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求与宽容：文学批评教程

二、苛求与宽容的双重超越

文学批评正在走向多元的文化空间，各种现代文化思潮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这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因此，从传统的意义上看，21世纪的文学批评，确实在自主自律的层面上开始步入“终结”。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恰恰表明了文学批评所拥有的开放姿态，以及灵活多变的内在机制。这种发展态势，使文学批评在文化阐释的层面上，打开了无限丰富的精神视阈，也为文学批评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立足于阐释，将文学批评有效地延伸到广阔的文化空间，这既是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趋向，也对批评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要适应这一新的批评机制，寻求文学批评的良性发展，批评主体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充实并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律性意义上的理论谱系。综合察之，从批评的自我建设来看，批评主体需要从多方面来加强自己的理论储备，调整自己的批评思维。

1．多元的文化积淀与宏阔的精神视野

文学批评之所以日益走向多维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固然是批评本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文学实践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已经显示，纯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雅俗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已无法适应文学的变化；文学的各种类型也日趋模糊，尤其是叙事类文体，常常在小说或散文之间变得难以甄别，而文体的彼此杂糅，更是屡见不鲜。不仅如此，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各种文化领域，甚至不断地呈现出某些充满新异特质的文化倾向。仅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为例，不仅有底层小说、大话小说、新移民小说，还有玄幻小说、穿越小说、解密小说等。这些小说所包含的精神意蕴，并非仅仅局限于小说作为艺术的审美质感，还有对文化记忆、历史知识以及现代生活模态的大量探索和整合，隐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仅仅从小说的艺术性上进行判断，所有这些小说可能都不具备很高的价值，但是，它们所揭示的一些生存镜像与文化信息，却是异常复杂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意味着，批评主体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丰富的文化理论，从多种角度对之进行诠释，如此才能揭示这些小说的内在肌理。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消费文化的不断扩展，文学的泛化趋势正在扩张，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陶东风曾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性”的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³²⁾。前一种扩散情形非常普遍，像各种经典诗词、绘画和音乐被商业广告所利用，就是极为典型的一种表现。但后一种扩散情形就要复杂一些，也是文学性蔓延的根本之所在。按陶东风的解释:“由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和渗透，由于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知识论对现代本质主义知识论的解构，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了全面的文学化验室倾向。它把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世界，都看成是文本、叙述、虚构或陈述，和文学具有本质上(不是媒介上)的相似性。正因为这样，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文学在大学和学术界的边缘化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只有在今天文学才完成了它的‘统治’，它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已习惯了借用文学研究的术语，历史被看做是故事，哲学、人类学和种种‘主义’理论热衷于被认为是文学特有的那种具体性和特殊性。凡此种种皆显示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化。”⁽³³⁾正因如此，卡勒说道:“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³⁴⁾

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文学已经走向了边缘化，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已经“终结”；但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又指出，文学性却在蔓延和扩散，甚至已经覆盖到各种人文科学领域。像辛普森等人甚至宣称，后现代就是文学性的时代，文学性已在各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应该说，这种判断颇有几分道理，也指出了文学由单纯的自主自律的传统模式向“文学性”扩张的倾向，它隐含了文学的“泛化”趋势及其可能性，尽管文学与文学性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面对文学发展的这些现状，文学批评显然不能缺席。如何让批评有效地介入这种文学性的现场，很多人已开始思考。余虹就认为:“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乃‘研究对象’的危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面对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概言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1．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2．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为区别于‘逃离文学’的转向，我称上述两个重心的转向是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因为它并不转向非文学的领域而是转向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与文学性本身。”⁽³⁵⁾应该说，这种思考虽不完全科学，但对于批评主体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来说，仍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无论是针对纯粹的文学创作，还是针对日益蔓延的“文学性”，传统意义上自主自律的理论谱系和研究思维，都已无法胜任文学批评的实践，甚至会使批评显得隔靴搔痒。因此，就批评主体而言，扩充多元的文化知识积淀(包括大量充实各种现代人文知识谱系，把握后现代环境下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不能仅仅恪守于传统自律性的文学理论)已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面对“文学性”的蔓延和扩散，不仅需要丰沛的人文知识，更需要宏阔的精神视野。只有拥有了宏阔的精神视野，批评主体才能从各种文学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有效思考；也只有拥有了宏阔的精神视野，才能确保文学批评真正地走出自律性的拘囿。

2．苛求与宽容的双重超越(www.xing528.com)

高尔基曾说:“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同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没有联系的，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利用，而且也是不能被他所接受的。”⁽³⁶⁾根据自我的创作体验，高尔基以其特有的艺术良知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向人们发出了这番“喟叹”。如果将这种慨叹延伸到文学批评之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引鉴意义。因为每一个批评主体都渴望在自身的批评实践中道出各种审美“真相”，但是，或受制于自我审美发现的能力，或受制于各种社会文化的环境，或受制于某些功利主义或市侩习气的影响，当批评主体致力于逼近“真相”时，常常会难如人愿。

这种难显“真相”的情形，可以说，自文学批评出现以来，便一直存在。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谈到，人们对文学批评之所以不满，“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³⁷⁾。鲁迅所痛诟的这种批评的“失真”现象，主要是指那些充满市侩文化、完全忽视文学品质、颠倒了艺术黑白的文学批评。所以，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批评看起来只是丧失了文学主体的基本立场，本质上却是对作家或作品的一种“毁杀”，是一切从事批评的人必须极力回避的误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道理，批评的主体在从事批评活动中，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学的守护神，是艺术真相的代言人。诚如有人所言:“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文学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意义世界。即使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存在腥秽与腐败，但只要有好的艺术，有好的文学，那么，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值得留恋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总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说真话。”⁽³⁸⁾说真话、讲真情、道真相，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同样也是文学批评一直恪守的精神要义，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职业伦理。

在这种职业伦理的统摄下，每个批评主体在面对自己心目中的艺术真相时，总是会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突出。法国著名的批评家圣·伯夫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他有一个座右铭，那么，“这个座右铭会是真实，惟一的真实”。维护自我内心的“真实”或“真相”，展示并传达这种价值立场及其审美意义，一直是传统批评努力实现的核心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批评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对评析对象进行严格而不留情面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苛求式批评”。从传统意义上说，批评很多时候就是苛求，即批评主体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和丰沛的艺术阐释，指出创作中的不足，以提请作家和读者们注意；甚至在很多批评著作里人们都可以看到，对批评对象进行艺术上的“苛求”，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责之一。当然，这种苛求又有别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骂杀”，因为“骂杀”并非为了揭示或维护艺术的真相，而是隐含了市侩主义的个人情绪和功利意愿，它与批评中的“苛求”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苛求意味着质疑、判断和批评，它隐含了批评主体作为“立法者”的精神意志，是精英文化主宰社会核心价值时代的一种必然现象。当然，从文学批评的内在素养来看，苛求所需要的并不只是批评主体的勇气，还有智慧——那种来源于深邃思考和审美发现的艺术智慧。这种智慧同样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然而，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当文学发展越来越走向多元的时候，尤其是当文学性在不断蔓延而文学却走向边缘的时候，当消费主义和现代传媒不断推动大众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主潮的时候，批评主体的“立法者”身份已经难以确立，“阐释者”才是更切近于批评主体的角色定位。在这种角色位移的过程中，“苛求”虽然仍是一种必要的批评姿态，而富有意味且有创见的“阐释”则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普遍。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进行了必要的论述。

应该说，阐释并不影响“苛求”，或者说，这两者之间并非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当阐释在文学批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普遍时，我们就需要对阐释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陷阱保持警惕。譬如，当阐释变成自我理念的复述，而批评对象仅仅只是某种观念的印证材料时，这种阐释就失去了批评的价值。同样，当阐释避重就轻、舍本逐末时，尽管这种阐释很丰富，甚至不乏思想的磷光，但它也丧失了批评的有效性。更令人警觉的是，受消费主义的利益驱动，一些批评主体在“阐释”的名义下，以无边的宽容姿态刻意回避批评对象的缺陷，极力夸大其中的某些精神意蕴和文化趣味，使文学批评沦为商业时代的文化广告。

这种借助阐释回避必要的“苛求”而实行过分“宽容”的文学批评，是导致批评越来越失去公信力和科学性的一个潜在原因，也是所有批评主体必须警惕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现状，很多人之所以对文学批评的现状极为不满，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已不是批评在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以及评判标准上的冲突与失范的问题，而是直接体现为批评主体在“求真”意志与职业伦理上的动摇与崩落，从而导致“苛求”姿态的全面丧失，“宽容”之风盛行，“史诗”、“精品”、“杰出作家”、“天才作家”之类概念随处可见。人们所看到的批评文字，常常显得异常的暧昧，无论或骂或捧，都笼罩在某种温情脉脉的关系之中，让人无法确认批评者的真实态度，无法体会到他们捍卫艺术“真相”的基本品质。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商业习气、市侩习气以及传媒习气对批评不断渗透的结果。它使文学批评与文化消费广告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暧昧，批评越来越失去科学和理性的意义，也越来越丧失其内在的思想力度和价值标尺。面对这种日趋异化、严重失语的批评现实，尽管也有不少人在进行顽强而执著的抵抗，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极度世俗化的非正常格局，使批评重返学理性和严谨性的路途上来，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群体性力量。

其实，这种情形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国外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本雅明、詹姆逊还是鲍德里亚、齐格蒙特·鲍曼，都曾针对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文学批评和研究所产生的商业化影响进行过分析和批判。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已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因此，面对这种艰难而又令人尴尬的实利化现实，批评主体必须要确保自己内心的“求真”信念，确保批评应有的独立与智慧，使批评冲破各种暧昧性的格局。众所周知，无论古今，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既不是“酷评式”的简单否定，也不是无原则的廉价褒扬，而是充满了质疑的意味同时又具有严谨的学理精神，不放弃苛求的批评姿态又不乏真诚的交流意愿，拥有丰沛的文化阐释向度又不是无边的宽容或偏激。质言之，这是一种对苛求与宽容的双重超越。

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复杂，文学批评也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纯粹。在日趋多元且难断优劣的现代文化中，批评主体更需要坚守艺术的执著信念，自觉地加强文化积累，并义无反顾地重返批评的真诚之境，用诚实的话语言说自己的价值判断，用质疑的态度传达自己的内在声音，用争鸣的愿望来展示自己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