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的审美挑战——《文学批评教程》成果

二、媒介批评的审美挑战

信息时代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型文化伦理，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全面崛起，对传统文学秩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文学发表与传播的基本方式，使创作主体获得充分自由的同时，也使写作变得不再注重专业化的审美追求，而是更加信奉随意性的内心表达。尤其是作为电子媒介核心载体的互联网，它所提供的发表平台极为宽松，没有编辑的专业化审稿，无需被动的文本修改，任何人只要拥有这一基本平台，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且其受众范围可以覆盖全世界。“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胡说八道、文不对题都无所谓，也为通过爆隐私、贴照片吸引眼球的成名战术提供了捷径。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职业，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这些‘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因此，“这是人人可以参加的文学狂欢节，是彻底的去精英化的文学”。⁽¹⁵⁾

这种“去精英化”的文学写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制约，打破了原有的“中心—边缘”这一文学格局，使自由表达与业余写作成为可能，但也使文学脱离了必要的专业性筛查和审核，导致文学的自律性变得模糊不清，写作逐渐滑向更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譬如，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但热闹非凡的，仍是那些反中心、反整体、碎片化的“大话文学”，或者说是一些“快餐文学”。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格局，还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主体的日趋分化。

在传统文学领域中，文学批评始终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其群体构成的要件是必须经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和必要的理论储备。但是，在信息时代，由于电子媒介的自由与开放，文学批评不再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行为，甚至不需要经过必要的理论积淀，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向公众发表自己的批评文字。文学批评在彰显主体自由的同时，也使各种草率的判断、缺乏深度的言说大行其道，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屡见不鲜。文学批评的主体从严格的专业化、理论化逐渐走向大众化、随意化。其中，“媒介批评”的强势崛起，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挑战尤为突出。

所谓“媒介批评”，主要是指以各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载体的文学批评，包括报纸、流行杂志、电视、广播和网络中出现的、适应于大众文化的、短小而通俗的文学批评。它摆脱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建设性，强调批评的即时性、浅俗性和娱乐性。具体而言，它既包括报纸和流行杂志中那些带有新闻性质的评述性文字，广播电视中的那些以批评为主旨的谈话性节目，也包括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即兴式的评述文章。有关媒介批评的主要特征，有些学者曾将其归纳为八种: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众性)。⁽¹⁶⁾尽管这种归纳并不科学，但从这九种特征中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特征，其实都是在消解传统文学批评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规范，并对传统文学批评构成了尖锐的审美挑战。

1．媒介批评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自律性形成冲突

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批评的自律性作为理论参照所进行的批评实践活动。所谓批评的自律性，就是指文学批评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共识性和完整性的理论谱系，是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独立专业的、相对完善的学科依据。一切文学批评话动，包括品鉴、阐释和判断，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其专业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要丰富和发展它的理论体系，使其不断地适应批评自身的发展。它尊崇每一位批评个体的自由和创造，但这种自由和创造是立足于必要的“学理”层面上，符合批评自身的一些基本规范，具有相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在信息时代，立足于电子媒介的文学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自律性的自由写作，同时也是一种反整体的碎片化写作，就像本雅明在《叙事人》中所说的那样，电子媒介向受众传播着非经历的、碎片化的信息，从而瓦解了叙事人通过口口相传所形成的完整经验(故事)。“经验(故事)是在讲述人与接受者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的、有意义的世界经验；相反，信息是无根基的、碎片化的、无意义的事件，它给予受众的只是瞬间即逝的感受。”因此，“电子媒介扩张剥夺了我们对世界(现实)的整体经验能力，将我们置于无意的碎片的信息冲击中”。⁽¹⁷⁾这种碎片化的写作，不需要系统化的知识储备，也不需要严谨的理论化思考，从而导致了文学批评呈现出即时性和随意性的特点。

无论是对批评对象的选择，还是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媒介批评都隐含了现代媒介自身对信息传播的潜在规约。因此，媒介批评的主要功能是强调自身的“评介”作用——“评述”虽不可少，但“介绍”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这也意味着媒介批评之所以追求“即时性”，是因为它体现了媒介本身在信息传播中的即时性要求，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新闻性和事件性等特点。同时，由于受制于大众群体对信息接收的要求，又因为即时性的制约，再加上媒介批评的主体构成自由松散，并不一定具有专业化的知识背景，媒介批评并不需要(也很难做到)系统化、学理化的长篇大论，从而形成了随意化的倾向。这种随意化表现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他们更多地注重对象本身的新闻效应，而不是强调对象所隐含的艺术价值；表现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他们更多地注重个人观点的直接表达，突出是与非的简单判断，而不是依据必要的理论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论证。

媒介批评的即时性和随意性，无疑迎合了现代电子媒介的价值规范，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文化伦理对文学批评伦理的一种强制性规约。它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自律性所构成的审美挑战，不仅表明了信息时代对一些既成的、稳定的批评体系所造成的解构性冲击，也意味着传统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2．媒介批评的感性化与平面化，与传统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形成对抗

作为文艺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恪守科学性的总体目标。批评不是简单的解构，而是通过合理的建构来进行必要的辨析和评判。所谓“合理的建构”，即指批评的科学性，其主要依据是文学在不断走向自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共识性的价值标准，既隐含了对经典文本的集体认同，也折射了其他人文科学成果对文学实践的重要影响。它既是文学理论形成的重要价值谱系，又是文学史形成的核心依据。当然，它也是确保文学批评具有公信力和有效性的基本尺度。

科学性意味着理性。因为理性的缺席，必然导致科学性的丧失。当文学批评强调其科学的属性时，就意味着批评主体必须保持理性的自觉。不错，文学批评离不开批评主体良好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鉴赏力，也离不开敏锐的艺术直觉，像“感悟式批评”等，就是一种直觉化的批评模式。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在一种专业化的要求之下，当批评主体将这些感受转化为文字时，仍然需要理性的分析、阐释和推衍，亦需要严谨的、富有创见的评判，从而使批评保持必要的说服力。这是现代文学批评日益强调的一种基本规则。

信息时代的出现，在给人类的整个文化生态带来革新的同时，也使社会本身陷入了一种新的巨大矛盾:“以最高的知识与理性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无心之果竟是最极端的(也是信息性的)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¹⁸⁾所谓“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其实表明了信息时代本身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撑，在电子媒介的扩张中，不断吞噬着人的理性精神和价值规范，使个体的人在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下，催生了非理性的感性欲望，失去了必要的精神深度和对生存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且，这种感性欲望又与电子媒介所拥有的“仿像”世界形成紧密的精神互动，在一种不断循环的状态中，导致欲望化的生存景象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学者在研究媒介文化时，都高度关注了这一充满悖谬的现象。

在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文学写作不仅由中心走向边缘，而且也不自觉地走向媒介化和欲望化。肖鹰就曾经指出:“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文学的信息化转型:文学不再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叙事，它不再传达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感，不再向我们呈现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图像，相反，文学附着在电子媒介的机体上，以脚注或模拟的方式再现当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电子图像。作为文学灵魂的诗意被‘堂皇’地粉碎了!”⁽¹⁹⁾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附着于现代媒介之中的媒介批评，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感性化和平面化。它们不强调理性的评析，也不追求阐释的科学性，更多地依赖主体的主观感受，在一种平面化的描述过程中完成批评的过程。

这种感性化和平面化的追求，一方面是由于媒介本身的即时性要求——因为时效的关系，批评主体很难拥有较长时间进行理性的审美思考和文本梳理，也无暇从科学性的层面上省察自身的批评实践；而且，信息社会的基本法则就是快速更新，朝生暮死，崇尚信息的奇观化，并不注重批评文本是否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的价值，这些都意味着媒介批评对理性深度的自然回避。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接收对象的大众群体，大多都是以感官化、反理性和反深度的思维来猎取信息，这同样使文学批评在接受层面失去了科学性的意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批评的感性化和平面化，折射了信息文化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消解，当然也使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受到颠覆。(www.xing528.com)

3．媒介批评的大众化和娱乐化，与传统文学批评的精英化产生分裂

从信息接收方面来看，大众化和娱乐化是信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爆炸的社会里，与信息的大量生产和高速传播相伴随的，往往是不同程度的“信息匮乏”——当人们获取的信息远远高于他们的“吸收”能力时，接受主体便会感到信息更加不通畅，作出自己的选择也更为困难。心理学家将这种情形称为“信息超载”。对此，有些专家提出了这样一种“墒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受众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那么，受众又如何通过选择信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施拉姆曾经设计了一个数学公式来说明这一问题:

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

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娱乐化信息带给他们的娱乐过程就是审美的同化过程，娱乐顺应了受众原有的认知体系，它使人获得快感而不需要心理上的改变，不用动脑就可以完成；而其他非娱乐化的信息，常常需要受众发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调用受众原有的经验、理解、决定和判断，对新的刺激加以注意、解释和记忆，方能获取快乐。而这，常常会遭到一般受众的本能式拒绝。

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现代媒介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娱乐主宰一切:在娱乐或享乐原则面前，人们成为一种日益肤浅、浮躁的消费主义者，不仅丧失了消费自主能力和批判鉴赏能力，而且容易丧失植根于文明传统最深层的羞耻心。媒介经营者极端化的产业意识和经营理念为娱乐业开辟了较为宽泛的生存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娱乐业的繁荣和昌盛。信息产业和娱乐业构成巨大的产业链，紧紧地利用和压挤人们包括大学生的业余时间。“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²⁰⁾在波兹曼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现代媒介，“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正是电子媒介凭借其强大的现实渗透力，才使娱乐化火借风势，在人类日常生活里大面积地蔓延。

现代媒介的这一大众化和娱乐化倾向，不仅使文学写作走向了游戏化和娱乐化，而且也使文学批评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大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既迎合广大受众的娱乐需求，又实现了自我宣泄的审美体验。它导致批评主体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注重喧闹，追求所谓明星化的“作秀”效果，诚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在娱乐疾风劲吹的大众媒介的参与下，娱乐界和文化界越来越密不可分，由大众媒介制造的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和酷评家们非但频繁往返于媒体参与搭建的学术秀场，像布道者一样分赏着他们熬制的心灵鸡汤，同时也频频参与‘好男儿’之类的纯娱乐秀场，与娱乐超男和超女们进行着亲密的正面接触。如果说，对于易中天、于丹和《百家讲坛》的走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它们的正面价值，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以及普及等等，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心存质疑，毕竟，大众媒介和文化学术圈的互动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纽带而非学者的文化批评意识为首要宗旨形成的。学者以及讲述内容的选择权最终是掌握在媒介手中的。换言之，学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媒介赋予的娱乐权，尤其是在当前媒介制造的全民娱乐风潮中，学术话语和文化批评中批评品格的失落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²¹⁾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批评主体在现代媒介面前丧失了话语权，但是，就媒介批评来说，批评主体确实缺乏对自身话语权的自觉维护。

媒介批评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大众化和娱乐化倾向，表明了批评主体自愿以狂欢的方式，将自己纳入大众群体之中，为电子媒介的娱乐化添砖加瓦。这种批评实践，直接消解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精英化审美品格，也使文学批评的阐释和建构功能受到极大的削弱，从而与传统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传统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重要的专业，除了要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价值参照，还要针对创作本身提出有效的阐释和判断，并对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引鉴和指导；而媒介批评则以“与民同乐”的方式，取消了批评拥有的独立姿态和精英文化立场。

4．媒介批评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与传统文学批评的独创性背道而驰

在信息时代，所有媒介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而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机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产力。鲍德里亚就指出:“媒介构成了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并遵从着生产力的辩证法。”⁽²²⁾在他看来，这一特殊的生产力，一方面借助其技术优势，通过各种隐秘的信息配置——包括“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等，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过程中，却以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²³⁾。这种消费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向人们暗示了世界历史之冷漠无情而只有消费物品值得投资的，并不完全是广告的语调增值”；另一方面，更为隐秘的是，媒介还“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真正的消费效应恰恰是在于此处，而不是在于直接的广告话语之中”⁽²⁴⁾。

电子媒介在信息配置上的这种消费策略，与其说是体现了媒介自身的商业化诉求，还不如说是消费社会本身的直接产物，或者说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典型的代表，因为“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²⁵⁾。而这正是人类孜孜以求地将电子媒介打造成视觉化之“梦幻工厂”的内在动力，它为商品拜物教的时代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曾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种形态: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其中，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又被称为多国化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化社会、媒介社会、住处社会、电子社会、消费社会、“高技术”社会等。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倾向——商品拜物教占领所有领域，传统道德和情感失去固有的地盘，消费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

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电子媒介还带来了大规模的机械性复制，不仅是工业产品的复制，文学艺术也同样成为可以无限复制的符号化商品。但复制不存在原创性，不需要强劲的创造力。所以，很多人认为信息时代的消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进行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符号，如同满街林立的快餐，廉价而畅销，而个体的原创造能力、批判热情、个性气质却消失殆尽。

在这种消费文化的制约之下，媒介批评的世俗化和商业化也不可避免。有人就认为，“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个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在起作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如何估定价值——这个价值既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也是市场价值，衡量价值的标准及这个价值标准的异动决定了文学消费活动的不同特性”⁽²⁶⁾。事实上，面对“如何估定价值”这一信息时代的文化难题，媒介批评并没有呈现出独立的理性姿态，相反，它依然遵循电子媒介本身的大众方针和消费策略，不断地让批评主体接受媒体的“规训”。

这种规训的结果，导致媒介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独创性背道而驰。“媒体化批评家们在媒体的统一体制规定下，集体阅读、集体思考、集体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不再发现，而是沿着媒体预定的文化路线跟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他们不再判断，而是对规定的判断添加表现‘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这种主体立场的放弃或异化，致使“媒体化批评给予读者的只是关于作品的虚假(过剩)信息的媒体轰炸，它不是让读者进入作品，而是强行将读者卷入关于作品的‘信息’的狂躁症的混合滚动，从而达到出版——媒体——批评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²⁷⁾。所以，媒介批评常常以“嘉年华式”的聚焦方式，在世俗化的伦理语境中，精心制造一个个文化消费符号，而不是提供种种富有魅力的审美发现；它不再关注批评本身在审美创造上的愉悦，而只关注批评的商业化效果。

尽管信息时代以其特有的文化伦理，促使文学批评的主体日益走向分化，甚至利用电子媒介自身的特殊功能，繁殖了包括网络批评在内的媒介批评，并且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批评就可以取代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的文学批评从此走向彻底的衰落。与同精英化的文学创作一样，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里，传统的精英化专业批评依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