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的社会与历史再现

一、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文学批评方法中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方法体系，同时也是人们最为熟悉和常用的批评方法。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就其性质来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与历史，文学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再现。因此，这一批评方法重视对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注重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当然，社会历史批评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方法体系。

尽管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是“后现代”、“结构”、“解构”，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和方法，但如美国批评家魏伯·司各特所言:“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力量。”⁽³⁾甚至，连不大赞成社会与历史批评方法的韦勒克也说:“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⁴⁾正因为如此，在众多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中，社会历史批评的运用范围最为广泛，而且，对其他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渗透力也最强，可以说，它是一种最基本与主要的文学批评方法。

所谓社会历史批评，就是一种依据文学的社会属性，将批评对象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并注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和评价文学作品及其现象的一种批评方法。其核心在于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而“社会历史”是一个难以定量分析的概念，并且，伴随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人们也在赋予社会历史批评以更新、更丰富的诠释。

1．社会历史批评的源起

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批评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有关文艺社会功用的说法。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尤其在文学尚未得以自觉发展的早期就更是如此。就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并非仅作为纯文学作品而存在。所谓“春秋时政治、外交场合公卿大夫‘赋诗言志’颇为盛行”⁽⁵⁾。而古代诗歌的采集也是有意为社会教化服务的，这就是古籍上说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⁶⁾的采风制度。

注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更是集中体现在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上。《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话意思是:诗歌具有感发振奋人心、帮助人们观察风俗的盛衰以及团结人们和针砭时弊的作用。孔子肯定了文学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这是很宝贵的，但“事父”和“事君”则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可以说，孔子这一观点是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批评的源头。古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批评，尤其注重社会生活对文艺的影响及作用。《左传》有“季札观乐”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访鲁国，遍听各诸侯国的音乐，季札从《周南》中听出“勤而不怨”，从《邶》中听出“忧而不困”，从《郑》中听出“其细也甚，民弗堪也”，认为郑国歌声细琐，反映其政令苛细，百姓已不堪忍受。这说明季札已经把文艺与政治教化结合起来，认为社会时政能影响社会和生活其间的人，而人们的感情思想又会反映到文艺作品之中。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评介作家作品，考察作家生平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较有影响的是《孟子·万章下》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孟子认为，要评价和了解作家作品，不光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知人”是了解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论世”则不仅要了解社会时政、世态人情，还要联系作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状况。孟子针对当时的断章取义、比附穿凿之风，提出了“以意逆志”说，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其要义是反对望文生义，片面割裂章句，强调把握全人全篇，以便深入阐析作家的心志。作为我国古代影响久远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在历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王国维曾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⁷⁾认为在评价作品时，应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并注重“以意逆志”的方法，进而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评析。中国古代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评价文艺创作的批评方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从汉代《诗大序》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到魏代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梁代刘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以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无不受此影响。可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古已有之，并在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古希腊，西方古代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往往是与善恶伦理的评判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评论史诗、神话与戏剧，一般都把社会功用放在突出的位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文艺应该“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以使文艺符合培养“城邦的保卫者”的重要使命。在对文艺逐一进行审查后，柏拉图认为文艺摹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了人的理性，使“城邦保卫者”失去了勇敢无畏的品质。悲剧艺术也助长人们不良的感伤癖和哀怜癖。即使是喜剧也是投合人类“本性中的诙谐欲念”，滋长了不利于社会城邦的下等人习性，并认为摹仿艺术既亵渎神明、又贬低英雄。基于此，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向诗人下了逐客令:“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柏拉图深知艺术之美，却因“它们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⁸⁾。正因如此，柏拉图是古希腊第一个把社会功用确定为审查文艺首要标准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文艺服务于社会的人，还是第一个深谙艺术但为其政治理想却不得不牺牲艺术的人。

亚里士多德既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又注重文艺的娱乐功能。认为艺术就应使人产生快感，否则就谈不上是艺术。在《诗学》中亚氏认为悲剧给人的快感是:“借引起怜偶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⁹⁾“陶冶”原文katharsis，即“净化”。朱光潜则认为:“‘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而能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¹⁰⁾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摹仿艺术的感情传达与效果，所以他强调悲剧主人公“宁可更好，不要更坏”⁽¹¹⁾。如果悲剧主人公与一般人没什么差别，势必会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也有悖于西方悲剧的庄严与崇高，文艺的社会功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引起我们适度的怜悯与恐惧，并将怜悯与恐惧的不适度向适度的情感靠拢，进而将美德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品格，这才是悲剧的净化作用及其最终的社会功用。

贺拉斯十分注重文艺的社会功用与教育功能，要求文艺必须是高贵和优雅的，文艺应表现高贵的人和伟大的事业，强调文艺应在情节的整一安排和语言的高贵优雅方面下工夫。他在《诗艺》中认为“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种判断力来自创作者的知识、思想和道德，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对于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也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写得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虽是指符合奴隶主阶级的情理，但强调了文艺创作是一种重社会功用的理性活动，也较早地注意到了文艺摹仿现实的作用，“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在肯定艺术摹仿现实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寓教于乐”说:“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¹²⁾“寓教于乐”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文艺的审美、认识与教育作用的辩证关系，肯定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以及文艺的社会效果与作用。以上西方这些文论观点、批评理论与方法，极大地影响着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2．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代表理论及其发展

在西方社会历史批评的发展演进中，真正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近代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维柯考察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探讨了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认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同人的生命成长过程相类似，他还根据希腊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研究荷马史诗，提出了“特定时代，特定方式”的主张⁽¹³⁾，后经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的阐述，社会历史批评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得以完全确立的，应是法国的批评家丹纳；而使社会历史批评得以有效运用和深入拓进的，则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过杰出理论建树的文艺理论家。

(1)文学发展的“三要素”说

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社会历史批评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国。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在开创社会历史批评方面有着很大影响，她试图从文学与宗教、风俗和法律的关系来解释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从而开创了一代文学批评的新风。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明确提出:“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我是想指出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她以荷马与希腊社会、莎士比亚与英国社会的关系，来论证伟大作家也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其审美标准和能力也与其社会及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认为，西欧南方独有的空气、树林、溪流等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赋予南方人感情奔放、想象丰富的性格，但南方人却又大多不习惯于持久地思考，因而南方的诗歌“远不能和沉思相谐和，远不能激起思考所能感受的东西”。她还谈到文学语言的构成与自然地理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斯达尔夫人认为北方的德语和南方的希腊语，虽然风格和结构近乎一致，然而德语“有希腊语之难而无其美”，但却“比所要表达的思想还更有力量，这就使得文风常常有力而单调”⁽¹⁴⁾。她还以大量篇幅论证了因西欧南方与北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造成了风土人情和人们性格与气质方面的明显差异，从而形成了西欧南方和北方文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的文学发展“三要素”说，受到当时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他在《艺术哲学》等著述中提出了文学发展“三要素”说，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发展的“要素”或“根源”，分别代表了文学发展的“内部主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量”。作为“内部主源”的“种族”，主要是指人的“天生遗传的那些倾向”，在丹纳看来，一个古老的种族尽管可以“经过30个世纪的变革而起着变化”，“然而在它的语言、宗教、文学、哲学中，仍显示出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¹⁵⁾；作为“外部压力”的“环境”，丹纳认为住在北方地带的种族，“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而住在南方的另一种族“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情感和气质方面的发展”。丹纳认为正是“环境”因素造成了南北方种群间的差异。而作为“后天动量”的“时代”要素，丹纳阐析了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德斯，他们虽同是古希腊人，但由于其所处的具体时代不同，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丹纳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孤立的，都应“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¹⁶⁾，而且联系“文学发展三要素”进行评价与阐析。

丹纳与斯达尔夫人提出文学发展的“三要素”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法国的风行，影响和波及了欧洲各国，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19世纪欧洲文坛的社会历史批评。他们的文论虽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由于其历史与时代观的局限性，丹纳与斯达尔夫人在考察决定文艺生产与发展的因素时，往往忽视了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而且他们都把自然条件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程度，因为这些外部条件毕竟总是要通过社会内部、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因而，其理论的局限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

(2)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再现

由于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侧重从社会与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因此，它非常重视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与文学的社会作用。俄国的别林斯基就极力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文学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应该是社会赋予它以生活，而不是它赋予社会以生活。”⁽¹⁷⁾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须臾不能脱离生活，现实对于生活的重要性“有如燃油之于灯中的火，或者，更进一步，有如土壤之于它所培养的植物”⁽¹⁸⁾。别林斯基认为只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才能获得持久永恒的艺术生命。由于深谙文学批评的审美特点，别林斯基对于抹煞文学本身特点的乏味说教深表厌恶:“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¹⁹⁾他认为果戈理的《死魂灵》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杰作，就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社会思想的深刻性和形象惊人的艺术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学位论文中，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公式:“‘美就是生活’——那些含有生活的东西正如我们所希望的，便是美的；那些显现生活或者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东西，便是美的。”他坚持美是社会现实所固有的，并不是由社会现实以外的任何领域所能赐予的。“美就是生活”给予了真正的艺术一种神圣的社会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美是属于社会现实自身，而艺术中的美则是社会现实美的再现和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艺术只有跟历史和时代的先进思想发生密切联系，才能拥有活力并赢得人民的真正喜爱。他主张艺术家应成为社会的教师，文艺作品应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并且，应该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他肯定艺术的任务是再现现实和解释现实，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评判。(www.xing528.com)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活动，捍卫和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文学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巨大意义，是不流血的战场上的“有力的武器”，是“社会欲望第一个表达者”，它要为改善社会这个事业服务。文学以其不同于科学的特有形式再现生活、解释生活，对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判决”。文学的这种作用不是一种强制的力量，而是平心静气地说理，以激发人的思想和感情。他十分重视文学批评活动，指出文艺批评应从文学再现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出发，认为批评的第一项任务是“发现事实，指出事实”⁽²⁰⁾；第二是“根据事实进行评判”。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正确阐明作家所描写的形象与象征意义，“从事实出发的现实的批评，对读者才有某种意义”⁽²¹⁾。

俄国19世纪三大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方法，可以说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发展与延伸。另外，像赫尔岑、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等，都侧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分析与评价文学作品及现象，注重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再现。

(3)文学向社会历史的深层深入与拓进

马克思主义使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方法置于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并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包括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契等，他们就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了许多迄今仍有着不少真知灼见的批评佳作。关于艺术的社会属性、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创作方法的理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述和阐析是独特而有创见的，他认为任何作家的文学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诗人表现的思想感情，他笔下的形象，他的文学风格，他的乐音等等，以至他的细节，无不细致入微地依存于社会基础。”⁽²²⁾他还认为，如果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感受绝对是个人的，则它就没有任何社会意义。面对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现象的文学，批评家首先要把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对文学所传达的社会本质进行科学分析。不仅要对文学与社会阶级关系进行深刻阐析，而且还应当对其进行美学的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应该注重对社会关系及历史时代给予作家作品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卢卡契强调文学是对客观现实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建构的“物化”关系掩盖了，从而模糊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为此，卢卡契指出:“伟大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废寝忘食地按照客观本质去掌握并再现现实。”⁽²³⁾他强调文学要对社会现实生活作出整体反映。卢卡契认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表现了整体真实的杰出作家，他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表象中，敏锐地把握到了资产阶级整个上升时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与最本质的金钱关系”。他还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莎士比亚总是让人的问题从他的时代的历史斗争中明显地突出来，并进行高度浓缩和概括”⁽²⁴⁾。正是这种人与社会历史的冲突，才得以揭示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20世纪初社会剧烈变革带来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也为社会历史批评进一步拓展其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契机。英国批评家考德威尔认为文学批评应坚持社会历史的视野，应有积极参与社会现实斗争的立场，并尝试从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中考察文学的本质和意义。他认为诗歌决不单纯是现实世界的幻象，也并非来自个人，而是来自社会历史的现实。他批评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已演变为僵化的自然主义和温情的资产阶级幻象:“事态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通过社会关系的小修小补，通过艺术手段使本能适应环境已于事无补了，社会关系本身必须重建。”⁽²⁵⁾考德威尔在这里强调了文艺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

法国批评家戈德曼强调对文学作品结构要素与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关系的阐析。他认为文学艺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集团紧密相连，文学作品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源性。以往的批评方法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系功能的考察，从而影响了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学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戈德曼在其代表作《隐蔽的上帝》中，将文艺与特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发生结构主义的考察研究，强调将文学批评深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功能化的结构之中，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企图对一种特殊的社会境遇作出有意义的反应。⁽²⁶⁾戈德曼在注重文学作品审美因素的同时，还侧重分析政治、宗教和阶级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进而将批评的重心深入并拓进到社会历史深层结构之中。

社会历史批评得以深入和拓进，还与文化因素的渗入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化学的拓展，使其能将文学活动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有机部分来透视阐析，这种趋势到了当代英国的伊格尔顿那里，已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伊格尔顿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少诗人，“他们注意的是文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²⁷⁾。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阐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性与理性、欲望与精神的严重分裂，以及社会现实的审美失落的问题，因而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发展，来对整个社会历史现实中的审美现象与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考察，更多地注重社会历史中的审美现象与意识形态运作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呼吁文学批评要以一种“介入者”的姿态，关注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在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学术视野以及历史进程中，推进文学批评向社会历史深层拓进，深化文学批评向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延伸。

3．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原则与特征

文学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而构成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除了指当时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之外，还包括社会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现在仍起作用的一切社会文化成果。以文学与社会关系为基准来考察和评价作家作品，这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总体原则与特性，包括以下三点:

(1)将作品置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联系作家的生平创作与时代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在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再现，这是社会历史批评所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与特征。因此，社会历史批评注重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注重社会时代、历史环境、现实生活对作家创作及其思想观念的影响和作用。法国的丹纳就运用社会历史批判的观点阐述了文艺的发展历史，说明了种族、环境、时代这三大要素对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文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始终把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求文学艺术家应积极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学的发展。俄国19世纪三大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紧扣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深刻剖析文学艺术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杜勃罗留波夫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剧作，置于俄罗斯封建专制制度这一社会历史大背景之中，深入地阐析了该剧作展示的不仅是个人悲剧，同时还是社会悲剧，并将剧中的女主人公卡德琳娜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可以说，别、车、杜三大文艺批评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在一系列文艺评论中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促了俄国进步文学的空前繁荣。

社会历史批评还要求联系特定的作家作品、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状况来进行综合分析及具体考察，譬如对于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归隐，仅从个人人生态度角度来看是具有消极性，但联系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入具体的考察，就能理解陶渊明的归隐是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从而给予作家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

(2)注重对作品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及倾向性与社会认识功能

社会历史批评注重对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具体阐释，通常以真实性和倾向性为标准，揭示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与历史意义。所谓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生活画面，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社会现实生活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英国批评家瑞恰慈就真实性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真’的最常见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可接受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读者所认可的接受效果，二是作品所具有的内在的必然性。”⁽²⁸⁾因此“真实”的内涵就应包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杜勃罗留波夫也说:“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他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他的描写的真实性。”⁽²⁹⁾如果文学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就不能达到使人认识生活本质的目的。由于文学的真实可以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因此，它可以比实际生活更具有精神的感染力。许多优秀的中外文学艺术作品，尽管相距遥远，却仍能催人泪下，令人荡气回肠，就因其蕴含着真情实感。艺术家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渗入其思想倾向于作品之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多个青春女子的形象，其中就饱含着作家对这些女子不幸命运“怜香惜玉”般的同情与怜悯，同时还渗透了曹雪芹那种人生虚无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可见，社会历史批评注重文学思想倾向性和社会认识功能。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生活，毕竟是通过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途径来实现的。

(3)侧重于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联系作品的社会内容来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审美价值

社会历史批评侧重于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联系作品的社会内容来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审美价值，因为文艺的价值是贯穿在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之中的，而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是无法剥离的，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是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不断的发展拓进中，强调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社会历史批评并不排斥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分析，因为“不同的诗的形式会产生神奇的巨大效果”⁽³⁰⁾。但是社会历史批评从来不单就形式而谈形式，而是侧重于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侧重于联系文艺作品的社会内容来谈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社会历史批评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时，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而是力图把握其潜在的社会历史内涵，以揭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力图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对它作出全面的评价。它重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注重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思想意义，以此确定文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这几乎成了社会历史文学批评的一种惯例。可见，社会历史批评对于发掘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无疑具有其独到之处。

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历史批评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极“左”思想的干扰影响下，不少批评者把文学批评作为政治的图解，将文学批评视为时政的简单说明，甚至将文学批评引向狭窄化、简单化乃至庸俗化，文学批评主体几乎成为政治路线的传声筒。由于某些批评者过多强调社会生活及历史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文学的审美因素和价值的倾向，有些批评者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主体性和审美性，这就容易使文学批评沦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工具、一种诠释道德伦理教义的载体、一种围绕运动风向转动的附庸，流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甚至流于以政治取代艺术的偏向。当然，这种扭曲的病态的现象，并不是社会历史批评正常发展的表现。

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不应该，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认识。文学批评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它还必须着眼于审美价值的追求。别林斯基曾说:“历史的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将艺术本身的美学要求置于不顾。我们还要说，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³¹⁾可见，仅强调文学批评方法的科学性而忽视其审美性，显然不能叫做文学批评，也谈不上批评方法的良好运用。文学批评方法在本质上应是“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一种批评实践。强调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轻视社会观点与“历史观点”，因为文艺毕竟是人类对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社会历史生活所作的一种艺术把握。换言之，文学批评方法既然注重“美学观点”，它必然就应包含着“社会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也是不断发展与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