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典籍相关知识简介

第一节　与中国古典诗歌典籍相关知识的简介

此讲内容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典籍的简介，但涉及的知识点较多，面较广，故需要对其相关外围知识先作一概述。其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学典籍常识；二是欣赏古典诗歌应具备的相关知识。

大家对“国学”一词应该不陌生。“国学”，有人称之为“国粹”，或称之为“国故”。外国人则称之为“中国学”或“支那学”。近年来，国人则较常用“国学”或“汉学”称之。

“国粹”与“国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一门守旧、与时代脱节的学术。而“汉学”一词，在我国学术史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汉代的学术；二是指以训诂、校勘等为主的考据之学，它常和讲求义理的“宋学”对称。所以，国人自己称之为“汉学”并不适当，而用“国学”一词较为贴切。

“国学”，就是指我国固有的学术。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学术内涵丰富，因此，要确切地列举“国学”的内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谈到“国学”的内涵，通常都采用历代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分类及类目为依据。自从《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后，后世多沿用之。因此，有人就以为国学的内涵，就是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研究。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是，经、史、子、集四部，基本上是图书的分类，而不是学科的分类；所以，经、史、子、集四部，只是国学典籍的内涵，并不完全等于国学的内涵。

“国学”的内涵，应该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内容。因与我们所讲内容关系不大，故而略之。我们的话题则要从国学典籍的内涵——经、史、子、集谈起。

一、经、史、子、集略说

（一）经部

“经”的意义是什么？

（1）依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经”是“织纵丝也”，与解释为“织横丝也”的“纬”字并称。古代书籍，刻于竹简上，必须用“纵丝”编连成册，因此借“经”为书籍的名称。

（2）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织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常经。”

（3）经是“常”的意思，经书就是记述天道、人事常理的书。班固于《白虎通》云：“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刘熙的《释名·典艺篇》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桓谭的《新论》云：“经者，常行之通典。”

（4）清代章学诚则谓经在古时并非尊称，到了后儒，因尊崇圣人，不敢冒犯，始以经为尊。如张华的《博物志》云：“圣人制作曰经。”

（5）现代学者则以孔子所编纂的书籍为经，即六经。

综上所述，“经”作“常”讲，即是“纲常”之意；经书就是记述天道、人事、常理的书，如《论语》、《孟子》等；也就是关于人的思想行为、道德规范、处世准则等知识方面的书。

古人对经书非常尊重，均认为经书是经过孔子的赞修，乃圣人的制作，自不可与诸子等书为伍；又以经书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特加尊重，甚至认为无研究讨论的可能性，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

然而以今日的学术眼光看待经书，经亦史也。经书是最早出现的典籍，是我国学术的本源；又经过历代学者对经书瘁尽心力的补充完善，研究发展，经书已经成为历代贤哲思想之总汇，成为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种学术的发展都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书的范围，各家的说法亦多不同。首先提出“六经”之说的，是《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有所谓“四经”、“五经”、“六经”、“七经”……至“十三经”之说。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已有《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成为经部的一部丛书。

（二）史部

历史是人类活动历程的态度，远自先民以来，人们懂得结绳记事，直到文字的发明确切地记载行为、制度，生计的改良，以至艺术、宗教、文化的心灵洗练等，以人类为中心围绕展开者，均成为历史记述的对象。依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古手字）持中。中，正也。”《玉篇》云：“史，章书之官也。”《周礼·天官·宰夫》云：“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由此可知，史的本意不单是传述条陈，更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的态度记事，它包含了经验的累积、思想的反省、文明的成果，并借此不断地解释过去，认识现在，期待未来，务使自我得到启发，接续未来，用以政治。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就是这个道理。且自古以来掌书记事的官，职位非常重要。而史官的工作有二：一是记言；二是记事。如《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古人对史学非常重视，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可见史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与经学比肩的。

我国史书的分类，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共分为十三类；后来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更把史部分为十五类。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一书中则把史籍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是较为合理的。

（三）子部

所谓子者，原是男子之尊称，而弟子称其师，亦曰子。门人弟子述其师说而成书，则称某子，而成为一家之言，甚至一派之言。而某子者，即指某家学说，如孔子、老子、墨子、荀子等。又因某子者往往为其门人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传述，甚或其附有末流学者之说，故就较广的意义上来说，某子者亦可泛称为某派学说。而且子部多为一家一派的学术，不专主于一人。所以说子部，是记载各家思想、义理、考证、艺术等的书籍。

子部之书，其起源是与经学并行的，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此段文字对“经”与“子”的关系有所分析，言之有理，如《孟子》本为子书，后却列为经书就是典型一例。

四部之中，以子部包罗最广，共分为十七类，即儒、道、神仙、释氏、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五行、艺术、明堂经脉、医术。总之，四部中的子部，是以哲学、思想学说为主的，可谓庞杂渊博而难穷。所谓“诸子百家”是也。

（四）集部

所谓集部者，是专指文学之部。它不是属于经史，也不属于思想、义理论集，更不是考证、训诂、声韵之类，而是专以辞章为名，包括散文、韵文、骈文、诗、词、戏曲、诗文评等，都归属于集部。

四部之中，集部最繁，以楚辞最早。汉代以后，才有个人的别集，集合多人编辑成书的总集，加以诗文评类，词曲类，可为洋洋大观。这其中又以别集最为繁多，究其原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所说：

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剪刈巵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

可见别集之杂，一在文人敝帚自珍，难于割爱；一由印刷雕版术发达之后，因易于流传而书益多。自保存典籍而言，自不必以猥滥为病；在读书习文而言，则不能不“剪刈巵言，别裁伪体”了。

《隋书·经籍志》以楚辞、别集、总集、属之。自唐、宋以后其中类目，时有变更。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云：“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此后，目录学家大多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分法来区分归纳集部之书。

总括以上所述，经部的书籍，是指儒家的经典著述，如《论语》、《孟子》、《尚书》、《诗经》等。史部书籍，则是用以记载有关史料的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子部的书，则是记载各家思想、义理、考证、艺术等，如《老子》、《庄子》等，所以别立子部。至于集部，未必不记载思想、论理，只是因为它常常没有系统性，独立成篇，言以文胜，所以不入子部而列入集部。如古文家往往如此，故而韩愈的文章不得入子部，而入集部，不同于顾炎武的《日知录》于子部。

经、史、子、集四部的划分，在今天看来并不准确、科学，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来苛求古人，而只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待历史。

二、中国古典诗歌欣赏应具备的相关知识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因此，文化知识也特别丰厚广博。这里只列举与古典诗歌欣赏相关之点略为述之。

（一）要具备相关动植物学的知识

前面曾引用过《论语·阳货》里的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诗经》中有许多鸟兽草木，我们还不知道其名，是应该认识掌握的。其实，不仅是《诗经》如此，其他的诗、词、曲、赋，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也是需要了解掌握的。如能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则有助于对古典诗歌的深入理解。

如《诗经》里有两首诗是以老鼠为譬喻的：一是《魏风·硕鼠》；二是《鄘风·相鼠》。其中《鄘风·相鼠》一诗是：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首诗的意旨是“刺无礼也”，借老鼠之知礼，讥讽无礼仪的人。可是就我们一般所知道的老鼠而言，实在不易理解此诗比喻的巧妙。我们看到的老鼠是又脏又臭的，实在是谈不上有仪、有礼、有止！但如果你到过北方黄土高原，你就会知道：那里的老鼠长得很大，以麦黍为粮食，由于生活在干燥的黄土高原上，身体很干净。它们看见人，由于惊恐，前足举起合拢，头上下微颤，人们看见了误以为是向人拱手作揖；当人们走近时，它们以为人们要攻击它们，于是露出牙齿做出自卫的样子，人们看了，误以为是在向人露齿而笑。诗人厌恶当时的人无礼，于是就借身体干净，见人就拱手作揖、露齿微笑的老鼠来讽刺人的无礼。所以，你必须了解北方黄土高原的老鼠的特点后，才有可能读懂这首诗。

如《周南·关雎》一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读这首诗，大概意思都能理解，但如果问一下，“雎鸠”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儿？“荇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菜？你可能就答不上来了。再如《小雅·采薇》里的“薇菜”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菜？就是现代诗人戴望舒《雨巷》一诗中的“丁香花”，又有谁看到过呢？所以，具备相关的动植物学知识是必要的。

（二）要具备相关天文学的知识

在古典诗歌中，还有许多作品是涉及天文学知识的，如果不具备最基本的天文学知识，对古典诗歌的欣赏是很困难的。还是以《诗经》里的诗句为例：《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维参与昴。”《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在上面的这些诗句中，都出现了相关的天文学内容，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参”、“昴”，什么是“明星”、“三星”及“流火”，又怎能理解诗中的意义？如果不了解星宿运行的道理，又怎能了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现象呢？清代的顾炎武已经注意到后世读书人不重视天文的现象。他于《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中云：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古人不仅具有基本的天文学知识，而且还善于运用天文现象来做譬喻。例如汉代苏武有一首五言古诗：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
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晋代王正长有一首五言杂诗：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昔往鸧鶊鸣，今来蟋蟀吟。
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诗》有：“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的诗句。

以上这些诗，都是用“参”、“商”来比喻分别或乖戾。“参”是参星，“辰”是辰星，参星一般是傍晚时候出现在西方，辰星是早上出现在东方，也就是俗语中所说的“东启明，西长庚”，现在天文知识认识到二者本是一颗星，就是金星——离太阳最近，所以总是伴随太阳出没——也就是神话中的太白金星了。但是古人不知道这些道理，而且认为两者从来就不会相遇，所以常用来比喻天涯遥隔难得一会。辰星又叫商星，所以杜甫诗中就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敦煌曲子集》中也有“白日参辰见，北斗回南面”之说。

因此，具备必要的天文学知识，才能准确地理解古典诗歌的内容而不产生误读的情况。

（三）要知道古代避讳的知识

所谓“避讳”，就是回避某些人的名讳。一般来说，有三种名讳要回避，以示尊敬。第一种是自己先人的名讳。譬如苏轼的祖父叫苏序，所以苏氏父子为别人写文作诗时，就不能用“序”字，而改用“叙”或“引”字。现在许多人在写文章时，也习惯用“叙”或“引”字，可能就是受到苏氏父子的影响。第二种是圣人的名讳。如孔子名丘，所以古人有意将“丘”字改为“邱”，或者故意少写一笔。除了孔子，有些朝代规定也要回避周公、老子等圣人的名讳。第三种是皇帝的名讳。中国从秦代开始到清代，除了元代，都要回避皇帝的名讳。元代之所以不避讳，是因为元代皇帝没有中文姓名，他们的名字是把蒙古文音译成中文，采用音译，就会有各种译名，无法施行避讳制度。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唐肃宗在位时，因厌恶安禄山，所以下令全国地名有“安”字的，全部要改掉。譬如把“安定郡”改为“保定郡”，把“安昌县”改为“义昌县”。这可以说是较为特殊的避讳例子。

谈到避讳，首先要了解避讳的原则。《礼记·曲礼上》云：

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遍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

这是避讳的几项原则。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原则多数都被破坏了。譬如“卒哭乃讳”，早期是人死了，他的名字才叫做“讳”，换句话说，人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不用避讳的；但到了后来，活着的皇帝的名字也要避讳，这就不符“卒哭乃讳”的原则了。又如“礼不讳嫌名”，所谓“嫌名”，就是“同音字”，“不讳嫌名”，就是不避讳同音字，但是到了后来，连“嫌名”都要回避。例如宋仁宗叫赵祯，按照《礼记·曲礼》的原则，只要避“祯”字即可。但是在宋代，凡与“祯”同音的字，如“贞”、“桢”、“侦”等字，一概要回避。又如“二名不避讳”，中国人取名字，有的用单名，有的用双名。如“刘备”、“诸葛亮”是单名，而“王安石”、“刘知几”是双名。按照《礼记·曲礼》的原则，取双名的，只要避其中一字即可。可是到了后来，双名都要避。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宋代，“匡”、“胤”二字都要回避。

其次，要了解避讳的方法。常见的避讳方法有以下方面。

一是“改字”。如《隋书·地理志》，把“广志”改为“大志”，这是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而改。二是“作□或空格”。如萧子显撰《南齐书》，为了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名讳，凡“顺”字都改为“从”，这是改字。若遇到“顺之”二字，则空两格或作“□□”以避之。三是“缺笔画”。通常情况下是缺末笔画。四是“缺字”。如唐显庆四年的《大唐纪功颂》，“王世充”都改为“王充”，缺了“世”字。这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缺了“世”字。五是“改为音近的字”。这也属于改字之例，但所改之字，都用音近的字代替。如宋人把“贞观”年号改为“真观”或“正观”，把“贞元”改为“正元”，把“贞明”改为“正明”等，都是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嫌名”而改。如清人把“郑玄”改为“郑元”，这是为了避清圣祖的名讳玄烨而改。清人把“弘暦”改为“宏歴”，把“暦法”改为“歴法”，都是为了避清高宗的名讳弘历而改。六是“以‘讳’或‘某’字代替”。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秀”字、“庄”字、“肇”字、“炟”字、“祜”字，这五个字都不写，只说“上讳”。“秀”是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庄”是汉明帝刘庄的名讳，“肇”是汉和帝刘肇的名讳，“炟”是汉章帝刘炟的名讳，“祜”是汉安帝刘祜的名讳。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文解字》里，这五个字都有，但这是后人补上去的。又如《史记·孝文本纪》云：“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其中“某”字应为“启”字。“启”指的就是文帝的长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为了避讳，遂用“某”字取代。

学习古典诗歌为何要有避讳的知识呢？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避讳的缘故，古代诗文里常常会出现“改字”等情况，如果没有避讳的知识，就不能准确理解其意义，会引起误解。二是可以用避讳的知识，帮助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加完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在欣赏古典诗歌时，需要的文化知识很多，这里仅仅是列举了动植物学、天文学、避讳等三项知识，其他如地理、官制、服饰、典礼、考试制度、学校制度、婚姻制度、度量衡制度、谥号制度等，都必须有一定的认识。

这里，推荐一部记述历代文物典章制度最完备的一部书，那就是元代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此书共分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

这24门，大致包括了自上古到宋代的文化知识。宋末到明代的文化知识，可以阅读清代乾隆年间编的《续文献通考》，清代的部分，则可阅读清末刘锦藻编的《续皇朝文献通考》。

三、中国古典诗歌欣赏应具备的工具书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欣赏古典诗歌亦如此，能善用工具书，才能事半功倍，使诗歌欣赏活动更为完善。

现将古典诗歌欣赏活动需要的常用工具书作一简要介绍。

（一）类书

所谓“类书”，就是在体制上将文献依类纂辑的图书。类书的主要功能就是解释名物、制度、典故等，故而类书有辑佚、校勘古籍真伪、检寻辞藻及查考典故出处的用途。有些像“百科全书”。但是“百科全书”是源自西方的工具书，英文为Encyclopedia，义为“艺术和科学的通盘学习”。而在中国古代，与“百科全书”类似的工具书，称之为“类书”。类书与百科全书的内容，都是无所不包，唯取材不同。类书是将前人的著述，汇集在某一条目下，编者只是照原文摘录下来，不加自己的意见。这样更客观，更便于保存原著的原来面貌。

中国古代类书的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以类系事”和“以字系事”两种。

所谓“以类系事”，就是把各部图书的内容，加以分类，然后将同类的资料汇在一起，以便检索的编纂方法。所谓“以字系事”，则是以词字的首字或末字来统系资料。

现举常用的类书，略作说明，以供参考。

1.《初学记》(https://www.xing528.com)

此书三十卷，唐代徐坚等奉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例前为叙事，次为事对，末为诗文。其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他类书独殊。其诗文兼录初唐，于诸臣附前代后。于太宗御制，则升冠前代之首，较《玉台新咏》以梁武帝诗杂置诸臣之中者，亦特有体制。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初学记》分为二十三部，每部下复分子目，共三百一十三子目。每目前为叙事，次为事对，次为诗文，皆摘六经诸子百家之言而记之。所分二十三部为：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郡部、帝王部、中宫部、职官部、礼部、乐部、人部、政理部、文部、武部、道释部、居处部、器用部、服食部、宝器部（花草附）、果木部、兽部、鸟部（鳞介虫附）。

2.《北堂书钞》

此书一百六十卷，唐代虞世南撰。隋代秘书省的后堂称“北堂”，此书为虞世南在隋代官秘书郎时所作。全书分十九门：帝王部、后妃部、政术部、刑法部、封爵部、设官部、礼仪部、艺文部、乐部、武功部、衣冠部、仪饰部、服饰部、舟部、车部、酒食部、天部、岁时部、地部等。每一门各分细目。每门之中，先摘录字句，以大字排列，复以小字双行作注，录其书名或原文。此书之主要价值，在于所收资料，都是隋代以前的典籍，对隋代以前文献的保存，很有贡献。

3.《艺文类聚》

此书一百卷，唐欧阳询等奉敕撰。此书分四十七门：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部、帝王部、后妃部、储宫部、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杂文部、武部、军器部、居处部、产业部、衣冠部、仪饰部、舟车部、食物部、杂器物部、巧艺部、方术部、内典部、灵异部、人部、药香部、草部、宝玉部、百谷部、布帛部、果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祥瑞部、灾异部等。每门又各分子目，体例较其他类书佳。此书的最主要价值，在于所收隋代以前典籍，大部分在宋代已无传本，明代清代所辑隋以前著作，大部分采自此书。

4.《太平御览》

此书一千卷，宋代李昉等人奉敕撰。全书分五十五部，每部又分子目。每目皆引经史百家之言，依时代顺序排列，自古至唐，略成起讫。全编引书多达一千六百九十余种，凡所征引，皆先录书名，次录原文，而不参以己见。至于稗官小说之词，已归在《太平广记》中，此书不再收录。此书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初去古未远，即所采类书，亦皆具有渊源，与后来饾饤者迥别，故虽蠹蚀断烂之余，尚可据为出典。世所传宋以前书可参见古籍佚文者，仅六七种，曰裴松之《三国志注》，曰郦道元《水经注》，曰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曰李善《文选注》，曰欧阳询《艺文类聚》，曰徐坚《初学记》，其一即此书也。残碑断碣，剥蚀不完，欧阳、赵、洪诸家，尚藉之以订史传。况四库菁萃，汇于巨帙，猎山渔海，采摭靡穷，又乌可以难读废哉。”

5.《册府元龟》

此书一千卷，宋代王钦若、杨亿等奉敕撰。此书分三十一部：帝王部、闰位部、僣伪部、列国君部、储宫部、宗室部、外戚部、宰辅部、将帅部、台省部、邦计部、宪官部、谏诤部、词臣部、国史部、掌礼部、学校部、刑法部、卿监部、环卫部、铨选部、贡举部、奉使部、内臣部、牧守部、令长部、宫臣部、幕府部、陪臣部、总录部、外臣部等。每部有总序，部下有子目，子目前有小序。本编最大的特色是所录以历代君臣事迹及治乱兴衰之事为主，因此，所收的图书以《国语》、《战国策》、《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韩诗外传》等六经子史为主，小说杂记，一概不取。另一特色是书中五代事颇详，凡诏令奏议，文字鄙俚，一仍其旧。研究宋代以前人物行谊者，可多利用此书。

6.《佩文韵府》

此书有《正编》一百零六卷，又有《拾遗》亦一百零六卷，清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敕撰。此书以元代阴时夫所编的《韵府群玉》（二十卷）和明代凌稚隆所编的《五车韵瑞》（一百六十卷）为基础，增订而成。每字先标音训所隶之事，凡《韵府群玉》及《五车韵瑞》所已经采用的，谓之“韵藻”，列在最前。两家所未有的，谓之“增字”，列于后面。皆以两字、三字、四字相从，各以经、史、子、集之次序排比。在每一字的最后，又有“对语”和“摘句”。“对语”是平仄相对的词汇，“摘句”是前人以此字为韵的佳句。

7.《骈字类编》

此书二百四十卷，清康熙年间敕撰。此书与《佩文韵府》，一为齐尾字，一为齐首字，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共分为十二门，每门各条，皆以二字标首，每条词语下，小字双行，著明原书文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所引以经、史、子、集为次，与《佩文韵府》同，而引书必著其篇名，引诗文必著其原题，或一题而数首者，必著其为第几首，体例更为精密，学者据是两编以考索旧文，随举一字，应手可检。”

类似类书，还有《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恕不赘言了。

（二）查图书的工具书

工具书的目的，是以知书为主的。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图书为载体的，故而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对古代书籍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查阅图书书目的工具书就显得十分重要。现择其要者作一简介。

1.《郡斋读书志》

宋代晁公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孙猛校正本。本书传本有二：衢本收一千四百六十一种，为广文版所据；袁本收一千四百六十八种，为商务版所据。本书为今传最早最完备的私家藏书志。全书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酌情分子目排列，为查检宋代及其以前书籍内容极重要的工具书。

2.《直斋书录解题》

宋代陈振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本书系收录宋代及其以前的历代典籍而成。计分为五十三类，三千零九十六目。每一目下，各详其书名、卷数、著者、内容，并略评其优劣、得失、真伪等，足资参考之用，本书为查检宋代及其以前古书内容的重要工具书。

3.《千顷堂书目》

清代黄虞稷撰，杭世骏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收录有明一代的图书书目颇为完备，可补《明史·艺文志》之不足。全书依四部分类排列，每类之后各附宋、金、元人的著述，为查检明代出版书籍最重要的工具书。

4.《四库大辞典》

杨家骆编撰。1931年南京初版，1935年再版。1987年北京中国书店以《四库本书大辞典》名重印。本书系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存目之书及其著者为范围，书名、人名各立一条，凡一万七千余条。全书依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本书为查检《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及作者极为方便而实用的工具书。

5.《四库大辞典》

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书收录范围很广，不限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也包括20世纪30年代以前存世的古籍。是目前收录较完备的大型古籍辞典。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代纪昀等撰。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中华书局1965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系收录历代图书而成之总目。《四库全书》计收存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为近世所编辑最巨大的丛书。本书系依经、史、子、集四部顺序排列，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描述其源流演变；每部之下酌情予以分类，计分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每类之前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之旨趣。本书不啻为我国古书书目大辞典，亦且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且最重要的一部书目题解，为查检历代图书极重要的工具书。

7.《书目答问补正》

清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1931年初版，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瞿凤起校本。本书原为张氏督学四川时应答诸生之问而编成的。编选之体例，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祥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其最著者。凡收图书二千二百种。然自光绪以来，古书善本影印者甚多，丛书之宏备者出版亦复不少，此皆张氏所未及见者，范氏乃为之补正，计补列一千二百余种，均分条系录于各书之下。本书为近代介绍相当详备而又切于实用的国学书目，为查检书目的重要工具书。

8.《贩书偶记》

孙起殿编。1936年初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附有雷梦水整理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雷梦水汇集整理的《贩书偶记续编》。本书为清代以来迄至1935年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目录”的续编。本书著录图书以清代著述为主，兼及民国以后、抗战以前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间亦著录少数四库所失收得明人著作。共收作者经眼书籍一万一千二百四十种。续编收书六千余种。

（三）查文字、词语的工具书

在阅读、欣赏诗文时，贵在了解其内容；但在欣赏、阅读的过程中，对字、词的声音、意义的理解，关系甚大。故查检文字的形音义，查明词语辞藻，索解专门用语的含义，以得阅读欣赏诗歌之乐趣，自然关系重大。

1.《说文解字注》

东汉许慎撰，清代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十四篇，合前后叙及目录则为十五卷。每篇分上下，共三十卷。说文一书共立部首五百四十个，收录单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说形义的文字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个，为查检中国古代文字意义的重要工具书。

2.《康熙字典》

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敕撰。多有影印本。本书共收单字四万九千零三十字。仿梅膺祚《字汇》，依部首排列，计分二百一十四部，同部首者，以字的笔画多寡定其先后次第，每字之下，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洪武）正韵》等反切，间加直音，为查检文字形音义的重要工具书。本书前有凡例、字母切韵要法、总目、检字、辨似等。书后有补遗、备考、考证等。

3.《经籍纂诂》

清代阮元等撰。193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2年据1812年阮刻本影印。本书系汇集唐以前经传子史及诸家文集的训释而成，为集古代训诂大成之作。全书依通行诗韵一百零六韵为序编排，每韵一卷，每卷之下，将声母相同者，类列一处。本书体例严谨、系统分明、取材广博、搜罗齐全，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为研读古籍必备的重要工具书。

4.《汉语大字典》

徐中舒主编。四川、湖北两省有关专家合作编纂。1986—1990年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共八卷。各卷附该卷部首检字表，末卷附总检字表。共收单字五万六千个，按二百个部首编排。字头之下，收录能反映汉字形体演变关系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等形体，并简要说明其结构演变。编者注意融汇古今汉语研究的成果，着重阐述汉字形、音、义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力求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1992年出版一卷缩印本。

5.《辞源》

初版于1915年，后多次再版。1958年，确定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1976年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协作担任修订工作，与商务印书馆共同编辑、审定。1979—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一至四册。1988年出版合订本一册。修订后的《辞源》，充实了古汉语和文史方面的内容。全书收单字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个，复词八万四千一百三十四条。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1840年）。第四册附汉语拼音总索引和繁简字对照表。

6.《诗词曲语辞汇释》

张相撰。中华书局1945年初版。1953年后多次重印。本书汇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特殊语词、通俗口语等，详引例证，解释其意义与用法而成。所收单字语词，计标目五百三十七，附目六百有余，分条八百有余。凡所引证，又依作者时代为次排列。为研究古典文学，查检诗、词、曲用语颇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7.《元曲释词》

顾学颉、王学奇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本书所收词语，以元代杂剧为主，元散套、小令为辅。而以南戏、诸宫调、明清戏剧、话本、小说作为佐证。旁参经史子集、笔记杂著有关资料。共收词目约三千条，连附目共约五千余条，包括字、词和短语。每条先标词目，下附异体；然后列举元杂剧（或散曲、小令）中各例；于解释部分，参证其他各书资料和说法；一词有多义者，词目下标明次序，作为解释提纲；对每项提纲的释义加以详细的征引和解说。征引范围，包括古籍、故说，近代著述，兄弟民族语言，以及我们耳目所及的方言土语，结合元曲词语，说明其本义、引申或假借。

（四）相关事物起源、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工具书

1.《释名疏证补》

汉代刘熙撰，清代王先谦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出版。本书系训释古来事物命名用意而成。全书共分八卷，各依名物性质归属排列，如：释天、释地、释州国、释衣服、释用器等，凡二十七篇，计一千五百零二事，对于当时的名物典礼，大致略备，本书为查检事物起源的重要工具书。

2.《事物纪原》

宋代高承撰，明代李果订。中华书局1989年标点版。本书系考究事物缘起及意义之作。收录天地山川、草木鱼兽、礼乐刑考、博弈嬉戏等，共一千七百六十四事，计分十卷。凡古今事物之变，无不原其始，推其所自，而详考其实，为查检事物起源的重要工具书。

3.《古今事物考》

明代王三聘编。1937年初版，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本书系考究事物缘起及意义之作。全书共分八卷，把古来事物分门别类，每类以二字标明，如天文、地理、时序、人事、冠服、器用等，共三十类、一千二百零六条；每条之下，分别征引古籍载记，以溯其原始，为查检事物起源的重要工具书。

4.《历代职官表》

清代纪昀等奉敕撰，黄本骥重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标点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书系据纪昀等奉敕撰的“历代职官表”删除其释文而成，书名仍旧。每种职官各编为一表，悉以清代官制为纲，将历代沿革分列于下，自三代以迄明朝，凡十八朝，益以有清，则为十九代，表列简明，查检颇便，对于历代各种职官的名称、建置、职掌、品级、员额等的因革，均可借此一目了然，本书实为查检历代官制的重要工具书。

5.《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

沈起炜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本书共分古代、近代、现代三卷。本卷为古代部分。记事上起远古，下迄清道光十九年（1839）。编者力求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都能有所反映，达到既便检事，也可浏览全编，略知古代史事要略，故而所录史事，力求具体，说明较详。在具体方法上，本书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因事制宜，条理清晰。

6.《读史方舆纪要》

清代顾祖禹撰。1937年初版，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书取材，远溯《禹贡》、《职方》，近采历代史志，旁及稗官野乘，为我国第一部最具系统、最为翔实的沿革地理、国防地理名著。全书所录地名三万余条，逐一叙述其沿革：举凡州邑形势、疆域分合、形势轻重、分省纪要、河渠水利、天文分野等，均加条分缕析，随处贯通，并综括大义，可与史传参稽，深具远见卓识，为研究我国史地必备的工具书。

7.《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龢等编。1931年初版，1935年再版，后多次影印。本书收录古今地名、州郡县邑、乡镇村落、名城要塞、山川道路、铁路商港、名胜寺观、园亭台榭等，凡四万余条。于古代地名详其因革。每一地名各依首字笔画为序条例，检索甚便。书中所列“今地”，系指编纂时的“今”。

8.《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

吴海林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年表上起西周共和行政，下迄清末，共收录中国历史人物六千六百人。编录项目有：姓名、别名（字或号）、籍贯、生年、卒年。按生卒年先后编排。

9.《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谭正璧编。1934年初版，上海书店1982年重印。本书收录自李耳起至民国的文学家，共六千八百余人。全书依其生卒或在世年代，先后条例，并著录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或在世年代、岁数、性情、事迹、著作等项，为查检人物传记重要的工具书。

现代学术研究已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辞典类的工具书是非常多的，有关于一个朝代诗歌方面的辞典，如唐诗辞典、宋词辞典，也有关于一个诗人方面的辞典，如李白大辞典。就阅读、欣赏古典诗歌而言，现代学者编纂唐诗、宋词、元曲典故辞典等工具书，对帮助我们理解、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所起的作用将是很大的，希望读者在今后的阅读欣赏中予以注意，学会使用这些工具书。现择其一二，略述如下。

1.《全唐诗典故辞典》

范之麟、吴庚舜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是典诠丛书之一，共收条目3451条。本书是专供阅读唐诗时查找典故的工具书。凡属作品中引用或化用史实、故事、戏曲、神话、传说、典章名物，以及前代作品中有影响的诗、词、文佳句，均收作典目。本书对每条典故的诠释，包括三项内容：出典，征引典故原文，指明出处。尽量引用较早的出处，并辩证前人之歧义。如史实或故事文字过长者，可用现代语概括，但要注明出处。所引书籍应注明时代、作者；凡属著名典籍如《论语》、《昭明文选》等的时代，作者则予省略。释义，概述出典原文要义，说明典故一般涵义。如属一典多义，解释时应逐一说明，但不分义项。例句，举出典故在《全唐诗》中的用例，结合作品逐例阐明该典的具体用法和特定涵义，点出其修辞、谋篇作和。例句均注明作者、篇名，以及在《全唐诗》中的页码（书名省略，只此页码）。

2.《全宋词典故辞典》

范之麟、刘扬忠、徐燕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此书是典诠丛书之一，共收条目5618条。本书是专供阅读宋词时查找典故的工具书。凡属作品中引用或化用史实、故事、戏曲、神话、传说、典章名物，以及前代作品中有影响的诗、词、文佳句，均收作典目。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收：（1）咏史或叙事作品所叙述的史实或故事本身（不包括怀古抒怀作品中所涉及的史实或故事）；（2）无喻指义、借代义，或其他特殊含义的人名、地名、天象、器物等名称；（3）有关典章制度的词语，其无喻指义、借代义或其他涵义者；（4）反映风俗习惯的词语，如“立春鞭牛”、“寒食秋千”、“七夕停针”等无喻指义、借代义或其他涵义者；（5）字面与前人作品相同或相近，但仅属一般沿用，无借用以丰富作品内容者；（6）一般不收本朝典实。对每条典故的诠释，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典、释义、例句。出典，征引典故原文，指明出处。尽量引用较早的出处，并辩证前人之歧义。如史实或故事文字过长者，可用现代语概括，但要注明出处。所引书籍应注明时代、作者；凡属著名典籍如《论语》、《昭明文选》、《二十四史》、《世说新语》等的时代、作者则予省略。释义，概述出典原文要义，说明典故一般含义。如属一典多义，解释时应逐一说明，但不分义项。例句，举出典故在《全宋词》中的用例，结合作品逐例阐明该典的具体用法和特定涵义，点出其修辞、谋篇作用。例句均注明作者、篇名，以及在《全宋词》中的页码（书名省略，只引页码）。

3.《全元曲典故辞典》

吕薇芬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是典诠丛书之一，共收条目2252条。凡属作品中引用或化用史实、故事、戏曲、神话、传说、典章名物，以及前代作品中有影响的诗、词、文佳句均收作本典典目，每条典故都指明出处，解释原文要义，并举出典故在元曲中的用例。该书不是简单地列出出典，再作疏解。而是注重对同一典故的不同出处、不同用法加以比较，并进一步指出它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的流变。作者在“释义”部分体现的特色相当鲜明。首先，作者对典故的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使读者不但理解典故，还会使用。“王祥卧冰”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典故，使用频率颇高，但已经远离当代生活。在“释义”之中，作者首先对原始文献与具体使用之中的差异，作了汇释，将“王祥”、“剖冰求鱼”到民间的“王祥卧冰”的典故演变，解释的来历清楚。诗文用典一般少见及于民间的俗文学，而元曲因为贴近民间生活，不少的典故涉及民间俗文学。作者针对元曲的这一特点，将出典拓展到了“俗文学”领域。这样虽然增加了作者撰写的难度，但确实扩大了本书的实用性与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