代，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宋王朝接受了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开国的第二年，赵匡胤就采用了宰相赵普的建议，解除了禁军统帅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把全国精兵集中在京师，使诸藩镇都知道自己的军队不如中央，不敢反叛。而且，朝廷对将士调动频繁，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文献通考·兵考》)的局面，以防止兵将之间感情过深而危及中央。此外，又规定了各路转运使负责财赋，死刑案件要报中央复审等。这样，就使军权、财权、司法权都集中在朝廷。在朝廷中，又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由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皇帝。这些措施，有利于全国政令的统一，造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是，这种高度中央集权下的承平局面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在政治上，“冗官”现象严重。宋代继承了前代的教育和科举制，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官吏人才；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名额，吸引大批士子走读书应举之路；对前朝的王公贵族、当朝的官员后裔和文人学士，都给予优厚待遇。这样，官僚机构人员多，办事效率低，“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上三冗三费疏》)。在军事上，由于中央集权过多，将帅调动频繁，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边境有事，皇帝还派宦官监军，使将帅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士兵素质低劣，缺乏训练，许多士兵都是灾荒之年朝廷为了防止灾民聚众造反而招募入伍的，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这就造成“冗兵”现象。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宋朝覆灭，宋王朝几乎每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好割地赔款，屈膝求和。在外敌面前，宋王朝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财政方面，“冗官”、“冗兵”需要大量的费用维持，加上还要向外敌送礼，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赵翼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这就是“冗费”。沉重的苛捐杂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从宋太祖到仁宗时，大小农民起义上百次，且“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修《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整个宋朝，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仁宗时王伦、王则的起义，徽宗时方腊、宋江的起义，高宗时钟相、杨么的起义，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反抗行动。可见，宋代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学，多为封建士大夫所创作，他们自然不会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去反映这些斗争；但他们并不回避矛盾，像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过劳动人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甚至还认识到“官逼民反”的道理，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在民间流传的话本中，也有直接指斥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的，如《错斩崔宁》，还有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些作品，构成了宋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方面。

宋代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处于激烈状态。北宋前期与辽、西夏，后期与金之间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连绵不断，直到最后为元所灭，这是以往的封建王朝所罕有的。所以，在宋代文学中，爱国主义也是贯穿始终的光辉主题。开国不久，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柳开就有《代王昭君谢汉帝疏》和《塞上》等作品，借古喻今，抨击了宋初对辽屈辱求和的政策。此后范仲淹、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等作家，都不乏抒爱国豪情之作。南宋时，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政治上表现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爱国力量包括了人民组织起来的抗金义军(如王彦领导的太行山一带的“八字军”、河南一带的“红巾军”)和朝廷的爱国将士(如宗泽、韩世宗、岳飞、文天祥)等；投降派则是秦桧、贾似道等贪官污吏。当时的文学也表现了这种斗争。以陆游为代表的爱国诗人和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使宋代的爱国主义文学发展到高峰。最后，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的悲歌，告别了沦丧的故国，为宋代文学奏出了悲壮苍凉的尾声。(www.xing528.com)

由于宋代始终处于内忧和外患交相煎熬的境地，因此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格外激烈，带有明显的派别性。北宋时，面对着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局势，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人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一些对立的政治派别。许多有识之士，为改变国难民穷的局面，主张改革，兴利除弊。宋仁宗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在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改革方案，主要是改革吏制，克服官员冗滥和因循守旧的弊病，史称“庆历新政”，但不到两年，在保守派的攻击下，新政失败。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改革，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几经周折，经过十多年，最后也还是失败了。这些斗争对北宋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时，面对外敌的侵入，统治阶级内部表现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政治斗争。作家们对这些斗争是很敏感的，许多人本身就是这些斗争的领袖或重要成员，他们用作品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见解，抒写自己的情怀。因而，宋代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具有较浓的议论色彩，作者的观点和主张，经常是毫不隐讳地直接表述出来。宋代文学中“以文为诗”、“议论入词”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

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其建国后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生产，奖励耕植。宋太祖曾下诏：“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宋史·食货志》)这样，北宋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在初期的百年间，开垦田亩比五代末增加约一倍，户口增加近两倍。南宋时，北方经济遭到破坏，但南方还持续着繁荣局面。宋代不仅农业发达，手工业、冶矿、制瓷、造船、纺织、造纸和印刷也很发达，城市越来越多，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唐代只十三个，宋代增加到四十六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京梦华录》和《都城纪胜》等书曾记载当时汴京(开封)和临安(杭州)的繁荣情况：城内商店、酒楼、游艺场比比皆是，热闹非凡，同时打破了唐代不得夜市的规定，通宵达旦，买卖不断。这给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开辟了发展的场所。当时，以歌舞讲唱为主的诸宫调，已具备戏剧特点的杂剧，还有已成戏剧形式的南戏，在民间已很盛行，从前人的笔记中可知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元代杂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代的话本出现，使我国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说话艺人把故事用活的口语讲述出来，突破了文言的束缚，更便于表现生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话本不受演出条件限制，流行得更广，无论是说古(讲史)，还是道今(现实题材)，都力求故事性强，情节生动，结构完整，引人入胜，表现了我国小说的民族特点。话本和戏曲都是宋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内容广阔，现实性强。比如《大宋宣和遗事》，直接歌颂了宋江等农民起义军，为《水浒传》的先导；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一反传统封建意识，歌颂了张生和莺莺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批判了封建礼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直接源头。话本和戏曲的盛行，表明我国叙事性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宋代这种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宋代文学，也带着它特殊的时代色彩展现在我国文学史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得到了真实深刻的描写；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充分透彻的抒发。宋代文学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崇高使命。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文学传统，在宋代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很大的发展，在我国波澜壮阔的文学长河中，它是具有无限风光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