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甄别与审美创造：文学批评教程

三、资讯甄别与审美创造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²⁸⁾在他看来，“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专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²⁹⁾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奥威尔的恐惧已经成为历史，而赫胥黎的担心却正在变成现实——对于信息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任何文化专制主义显然已难有立足之地，而在“汪洋如海的信息”里，庸俗的文化娱乐主义却愈演愈烈。

正因如此，波兹曼毫不含糊地指出:“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³⁰⁾波兹曼的这一判断，明确地道出了信息时代的潜在危机:当人们越来越崇尚感官满足的娱乐文化，当人们越来越沉迷于各种无规则的庸俗游戏，理性的自省精神便会走向荒废，真理不再成为人们自觉关注的对象，人类则有可能躺在欲望的温床上不知不觉地走向精神的毁灭。

事实上，这种信息文化伦理已经对我们的文学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借助媒介自身的巨大优势，催生了“媒介批评”这一特殊的文学批评类型，使其对传统文学批评构成了尖锐的挑战；还通过对信息文化的开放、迅捷、平等和自由等精神理念的倾力打造，使文学创作由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作家的审美追求也变得繁芜驳杂，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对评析对象的选择变得愈加艰难，批评主体的个体创造和价值评判尤为不易。

1．印刷文化与信息文化的区别

印刷时代是指印刷术出现之后，以印刷品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亦可称为纸质媒介的时代。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口头传播的生活方式，使语言在稳定的文字结构中得以长久留存，也使各种信息以纸质的固态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它有效地激活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使人类自觉地走向自我的觉醒和启蒙。波斯特就认为，西方启蒙思想与印刷术的成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启蒙主义的自律理性个体理论从阅读印刷文章这种实践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并得到强劲的巩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³¹⁾。这段话非常精辟地道出了印刷时代与人的主体意识之间密切共振的特点，说明了纸质媒介对人类理性启蒙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精英文化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可以说，正是纸质媒介的出现，强有力地提升了人类个体的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实现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启蒙。

在谈到纸质媒介这一重要特征时，波兹曼也曾毫不含糊地说道:“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³²⁾为此，波兹曼将“印刷时代”命名为“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³³⁾。相对于波斯特而言，波兹曼从公共话语的角度，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印刷文化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张扬作用，尤其是对人类精神中的逻辑力量、秩序感以及客观性的支撑作用。

印刷文化对人类精神生活所产生的这些重要作用，在本质上，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使一切重要的人文科学在不断走向自律的过程中，获得了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就文学艺术而言，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学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在客观上还控制了文学作品的粗制滥造，为文学走向经典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它也有效地阻隔了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文学批评拥有特定的距离和独立的空间，从而为批评主体发挥自身的个体思考和创造潜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在信息时代，这一情形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当电视、互联网等已逐渐赢得“元媒介”的地位之后，固态化和稳定性的纸质媒介开始走向边缘。如今，这些电子媒介不仅开始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它们不只是向我们提供纯粹的休闲和娱乐，更糟糕的是，它们已广泛地“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³⁴⁾。将一切严肃的话语进行娱乐化处理，表面上看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和美学趣味，实际上是削弱或取消广大受众的理性思考，因为它们并不关注你在“看完”之后能够获得什么，而只是关注你是否在“看”，“看”的过程远比“看完”之后的思考更重要。

为了增强“看”的效果，电子媒介总是不厌其烦地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将影像奉为传播的主要符号。因此，信息时代又被人们称为“图像时代”，与被称为“阐释时代”的印刷时代相比，它不仅实现了媒介语言的彻底重构，而且以快速更迭和永无止境的信息刷新，在动态化和非稳定性的状态下，果断取消了个体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以巧妙的方式遮蔽了人类主体意识的全面彰显。波斯特就曾强调:“信息方式的出现，以及其电子媒介的交流系统，改变了我们思考主体的方式，也带来了改变社会形态的前景。电子文化促成了个体的不稳定身份，促成了个体多重身份形成的连续过程，并且提出一种超越现代的社会形式这个问题，提出了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这个问题。”⁽³⁵⁾事实上，后现代社会之所以愈来愈显得突出，关键正在于信息时代对个体理性空间的压缩，对人类主体价值的忽略，从而使平面化、感官化、碎片化的生存镜像赢得了合理的存在空间。

与此同时，信息时代还充分利用其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彻底取消了纸质媒介对话语传播进行必要控制的一整套模式，使任何不经过理性思考或主体自省的话语，在转瞬之间即可抵达全球。文学写作更不例外。尤其是在互联网中，无需专业化的训练，无需编辑的审读，无需出版机构的研判，任何一种粗制滥造的文字都可以冠以“文学作品”随时发表。可以说，在信息时代，一切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常识，都可弃之不顾。写作成为了一种即时性、时尚化的话语狂欢，抑或是娱乐文化的一种修饰方式。在很多时候，人们将这种文学写作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以反主体、反中心、平面化、碎片化等来对这种写作加以概括，实质上，它也是信息文化对文学创作潜在规约的结果。

如果说印刷时代是一个理性高扬和有序稳定的时代，那么信息时代是一个理性衰微和无序缭乱的时代。如果说在印刷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精英化和经典化的写作，那么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追求的是平民化和即时性的写作。

2．批评主体的资讯甄别与对象选择(www.xing528.com)

对批评对象的有效甄别与选择，既是文学批评的一项基础任务，也是确立批评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批评主体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时，并非随意选择那些并没有多少代表意义的作家、文本或现象，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普泛性、典型性和表征意义，在独到而深刻的解析中传达主体的审美思考，展示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创造。可以说，批评对象的选择，本身就隐含了批评主体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眼光，也是保障批评主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能力的重要前提。

在印刷品作为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面对的主要是以书面文字为主的批评对象。一方面，印刷时代的书面文字，一般都经过了出版机构的精心遴选，经过了较为谨慎的审读与编辑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艺术甄别；另一方面，静态而稳定的书面文字，也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批评目标时，可以时刻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思维，从而在对批评对象甄别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更为全面和科学。因此，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的选择，拥有相对集中的、可控制的范围，而且能够从容地发挥批评主体全面而又客观的理性精神和全局性的眼光。

而在信息时代，由于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已赢得核心地位，人们面对的不只是静态的书面文字，还有大量动态性的网络文字。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使批评主体在有效地选择批评对象时，增添了很大的难度。首先，互联网的开放机制，使文学写作群体无限制地扩张，作品数量也无限制地膨胀，无论是写作者的“泛专业化”，还是作品的“泛文学化”倾向，都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普遍。它迫使所有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在选择批评对象时，首先需要进行文学与非文学的资讯甄别，而不是直接进入纯粹的文学作品。有人曾说道:“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中文文学网站总数在4000个以上，而国内汉语原创文学网站也已超过1500家。一个文学网站一天收录的各类原创作品可达数百乃至数千篇。如目前最大的中文网络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20余万部，日新增3000余万字，总字数超过120亿。”⁽³⁶⁾面对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要进行一种专业化的资讯甄别，并进而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或文本，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网络文学的评断标准通常是借助于“点击率”。“点击率”并非建立在受众的理性阅读基础之上，更不是建立在文学艺术的专业化眼光之上，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商业性。因此，通过“点击率”的高低来进行文学作品的价值甄别，缺乏最基本的科学依据，亦缺乏文学本身的表征意义。这也意味着，面对那些网络上热捧的作家或作品，批评主体倘若将之确定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评析目标，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信息时代给人类带来了无限丰富的信息量，但在强大的信息包围之中，任何个体的人在发挥自身的主体意识时，却变得越来越难。任何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写作境况，既无法从所有原创作品中迅速有效地确立批评对象，又无法借助网络自身的“点击率”来实现目标的甄别。这是文学批评在信息时代所遭遇的巨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信息本身还具有一种明确的消费主义特质，并以强大的传播方式不断地制造各种文化消费的符号。借助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各种现代电子传媒在反经典、反自律的时尚化思维激发之下，不断地创造出各种新型的文化叙事文本。马克·柯里就曾指出:“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的叙事例证有电影、音乐录像片、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绘画、唱歌、喜剧性连环画、逸闻、笑话、假日里的小故事、逸闻趣事，等等。在更为学术化的语境中，人们都承认，在个人回忆和自我表述中的个人身份表达中，或者在诸如地域、民族、性别等集团的集体身份的表达中，叙事都占有中心地位。人们一直对历史、法律制度的运作、心理分析、科学分析、经济学、哲学中的叙事有着广泛的兴趣。叙事犹如普通语言、因果关系或一种思维和存在的方式一般不可避免。”⁽³⁷⁾这些新型叙事文本的不断增殖和转化，通过快速化、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大大强化了自身的商业优势，从而严重削弱了经典叙事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任何一个批评主体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市场法则，不能以市场占有率来确立自身的批评对象，而必须以更加审慎的专业态度，剥离某种商业化、时尚化等非文学因素，确立科学的选择眼光和评判立场。

总之，信息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学创作景观，既自由灵活，又繁芜驳杂；既隐含了某些文学创新的可能，又包含了大量非艺术性的精神诉求。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学创作现状，批评主体在从事专业化的艺术实践时，从资讯的甄别到目标的选择，难度都越来越大。然而，愈是具有难度，就愈是需要文学批评的有效介入，这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责和使命。真正的文学批评，只有通过对一些纷繁复杂的文学现状进行科学而清晰的追踪与考察，对一些具有表征意义的文学作品进行及时而又富于理性的盘点与评判，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创作进行严谨而又富于创见的梳理和剖析，才能彰显批评自身的价值，也才能实现批评主体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所应有的存在价值。

3．批评主体的个体思考与审美创造

文学批评的功能，主要在于有效的艺术阐释、独到的审美发现以及富于启迪性的审美创造。文学批评的创造性，既体现了批评主体的个体思考，又展示了批评本身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是批评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从目标的确定到有效的阐释，最终都是为了展示批评主体的审美发现与创造。

但批评主体的审美创造，必须立足于批评者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只有批评者拥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拥有了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才能够实现其个体的有效思考和审美创造。刘再复在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曾经将批评家视为一种专业化的高级读者，并充分阐述了批评家主体性的价值之所在:批评家“能以作品为媒介，通过自由联想和自由想象，使自己超越了作家的眼界和感觉，超越了作家的意识范围和作品提供的现实限度，也超越了自身的种种一般感觉而达到对美的冲动性的神秘的体验，以至发现作家未发现的东西，感悟到宇宙人生的潜在真理。此时，批评就不再仅仅是科学，而且变成一种艺术，批评家再也不是批评‘匠’，而是真正的悟道的批评‘家’，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自身的主体性”⁽³⁸⁾。这也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个体思考与审美创造，是建立在自身的主体性之上，它既源于对批评对象的有效阐释，又可以超越批评对象，甚至“感悟到宇宙人生的潜在真理”。

应该说，在印刷品作为主要媒介的时代，文学批评要实现这种主体性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因为相对有限的文本和静态化的作品，都为批评主体的个人思考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也提供了相对从容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在此一时期，都自觉地维护了艺术本身的自律性，拥有一系列规范化的价值系统，从而为个人的思考与创造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

然而，信息时代不仅改变了一切批评对象的可控范围，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走向反中心、反理性、反意义、反自律的倾向。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审查机制，文学创作的随意性和自由度空前膨胀，大量作品都颠覆了我们长期形成的文学观念，既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也消解了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而且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以市场化为目标，具有流行文化的短暂性特征。更重要的是，现代电子传媒还以其巨大的时空优势，不断地发布各种体现自身权力意志的价值导向。这一切不仅使文学批评在主体意识的确立上变得更为艰难，使批评主体在充分发挥个人思考与审美创造上变得异常含混，而且让那些即使具有个人独特声音与审美创造的批评变得异常微弱，甚至被人们轻易地忽略。有例为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文学批评中，当某些体现了鲜明的个人思考与审美创造的批评文字出现时，它们要么被公众以“酷评”粗暴地加以嘲讽和否定，要么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潮中迅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