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的文学批评教程：透视法批评详解

四、透视法批评

透视法批评是美籍捷克裔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雷内·韦勒克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类型。作为“耶鲁集团”四人(雷内·韦勒克、威廉·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和奥斯汀·沃伦)中影响最大的批评家，尽管韦勒克否认自己是新批评派的成员，但文学理论界普遍认为，他实际上是“二战”后第三代新批评派批评家的核心人物、新批评理论之集大成者，并认为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新批评派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总结，将新批评派的理论推至高峰。韦勒克从语义学角度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强调文学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中心。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诸种概念》等论著中提出的“透视法”，虽然秉承了新批评派以作品研究为重心的核心理念，但他在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中，采取的是以新批评为主兼顾其他的批评立场，提出了注重文学内外部研究结合、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层次进行审美观照的文学整体观，体现了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宏阔批评视野，超越了拘囿于文本研究的既有的新批评理论。

1．强调内容与形式合一的分层文学整体观

在韦勒克看来，一部文学艺术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韦勒克主张将艺术品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⁶²⁾，他反对将艺术品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传统的二分法，主张形式与内容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韦勒克认为内容往往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他以小说为例分析道:“小说中讲述的事件是内容的部分，而把这些事件安排组织成为‘情节’的方式则是形式的部分。离开这种安排组织的方式，这些事件就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艺术效果。”韦勒克选择使用“材料”和“结构”两个术语分别指称“所有一切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和“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并特别说明这并非对旧的一对概念即内容与形式重新命名，而是“恰当地沟通了它们之间的边界线”。因为他所谓的“材料”既包括了原先认为是内容的部分，也包括了原先认为是形式的一些部分，“结构”这一概念也同样包括了“原先的内容和形式中依审美目的组织起来的部分”⁽⁶³⁾。在《文学理论》的第15章“意象、隐喻、象征、神话”中，韦勒克、沃伦申明“意象”、“隐喻”、“象征”、“神话”这四个术语“使我们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把传统文学理论中被分割开来的‘形式’与‘内容’准确地沟通并联系在一起”⁽⁶⁴⁾。

在反对内容与形式二分的基础上，韦勒克提出文学作品是可以分层的整体结构。韦勒克坦言，虽然他曾向俄国的形式主义和德国的文体学家学习过，但“并不想将文学研究限制在声音、韵文、写作技巧的范围内，或限制在语法成分和句法结构的范围内”，而认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⁶⁵⁾。在波兰现象哲学家茵伽登观点的启发下，韦勒克提出了一种从不同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及多重因素进行全面研究分析的所谓“透视主义”。以这种“透视主义”为理论依据，韦勒克主张从结构、符号和价值三方面观照作品，并将作品分为多个层次:①声音层面，包括谐音、节奏和格律；②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并对之做系统的研讨；③意象、隐喻、象征、神话，这是诗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象和隐喻是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悄然转换生成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韦勒克和沃伦称这些象征和象征系统为诗的“神话”。韦勒克自己认为，提出的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这一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旧矛盾”⁽⁶⁶⁾。韦勒克的这种分层结构整体观，为从多个层面和不同维度深入研究文学作品提供了理论支点。

2．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为主综合文学内外部研究的批评倾向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力图在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明晰的分界线。他们提出的将文学理论批评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一著名分类，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影响深远。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思想政治、作家生平、文化心理等关系的研究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他们将那些盛行的侧重文学外在因素研究的方法归为四类:①认为文学主要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因此断定文学研究必须从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着手；②从人类组织化的生活中——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③从人类精神的集体创造活动如思想史、神学史和其他艺术中探讨文学的起因；④从时代精神，即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知识界气氛或舆论“环境”以及从其他艺术的特质中抽取出来的一元性力量，来解释文学。韦勒克、沃伦认为，既有的文学的“外部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⁶⁷⁾。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生命，其意义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感受，也不取决于外在流行的社会价值准则。因此，文学研究的对象既非作者，也非读者和现实人生，而是作品本身。韦勒克和沃伦主张“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过去的文学史过分关注文学的环境和背景研究，而集中精力分析研究实际的作品，重新认识和评价修辞、批评和韵律等才是健康倾向⁽⁶⁸⁾。这种聚焦文学作品本身的关于作品的存在方式、韵律、节奏、格律、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等方面的研究就是文学的“内部研究”。(www.xing528.com)

显而易见，韦勒克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念，深受俄国形式主义、美国的“新批评”等注重文学本体研究的观点的综合影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区分，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内在因素，韦勒克把研究的重心也放在了对文学的内部研究上。但他在理论的包容性上比其他新批评家迈进了一大步，确立了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为主、综合文学内外部研究的批评倾向。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特别申明他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区分为“内在”研究和“外在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他说:“否认艺术与人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设立障碍，这决不是我的意思。”⁽⁶⁹⁾因此，《文学理论》虽然一方面强调“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批评那些属于作品的外部范畴的有关作者生平、所处社会环境以及创作过程之类以文学外在因素为对象的因果式研究、编年史式的解释文学研究方法，并未触及作品的本质，不能恰当地分析、描述和评价文学作品，应对文学的内在结构展开研究，却仍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文学的外部研究”。在《文学理论》的第10章“文学和思想”中，韦勒克和沃伦强调，“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他们结合对乔治·桑、乔治·爱略特、布里奇斯等人的作品的评论说明“哲理诗像其他诗一样，不是由它的材料的价值来评判，而是由它的完整程度与艺术水平的高低来评判的”⁽⁷⁰⁾。由此可见，韦勒克注重作品审美结构“内在”研究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在不忽视作品外在因素方面，较之其他新批评家来说，却显示出了更为全面的研究视野。韦勒克既倚重对文学的存在方式进行所谓的“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拒斥“外部研究”，而是以一种建基于深入研究文学作品之上的综合文学内外部研究的批评理念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新批评理论。

3．穿越历史与现实时空的宏阔批评视野

韦勒克的“透视主义”批评，除了强调文学作品的整体性之外，还有一层意思是:“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⁷¹⁾韦勒克赞同克罗齐认为艺术作品是拥有自己独特生命的价值系统的观点，他承认艺术品具有一种可以称作“生命”的东西，并说它在某一时刻诞生，在历史的过程中变化，还可能死亡，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有关批评家的判断、读者的经验以及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对其他作品的影响重建这件艺术品的历史。⁽⁷²⁾以《伊利亚特》为例，韦勒克指出，虽然作品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仍“存在着”，并一次一次地表现出它的影响。韦勒克并不否认《伊利亚特》存在着一种经历许多世纪仍旧不变的“结构”的本质，但这种“结构”是动态的，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读者、批评家以及与其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头脑时发生变化。⁽⁷³⁾

韦勒克反对那种认为文学研究必须设身处地地体察古人的内心世界并接受他们的标准，竭力排除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这忽视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标准，过度关注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并视确定作家的创作意图为批评的最终目的。韦勒克强调，历史重建论者宣称只需探索原作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其实是不必要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成立的说法。因为我们在批评历代的作品时，根本不可能不以一个20世纪人的姿态出现，“我们不可能忘却自己的语言会引起的各种联想以及我们新近培植起来的态度和往昔给予我们的影响”，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止步于也不等同于作家创作意图和其同时代人的看法，而是一个历代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不断累积的过程。⁽⁷⁴⁾他设想，即便我们能够重建《哈姆雷特》一剧对当时观众的意义，结果却是我们只会排斥此剧所含有的其他的丰富意义，并否认后人在此剧中不断发现的合理含义和此剧有新的解释的可能性。韦勒克推崇的批评姿态，是能从第三时代的观点去看待一件艺术品——既不是批评家所处的时代的，也不是原作者所处的时代的观点，或者纵观历来对这一作品进行解释和批评，以此作为探求它的全部意义的途径。

韦勒克认为，文学不是均匀划一的、一成不变的“封闭的体系”，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累积过程之中，要防止“虚假的相对主义”(价值判断上的无政府主义)和“虚假的绝对主义”(“不变的人性”或“艺术的普遍性”)这两种偏向。他指出，相对主义把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编断简，而大部分的绝对主义论调，不是仅仅为了趋奉即将消逝的当代风尚，就是设定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点都是不完善的，必须用一种新的综合观点取代并使它们成为和谐体，这种新的综合观点使价值尺度具有动态性，但又并不丢弃它。这种新的综合观点就是韦勒克所谓的“透视主义”。他特别说明，这一术语并不表示对价值随心所欲的解释和对个人怪诞思想的颂扬，而是表明从各种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的过程。⁽⁷⁵⁾以“透视主义”观照文学，我们会发现文学既不是一系列独特的没有相通性的孤立的作品，也不是被某个时期(如浪漫主义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蒲柏的时代和华兹华斯的时代)的观念所能完全束缚的一长串作品。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

因此，以“透视主义”来研究某一艺术作品，要承认一部作品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必须能够同时指出它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既要把作品置于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考察它在当时当地的意义，又要注意到这种意义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要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⁷⁶⁾以对艾略特的评价为例，韦勒克一方面指出，“艾略特是二十世纪英语世界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批评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韦勒克又不满足于学界对艾略特批评成就的评定，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评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不能简单地按照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一对立来说明艾略特的诗歌审美情趣与他自己解释的他的传统归依。尽管艾略特具有古典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他的审美情趣却可以划入中世纪—巴洛克—象征主义这一传统”⁽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