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元化带来了文学的多元化，而文学的多元化又必然带来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并不意味着无序和混乱，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就文学创作而言，真正的多元化应该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多元、审美追求的多元，是蕴藏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的艺术哲学支撑的艺术思考的多元。它强调的是作家对现代生活的独特探索，对人类存在境域的独到发现，是凭借作家强劲的艺术独创和思想发现而建立起来的多种艺术实践，是超越了现实生活、具有鲜明原创性的多方位的艺术努力。多元化文学格局的实现，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相互争艳的繁荣景象，意味着众声和鸣、自由舒展的审美格局，而且也表明文学内在的潜力将被多方位激活，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将被打开。
文学批评更是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批评，应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展示各种不同的审美思考，呈现各种不同的理性追问，传达各种不同的艺术理想，并在终极意义上为未来文学的发展提供种种新的理论视阈，而不是仅仅将“多元化”当做一把万能钥匙，仿佛只要将它随便往哪个创作领域中一插，都可以打开一扇扇生动而又隐秘的精神之门，展示出文学内在的诸种审美真相。这种用“多元化”来对批评对象进行“一言以蔽之”的做法，看起来很“科学”，也很“全面”，但它只是为那些缺乏冷静分析态度和敏捷判断能力的文学批评者，提供了一种慵懒的思维定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思维定式的直接影响下，这种被不断虚拟了的“多元化”论调，还为各种文学创作的误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为那些毫无艺术发现的平庸写作在审美价值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注解。因为在这种可疑的“多元化”背后，还常常隐含了另一种十分狡猾的思维陷阱，即所谓“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少人正是利用了这一陷阱，以“多元化”作为借口，不仅消解了不同作品之间进行审美比较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而且为那些低俗的、反经典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道理论上的挡箭牌。
因此，面对多元化的文学口号，尤其是面对日趋多维的文学批评本身，重构文学的经典律则，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经典常常存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而这种陌生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现为异端的原创性(39)。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文学发展，都是基于传统经典文学的影响，“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即一种令人烦恼并难以理解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40)。重构文学的经典律则，就是在不断解读和展示经典魅力的过程中，使文学批评的主体深入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内部，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的信度和效度。
1．捍卫文学的经典律则
在《西方正典》里，耶鲁大学的资深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曾将西方的文学史划为四个时代: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所谓的“混乱时代”，就是指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实践，一切既成的艺术规范不断被打破，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低俗的文学和大众化的美学趣味四处蔓延。对于一个崇尚文学的精英意识、经典律则和“审美自主性”原则的人来说，布鲁姆的焦虑与不满可想而知，他甚至不无极端地说道:“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41)在布鲁姆看来，所谓的多元主义其实是混乱的另一个代名词，文化的多元恰恰反映了人类思想的混乱。这种看法显然有些偏颇，因为文化的多元在本质上是人类自由思想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文化霸权的制约，展示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诉求；而且文化的多元本身并不是混乱的根源，其混乱的缘由在于人们利用了文化多元的“合理性”而变得为所欲为，使各种无序的欲望甚至是反共识性价值的言行大行其道——这才是我们必须警醒的地方。
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几个不同时代的清晰特质，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多元”名义而行使“混乱”的各种文学征兆在我们的文学实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陶东风曾将这种情形视为一种文学的“祛魅”——它与全社会的政治冷漠的弥漫、消费主义的高涨、娱乐工业的畸形发达、精神价值的真空状态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从而无情地“祛”了文学经典或精英文化之“魅”。不仅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学者还对这种情形加以盲目的鼓噪，“他们与其说是在研究消费主义，不如说是在鼓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畸形的消费主义呐喊和辩护。其具体表现就是鼓吹和倡导肤浅的日常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和感性崇拜，不但不批判当代消费文化的主体(特别是所谓‘80后’一代)与消费热情的高涨同时流行的政治冷漠和公共意识的弱化，而且视之为所谓政治‘成熟’的标志与盛世景象的表现，并认为这乃是对于现代性的所谓‘超越’”(42)。
从客观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也涌现了一批不可忽视的作品，但是，不尽如人意之处确实不容回避；在多元口号的掩饰下，“混乱时代”的各种文学情形的确有增无减。尤其是面对物质主义的生存现实，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的社会秩序，面对伦理体系不断被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地陷入某种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缺少思考，缺少发现，缺少伤痛。很多的作品，要么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要么是对公众聚焦的简单临摹，要么是对低俗欲望的尽情宣泄，要么是借助“剑走偏锋”的逻辑来哗众取宠。文学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依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只能说明，一些作家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找回必要的人文传统和艺术精神，也没有对自身作为对现代知识的角色与使命进行有效的思考和定位。这也意味着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以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顽强的精神膂力，来回应历史长久的期待，已成为当代作家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作家们将很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艺术之路，也不可能建构起属于自己本民族的“伟大的传统”。
因此，面对这种文学创作现状，如何甄别合理的多元和无序的混乱，梳理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揭示混乱的现实伦理，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作用，已成为人们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布鲁姆的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捍卫文学的经典律则，“在汹涌而来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潮面前，即使我们的顶尖大学如今也力不从心。不过，就算这一潮流会持续下去，对过去和现在的作品所进行的经典遴选仍有其自身的意义和魅力，因为这也是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竞争的一部分”(43)。与布鲁姆持类似想法的学者还有很多，包括消费社会研究的核心人物鲍德里亚，也同样对消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很多中国学者同样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强烈的质疑。这些思考并不仅仅是对精英文化的某种凭吊，更是对多元文化的深刻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为文学批评在21世纪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即对文学经典律则的彰显与弘扬。
2．重返真正的人文空间
所谓文学的经典律则，就是指文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永恒的精神品质，它经过了历史的长久沉淀，成为一切文学艺术自觉尊崇的核心价值。它隐含在一系列经典作品之中，具有“易感性、普遍性、永恒性、正极性和给予性”等特征(44)。但是，多元文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却是常常在过度认同各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对传统的精英文化表现出拒斥的姿态，包括对经典律则的不断消解。它的最为直接的表现之一，便是从主体上追求过度的民主和宽容，从而借助大众的口吻，否认由人类精英文化长期构筑起来的、难以学习和理解的人文传统。这一点是我们在认同多元化的前提下，尤其要警惕和反思的一个目标。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曾从大学教育入手，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反思。他认为，一方面，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一种反精英式的平庸主义文化思潮，“19、20世纪的进步运动所针对的是精英特权，以及寡头组织决心以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今天的反精英主义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权力上。相反，它的攻击目标是各种常被错误地与精英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文化和教育。繁复的语言、复杂的思想、挑战性的教育，以及高难度的形式，如今都被贴上精英化的标签，因此被认为是件坏事”(45)。在弗兰克·富里迪看来，这种反精英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口号是一种庸人主义的民主和包容。“理想的民主参与的前提，是具有智力和责任心的公民，他们自主地行动，并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批评和接受批评。他们成熟，具有责任感，乐于对不仅影响他们，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社区的其他部分的事情感兴趣。当代文化和教育机构发出的信号，显示出并不希望大家按民主理想来行动。相反，他们希望他们的听众是情绪化的，只对自己感兴趣，缺乏好奇心，尚未成熟。”(46)这也就是说，文化的多元主义，表面上看，是民主、自由和包容的体现，而实质上却带有某种反理性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优秀的人文传统都是由精英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需要通过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其中的精髓，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官僚看来，担忧大学面临着学术危机，担心变得弱智，或者担心把公众当儿童对待，这些都完全不合时宜。他们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是教育和文化正在变得更包容……包容从概念上说，被认为表达了一种反精英的和参与性的欲望。对精英主义的敌意现在成为每个希望加入文化精英队伍的人必须具备的。‘精英’这个词的意义也被扩大到描述那些被认为不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或者无法被他们获取的用语、教育和经历。充斥文化生活的平民主义语言充满了敏感，它用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所宣称的艺术和思想上的卓越性。把一个机构描绘为精英化的机构，常常包含着不赞许和责难的意思”(47)。这种借助所谓的民主和包容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教育体制，不仅进一步激化了民众智商的衰弱，而且充满了工具主义的实用色彩，使教育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充当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将优秀的人文传统置之不顾。
这种对人文传统的摒弃，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经典律则的藐视，甚至是解构。被布鲁姆称为“英国最好的批评家”的柯莫德就说道:“经典，它不但取消了知识和意见的界限，而且成了永久的传承工具；不过，经典无法抗拒理性，也就当然能被解构。如果人们对经典不以为然，他们也可以设法去摧毁它。虽然很难看到学术机构，包括招生机构，可以抛弃经典而正常运行，但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也不能由必修课来延续。”(48)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人文传统的重要，并非仅仅为了重塑精英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是维护文学经典律则的首要前提。
重返真正的人文空间，可以重新确立批评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确保他们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艺术使命——他们应该拥有坚定的艺术信念、独立自治的精神操守和专业上的原创能力。同时，任何一个批评主体还必须时刻保持对各种不合理的文化秩序以及生活现象进行有效的揭露与批判，从而尽己所能地推动社会文化向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理想状态前行。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那种盲动的、好大喜功的精神领袖，也不是那种简单的、迎合各种权力机制的工具。他应该在内心深处始终拥有一种对祖国的深沉之爱，对大众的深情体恤，对个体精神空间的顽强恪守，并勇于对现实秩序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任何一个批评主体，首先必须完成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定位，才有可能进一步在专业领域中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从而有效地维护艺术的经典律则。
重返真正的人文空间，就是要以高度清醒的内心意志来穿透一切生存的现实表象，并与一切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现实秩序保持必要的警惕。这是任何现代批评主体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没有警惕就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也就不可能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不可能进入对象的本质，不可能揭示真正的精神真相和艺术本质，更不可能显示出一个文学批评者作为精神劳作者的独特品格。真正的文学批评，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眼光，还需要一种时刻警惕的立场和姿态。因此，面对文化多元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巨大挑战，批评主体应该以平静的心理、严谨的姿态去审度批评对象，力所能及地在批评实践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思考，从而对人类引以为荣的人文传统做出积极的回应。
总之，在日趋多维的文化空间里，文学批评要有效地摆脱平庸主义文化思潮的侵袭，要摆脱感性化、平面化和碎片化等享乐主义的冲击，要清醒地甄别多元化之中所隐含的各种文化病象，并对人类的文学实践做出深邃的艺术判析，就不能轻易地割断一切优秀的人文传统，更不能以适应文学的发展为借口而回避文学的经典律则。真正的文学批评，既要回应优秀的文学传统，又要紧密地跟踪具体的文学实践；既要体现批评主体丰沛的文化积累，又要展示批评主体坚实的专业理论；既要指出文学实践中的种种不足和局限，又要展示文学健康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思考题】
1．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性的蔓延”有哪些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2．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强调文学的经典律则，对于文学批评有哪些重要意义?
【注释】
(1)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31页。
(2)［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32页。
(3)［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38页。
(4)［美］J.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5)［美］J.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6)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135～136页。
(7)［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8)［荷］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9)［荷］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0)王世诚:《断裂时代的肯定性写作——九十年代文学精神及其思考》(上)，载《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第5页。
(11)［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12)［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13)［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14)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www.xing528.com)
(15)陶东风主编:《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16)参见［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前言》，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7)［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
(18)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9)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0)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2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2)戴维·庞特:《鬼怪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23)戴维·庞特:《鬼怪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24)戴维·庞特:《鬼怪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2页。
(25)斯泰西·吉利斯:《电脑化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26)斯泰西·吉利斯:《电脑化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27)凯特·里格比:《生态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28)凯特·里格比:《生态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9)汤姆·科恩:《唯物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30)汤姆·科恩:《唯物批评》，选自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21页。
(31)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2)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33)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34)转引自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8页。
(35)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24页。
(36)［俄］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7)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页。
(38)邢小利:《做文学的守护神》，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第11页。
(39)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0)［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4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2)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
(43)［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44)李建军:《经典的律则》，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5期，第5页。
(45)［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46)［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47)［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48)［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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