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价值谱系:批评主体的立场
文学批评无论是侧重于评判还是侧重于阐释，都要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与精神价值的取舍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价值立场，他相信自己的价值立场是与人类精神文明的正价值相吻合的，是在一个规范的价值体系中进行文学批评。人们期待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是公正的，这就需要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活动时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崇高的文学操守，从而尽最大的努力摆脱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以及各种世俗利诱对文学批评的干扰。文学批评家对于社会、人生和文学的自我认识和理解决定了他的价值立场的选择，价值立场是文学批评家对社会、文学发展的自我认识和理解，是个人言说的依据。文学批评家在价值立场上的表现取决于他的独立品格。越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批评家，越是具有鲜明、坚定的价值立场。
文学批评家的价值立场历来受到优秀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在注重文学批评的判断功能的时代固然如此，在强调对话和交流姿态的现代阶段同样如此，这是因为文学作为精神产品，要作用于人的心灵，必然体现为一种精神价值。英国的理论家阿诺德就指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改良社会人生、思想文化道德的工具，文学批评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57)。丹麦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则更明确地认为文学批评对心灵具有指点方向的意义，他说:“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批评移动了山岳，权威的偏见的、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58)批评主体的价值立场决定了他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他必须要对文学创作中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精神内涵进行价值分析和判断，从而体现出文学批评的评判功能。在文学史中，为了反对文学批评以审判官的姿态粗暴地否定文学作品，有人主张取消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如法国作家莫泊桑就要求批评家“应该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
针对这种取消价值判断的观点，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新批评”的开创者之一瑞恰兹就认为，尽管“新批评”强调的是形式主义批评，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价值评判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新批评”始终把价值问题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他说:“批评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两大支柱便是价值的记述和交流的记述。”(59)在《文学批评原理》中，他还专门设了“批评家注重的价值”、“价值作为终极真理”、“心理学价值理论”讨论价值的三章，并在这本书的附录里专收了一篇题为《论价值》的短文，瑞恰兹指出要取消价值判断的观点和做法是荒唐透顶的悖谬言行，他认为:“价值理论并不是文不对题，脱离了人们想象中的深入文学艺术本质的探索。因为如果说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那么同样确凿无疑，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60)
文学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其价值立场是否明确和坚定，与文学批评家的知识水平、性格信仰、人生阅历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价值立场的选择也折射出文学批评家对现实社会和文学发展态势的分析、把握和预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前，要坚守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批评家不仅要对人类文明的正向价值有着清醒明确的判断，而且要在世俗社会的各种利益诱惑和各种权威的威逼下能够做到不丧失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批评家具有卓越的才华，但或者因为经受不住金钱等物质的利诱，或者因为屈从于政治威权的胁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丧失自己的价值立场，说出与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相悖的话来。
1．注重核心价值与共适性价值的辩证关系
世界文化的格局逐步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这带来思想文化的自由与活跃，但也使得价值判断笼罩在相对主义的迷雾之下，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家要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也就显得更为艰难。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都离不开时代的特殊语境，离不开时代精神的约束。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形态下，都会有相应的核心价值。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首先要抓住时代的核心价值，这样他就能够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去审视文学批评对象。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具有多重价值指向，既包含着道德价值，也包含着知识和思想价值，更包含着审美价值。完全以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来衡量文学作品，就难以充分全面地彰显作品的内在价值。无论是道德价值，还是审美价值，应该还有另一个价值判断的尺度，这就是人类文明积淀的共适性价值。共适性价值是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生存和文明存续的普遍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中逐步积累的积极成果；它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在认识共适性价值时也要避免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共适性价值也具有历史相对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内，共适性价值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如果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么它就会与共适性价值相契合；同样，共适性价值在任何时代都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核心价值与共适性价值具有辩证的关系。
文学批评家要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坚定自己的批评信念，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就特别需要处理好核心价值与共适性价值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与共适性价值相冲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重视从人类文明的共适性价值中吸取营养，并使之适应现实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人类共适性价值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的呈现方式和发展。当然，在特定的时期，比方说在阶级斗争激烈的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将共适性价值变为一种空洞、伪善的口号，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一形势，必须反对那种超历史的、一成不变的、书本主义的共适性价值观，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承续了以往的文明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勾画了人类共适性价值的蓝图。过去人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共适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共适性是融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同样在这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明确宣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就在于，要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探索和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正是体现人类共适性价值的人文理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共适性。
2．体现崇高的精神担当
文学批评家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就会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担当。一个具有精神担当的文学批评家就不会沉湎于现实，徘徊于眼前，他的内心一定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他的文学批评实践是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理想，为了张扬文学的价值。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位文学批评家，他表示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为了求得酬报，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这永生必须包含在你的我的融化中，在无边至福的感觉中!”(61)在他的批评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褒扬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阐发文学作品中的伟大意义，也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亵渎文学的言行，他的坦率和直言也遭到一些人的侮辱和攻击，甚至公开散布诋毁他的谣言，但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的价值立场，相反，他更加坚定地说:“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62)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体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文人气质。中国历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大多具有这种文人气质，因而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凸显出为社稷、为黎民的精神担当，他们也将这种精神担当作为批评文学作品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以载道”是一条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标准。
时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地更迭，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到“文以载道”的代代传承，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精神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而文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是人类精神解放的有效工具。“文以载道”尽管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对“道”的解释会带上时代认识的局限性，但文学应该承载“道”也就是承载精神价值的立场却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家既以“文以载道”为宗旨去评价文学作品，同时也以“文以载道”的宗旨要求文学批评活动本身。在当代，“文以载道”之“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对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类共适性价值的内涵。
3．贯穿严肃的政治情怀
文学批评家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就会在文学批评中贯穿一种严肃的政治情怀。文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批评更是如此。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就在于它始终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批评家不像学者那样可以躲进金字塔内，藏在故纸堆里，以此来回避政治的干扰。批评家需要有清醒的政治意识，有严肃的政治情怀。一个优秀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就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参与到社会政治之中。许多政治思想家也关注文学批评，并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属于这样的政治思想家，他们不仅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而且将文学批评作为他们政治论文的论证材料，他们的这些文学批评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怀。马克思明确指出:“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63)恩格斯就十分关注当时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变化，当狄更斯等作家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作为他们小说的表现对象时，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称他们“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64)
一个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情怀应该是严肃的，就在于他的政治情怀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他的政治情怀不是附庸于政治权力的媚态和非我态，因此批评家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保持协调一致的状态，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批评屈从于政治权力，逐渐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有的文学批评家远离政治，淡薄政治情怀，却又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事实证明，那种淡薄政治情怀的独立品格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社会责任和精神担当为代价的，因此也是很脆弱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要保持政治情怀的严肃性，就必须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在多元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家更要关注社会多种政治诉求，力戒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成为政治利益的短视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当代世界政治取向的趋势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吉登斯的两个基本概念。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生活政治则是指应对现代化发展中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的政治策略，“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65)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种政治模式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并不是谁取代谁的态势，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文学批评家应该在两种政治模式的辩证关系中确立自己的公正的价值立场。
4．显现高尚的学术人格
文学批评家不仅要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而且要真正做到自己的价值立场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相一致的，是与真善美相吻合的；这既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学识和世界观，也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人格修炼。法国启蒙时期的伟大作家狄德罗是这样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的:“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朋友。你想当作家吗?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而我们除了被自然中的两项最有力的东西——真理和美德深深地感动以外，还能被什么感动呢?”(66)在狄德罗看来，人格力量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这是非常中肯的见解。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灵魂，文学作品是通过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达到对人类灵魂的陶冶作用的。作家自身的人格修炼必然会影响到他在自己作品中的精神建树。因此狄德罗强调作家要有美德，即要有高尚的人格。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批评家也同样要有美德。显然，狄德罗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是通过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创造的，特别是只有通过批评家的阐释才能完全实现。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家是与作家一起共同完成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一部文学作品能否经受经典化的考验，最终成就为文学经典，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其中作家和批评家的人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当批评家意识到自己的批评实践是为人类文明创造和积累精神财富时，他应该会以一种大公无私的博大胸怀来对待自己的文学批评。在批评时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既不屈从权势，也不被金钱利诱；不让批评文字沾染上江湖气和铜臭味；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把文学批评营造成一个神圣的精神殿堂。当然，纯粹从写作技巧上说，批评家的人格并不会对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有的批评家因此就认为，批评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评判活动，与人格无关，强调批评家的人格修炼是一种过度道德化的要求。其实不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即使是以一种非常客观的姿态进行写作，批评家的人格仍然会在字里行间和价值取向中显现出来。人们从那些特别刻毒的或嘲弄的文字、特别轻蔑的或狂妄的态度、特别偏执的或武断的观点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批评家在人格上的欠缺；人们也会从那些充满热情的、善意的、严肃的或平等商榷的文学批评中感受到一个批评家高尚人格所闪耀的光芒。当代社会在市场经济良性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迅猛地发展经济，带来物质欲望的极度扩张，社会的公信度因此受到严重的伤害，假烟、假酒、假药等充斥于市，乃至假学问、假专家也泛滥成灾。在这种状况下，文学批评的诚信也变得格外重要。
文学批评的诚信度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人格力量，具备高尚人格的文学批评家就能够在批评实践中坚守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坚守批评的文化品格，坚守自己对艺术价值的公正判断，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批评获得公众的信任，并能够取得引导和提升公众审美能力的作用。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思考题】
1．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积淀对批评实践有什么影响?
2．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感知力与作家的艺术感知力有什么不同?
3．为什么要倡导建设性批评?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2)［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刘勰:《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刘勰:《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270页。
(6)刘勰:《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7)刘勰:《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8)［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9)［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325页。
(10)参见［英］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
(12)［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韩邦凯、罗芃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
(13)参见［美］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14)《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15)［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陈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6)［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17)［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18)［加］诺思洛普·弗莱:《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吴持哲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9)转引自［英］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21)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4页。
(22)转引自［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www.xing528.com)
(23)转引自崔道怡等:《“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页。
(24)［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197页。
(25)［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5页。
(26)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77页。
(27)转引自［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28)［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51页。
(2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31)萧乾:《萧乾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32)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第13页。
(33)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第14页。
(34)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第16页。
(3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36)参见胡家祥:《艺术直觉纵横观》，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12期。
(37)萧乾:《萧乾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38)转引自［俄］魏列萨耶夫:《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蓝英年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39)［美］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40)转引自［德］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41)［苏］卡冈:《卡冈美学教程》，凌继尧、洪天富、李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42)转引自［英］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43)［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4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包文棣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页。
(45)［法］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0页。
(46)［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6页。
(47)［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48)［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49)［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
(50)［法］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
(51)［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52)［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7页。
(53)转引自［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54)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5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5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1页。
(58)［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册)，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383页。
(59)［英］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60)［英］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1页。
(6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0页。
(6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2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594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4页。
(65)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6)转引自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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