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欣赏十讲》：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第二节　《诗经》——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诗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乐集，大致产生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而这一时间段，也正是中华民族开始形成自身性格方方面面的历史时期；《诗经》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式”得以系统化、符号化和模式化。一部《诗经》描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起源和上古生活世界，故而《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同时，它所表述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

此后，《诗经》虽遭人为的删改、加工和注释，却直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库；不仅春秋诸子百家都能从这里受到思想启蒙，即便是后来的文人学士，每当自身于社会现实面前有了迷茫或困顿时，也要到《诗经》中来寻求启示或慰藉。文人士大夫们在批判他人的思想，或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时，首要的不是思想自身的价值，而是看其能否从《诗经》里找到立论的依据，因此，《诗经》构成了中国诗性文化最权威的客观评价系统与尺度。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是对这种关系的准确描述。汉代经学的古今之争，明清考据学者的皓首穷经，同样也与这一精神方式的内在要求密切相关。《诗经》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功能，是因为它绝非一般诗学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而是无比灿烂的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如同《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诗经》以诗的方式几乎记录下丰富而庞杂的周代文化的全部内容，从《诗经》的具体作品出发，可以还原出周代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工艺、审美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沉积着周人的感性生命、精神体验乃至于生活方式。

《诗经》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包含着恋爱、结婚、田猎、农事、畜牧、战争、宴会、祭祀、祈祷，乃至对历史的陈述和风俗的记载，等等；其表现的态度也有种种的差异：有歌颂、有诅咒、有赞扬、有抨击、有讽刺、有暴露等。它的作者所代表的阶层也是多方面的，305篇中绝大多数是集体创作而非个人所作。正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集体创作，才更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感情、要求、愿望及艺术风格、地方色彩，等等，才更能够反映当时现实社会的精神实质，也才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

根据《诗经》里具体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一、周部落原始祭祀歌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原迹

在氏族社会时期，与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祭祀活动。这种原始祭祀活动都有着生产上和社会生活中的功利目的。周以前的殷商时期，巫术迷信之风盛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上天鬼神被认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君事无大小都要请示鬼神，预卜吉凶祸福。当时繇兆、祝辞、占卜、祈祷的记录，国君的训示，都刻写下来，由巫、史这两种专职人员掌管。巫会歌舞娱神，史掌文书记录。而到了周代，在农业生产和神权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础上，巫术迷信变为宗教仪式。所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殷人是“先鬼而后礼”，周人是“事鬼敬神而远之”，宗教思想进化的形迹，是非常明显的。在祭祀时，人虽然向自然神祈祷膜拜，但其中大多数含有向自然神示威的意思，甚至有的祭祀就是公开的示威。这种示威性的祭祀，到周王朝时尚保留着。

《诗经》中所载的周部落原始祭祀歌，绝大部分集中在《周颂》中。《周颂》三十一首诗中，其内容明显与祭祀有关的，至少有二十多首。周部落贵族们，为了求福禄、敬祖宗，他们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了很多颂歌，配合各类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周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因此其中不少诗篇，就是音乐、舞蹈相结合的歌舞剧，这是《周颂》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周颂》的内容来看，有的是歌颂祖先的功德，如《清庙》的祭祀文王，《思文》的祭祀后稷；有的是追述先公先王的创业史迹，如《武》、《桓》、《赍》等；有的则是祭祀田祖、庆丰收，如《臣工》、《噫嘻》、《丰年》、《良耜》等。而在祭祀结束后，照例是举行宴会，“或献或酢，或燔或炙”，饮食歌舞，从而达到欢乐的高潮。至于平时的宴飨，也同样表现出浓厚的欢乐气氛，如《小雅》中的一些宴会诗就是如此，有的还兼有祝祷的内容，如《天保》、《南山有台》等。故而祭祀诗的内容，往往杂糅着祝颂、咏史、庆丰收、记宴饮的内容，这是《周颂》、《小雅》里祭祀诗的另一特点。

商、周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天地、日月、山川、风雨等，都有神灵主宰着，因此各有相应的祭祀，但是收入到《诗经》中的祭祀诗，绝大多数都是祭祀祖先的，即便是诗中关于神的形象，也只是空洞、抽象的叙述，缺乏细致、具体的描写，这与外国祭神诗歌中神的形象描写迥然不同，这是《诗经》里祭祀诗的又一特点。

祭祀诗，歌颂崇拜的是天地和祖先的神灵，表现的却是纯粹的宗教思想观念。祭祀诗在《诗经》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祭祀是《诗经》时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这些祭祀诗所祭祀对象虽然不同，但各篇大旨却一以贯之，都以诚惶诚恐的态度，颂扬祖先的功德和鬼神的恩典。一般文字简短，辞义古奥，刻板滞重，颂圣的口号极多，叙事的成分极少，缺乏文采与情感，可读性较差。但要强调的是，虽没有什么情趣可言，但作为史料，其认识价值却是很高的。

（一）祭祀社稷的祭歌

在氏族社会时代，最主要、最隆重的祭祀是祭社、祭稷和蜡祭。社是土神，稷是谷神。这两位神祇是与原始氏族社会的农业经济同时出现的。据《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九年》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由此可知，社稷之祀起于上古。但由于社会经济属性的缘故，两千多年来一直都保留着祭祀社稷的习惯。如鲁迅笔下的阿Q，他所居住过的未庄土谷祠，便是社稷神的庙宇。

社稷之祀，每年二次。春天开始生产时，祭社稷以祈谷；秋天或冬天庄稼收获后，祭社稷以报恩并祈求诸神保佑明年的禾稼。据周、秦时的文献看来，秋收后的祀社可能是在蜡祭时举行。蜡祭始于远古。据记载，每年十月（周历十二月）举行蜡祭时，礼百神，但主要是“报田”、“祈年”；同时在这一天，载歌载舞，举行大会餐。这一天是庆祝收成的狂欢节。

《诗经》之《周颂》里有《载芟》、《良耜》二首祭祀诗。

《载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良耜》：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毛诗·大序》云：“《载芟》春籍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秋报社稷也”。由《载芟》、《良耜》的内容看来，《毛诗·大序》所说的是可靠的。同样的，由《载芟》、《良耜》的内容看来，这二首祭祀诗应是周灭商之前周族居留豳地时的古祭祀歌。

前一首诗描写了春耕大忙的情景，后一首诗则写秋收的情况。反映的是邦族的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其现实生活的气息十分浓厚。在诗中，描写了氏族成员的劳动过程：除草、斫木、翻土、耕耘、播种、收割。它表现了对生产的乐观和欢欣：赞美着胚种、禾苗和谷穗，称道着木锹和插锄，歌颂着自己的丰收。它描绘了当时人与人的关系：氏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友爱，男女之间的分工，男人对女人的温存，女人对男人的体贴，全族对老人的尊敬。

此二首诗，热情地、夸张地、有序地叙述了从播种到丰收的劳动过程，这将加强人们对生产的认识和感情：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斫除了丛草杂木，才能翻好田地；只有翻好田地，才能生长出旺盛的芽、茂盛的苗，秀出饱满的穗；只有大家努力地劳作，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才能使母亲们安心，才能抚育孩子，孝养老人，才能隆重的祭祀祖先；而祖先，正是团结氏族的标志。显然，这种认识的提高，就会使人们认识到生产的重要意义，就会加重人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勤奋地从事劳动。

诗作者并没有将劳动当做沉闷艰苦的事情来描写，而是津津有味地叙述着劳动时人们怎样互相招呼，互相劝勉……它是如此充满着生趣和欢乐，这就使人不仅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意义，而且使人感到只有辛勤地劳动，才能使生活发出光彩，使生命获得意义。

作为祭祀之歌来说，当春天祭祀社稷而歌唱《载芟》时，人们尚未播种，但从歌词中，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怎样耕耘，怎样培育好庄稼，怎样获得空前的丰收；联想到女人孩子们的安宁，老年人的安康，祖先的祭奠，邦族的荣光。当秋后作报恩歌唱《良耜》时，虽然一年农事已毕，但从歌词中，人们又自然而然地把劳动过程重温一遍：怎样开荒播种，怎样壅土薅草，怎样收割打场，并从而回忆起田园的乐趣，丰收的欢欣。这样从其实质看来，祭祀之歌就起到了动员与巩固劳动热情的作用，并督促着人们更积极地更有打算地提高自己的生产实践。

作为祭祀诗歌，这二首诗除了章末缀有祭祀的祈祷语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对劳动生活的白描。由此看来，这应是原始劳动诗歌改编成的祭祀歌。主要是由于原始祭祀的发生是出于人们对农业生产的渴望，因而歌颂劳动的诗歌，便演变成了祈年祈谷的祭祀诗歌。这不仅显示着原始祭祀的性质，而且还说明，当原始的劳动祭祀诗歌与宗教仪式习惯结合在一起，并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之后，便可以较长时期地被保存下来。

（二）祭祀祖先神的祭歌

在氏族社会时期，出现了祖先崇拜。而在那个社会时期，人们观念中的祖先是自然物和自然神，同时也是某种生产的能手或发明家。这样，就出现了祖先神的祭祀诗歌。还由于祖先神的“秉性”之缘故，在祭祀诗歌中虽是祭祖，但实质上是在歌颂自然物，是在赞美农业生产和劳动，是在颂扬农业生产上的成就和发明。

《诗经》之《大雅》中有《生民》一诗就是周人祭祀祖先神后稷的祭祀之歌。

后稷是“五谷之神”，同时是“播百谷”的发明者，又是周部落的祖先。据神话传说，女神姜原行于旷野，见有巨人足迹。她对这足迹的拇指痕感到有趣，以足践之，于是若为所感，从而有孕。届期，她生下个肉蛋，好像是羊胞胎，但却劈剖不开。她把它抛在窄路上，行牛走马不敢践踏。后又弃之于山林；最后丢在冰上。这时有只大鸟飞来孵肉蛋。等到大鸟飞走后，肉蛋中一人破壳而出，是为后稷。后稷离壳后，就能行走、说话，就发明种植庄稼，于是定居于有邰。

这就是周族对自己部落起源的神话传说。而这神话最初是被保存于《大雅》的《生民》中。《生民》是首祭歌，叙述了后稷的灵迹。此诗将自然人格化，为自然现象披上了人的外衣，而且它对物与物的联系，作了拟人的解说。如“稷”的母亲是“姜原”，即姜水平原；而“稷”是五谷。这显然是“田地生庄稼”这一认识在人们幻想中的虚妄反映。又如，“姜原”孕育的“稷”本是带壳的，于是经过鸟（玄鸟或日鸟，太阳神）的孵育，稷才破壳而出。这显然是“太阳使种子发芽”这一认识在当时人们幻想中的表现。

因此，它在神的名义下，在神话中，也表现或反映了人的理想和生活。它反映了当时祭祀祖先神的情景；反映了由播种一直到做成饭的一系列劳动过程。它表现了人们对发明者的歌颂，对智慧的赞美。发明农作的神（人），被夸大成为生下来就能走路、说话、吃饭，能种地的神人。显然这正说明着人的希望：希望自己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全面的能力。而姜原无夫而孕，也正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时代的错综反映。

因此，正与一般神话一样，在这祭歌中也把当时人们对自然的错误概念当作了客观事物的补充，甚至当作了客观事物的原因。从而将农业上的发现，看做是天降嘉种；收获看做是后稷的保佑；姜原生孩子被看做是由于祭祀和一个奇迹而得来的结果。

然而在这祭歌中，可以看出，自然神被人们分配了新的任务。“稷”，一方面是五谷的通称，是五谷的神灵，是发明和管理农物种植的农神；另一方面也是周部落的始祖，是周部落的“守护神”。可知这就是原始拜物教和氏族的祖先崇拜的结合。这结合是有着氏族社会的功利目的：一方面鼓励人们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在同一祖先的名义下，巩固当时的血统链，加强氏族内部的团结，从宣扬祖先神的“威灵”中培养对本族前途的热爱和信心。显然，这将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基础。

在这祭歌中，我们还知道，虽然它是神话诗，但其却内含着当时人们的正确而积极的观念。这就是说，它不是将人的产生安排在乐园，而是把人的产生与劳动的出现看做一件事：最初生民是后稷，最初种植的也是后稷。它不是将人的定居说成是神的旨意，而是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定居看做是一件事：“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它不是将氏族的前途放在祭坛上，而是将生产的提高和氏族的壮大看做是一件事。显然，这祭歌必然会让人们感到：热爱本族便须努力劳动生产；热爱劳动生产便须巩固本族；只有积极生产才能使本族壮大；只有巩固本族才能发展生产。在这祭歌中所表现的热爱劳动和热爱本族的感情是统一而不可分的。由此可知，在这祭歌的形象中，反映了何其深刻而惊人的思想情感和智慧。

（三）祭祀英雄祖先的民族史诗

《诗经》中的一些诗篇，较为完整而清晰地叙述了周部落发展的历史。

推翻殷商王朝的姬姓周人本是渭水流域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有关它发祥发达的古史传闻，远古以来，一直在民间口耳相传。《诗经》中关于周部落发展历史的诗篇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首诗，叙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创业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历来一直被称为《诗经》中的史诗。后有学者又将《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大雅》中《江汉》、《常武》等反映宣王时代民族战争的诗，连同《生民》等合称为“周的史诗”或民族史诗。

但《生民》与《公刘》、《緜》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部浸透了神话色彩的传奇；而后者则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因前面已对《生民》有所论及，故此专门谈谈《大雅》中的《公刘》、《緜》等诗。

公刘，据周代史籍称，是神后稷的孙或曾孙。他是周人的远祖，是对周部落有伟大贡献的英雄。传说公刘是夏末时的周部落酋长。当时居住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南）周部落，受到东方部落的不断侵扰，不能再安居，于是在公刘的率领下，全族迁到北方的豳地（今陕西省永寿县和邠县之间）。当时的豳地周围都是游牧部落戎狄。经过多次战争，才打败戎狄，占领了豳周围的肥沃的大平原。于是公刘领导着族人安居下来，就在狩猎或游牧部落的包围下，务农耕，行地宜，周部落由此强大起来。《公刘》言人事而不言鬼神，史迹比《生民》清楚。可以说，通过诗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景，描绘了时代的风貌。在这个时代，人类已能冶炼金属，已经在农作物生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既能分清土地的燥湿、丈量土地的方圆、摸清水流的分布，又能利用太阳测定方向；已经定居，已可能有积蓄，已会驯养家畜，已经出现了战争。从中可以看出，公刘时代的周部落已经演进为一个农业军事部落。这个部落的酋长由族人推举，族人皆兵，按军事组织从事生产。公刘时代，其文明程度和社会形态均高于后稷时代。《公刘》一诗，就是周人赞美公刘的英雄颂歌。但要指出的是：在这首诗中，所描写的已不是神的灵迹了，而是真实的人的生活。作为人出现的，虽然是英雄人物公刘，但更多被描写的却是氏族整体。

公刘之后数百年，周部落又一次举族迁徙，从豳地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并在周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周王国。而领导迁徙和建国的领袖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緜》诗记载称颂的正是古公亶父的功业。《緜》诗共九章。前四章描述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找到了周原这块土肥水美的一马平川，指挥族人兴修农田，种植庄稼。次三章描述古公亶父在周原大兴土木，建造宫室。第八章描述他对待外族，不卑不亢，修通道路，夷狄逃遁。末章写他修好邻邦，虞、芮归顺；文王出世，后继有人；满朝文武，各司其职。《緜》诗所显示出来的信息表明：古公亶父时代的周氏部落已由农业军事部落进化为周王国。“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官制有了。“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宫廷有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专门的军队有了。“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亶父的妻子也出现了。“文王蹶厥生”，文王出生，特书一笔，则王位世袭的消息也显而易见了。古公亶父是周朝王业的奠基人。

《皇矣》诗先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诗先叙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由《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我国古代真正的史诗并不发达，所以像《诗经》中的这些史诗，更值得珍视。像《生民》等史诗虽有别于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史诗，但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创作方式不同所致。

（四）祭祀颂歌中的赞美诗

《周颂》和《大雅》、《小雅》中的祭祀赞美诗，如《思文》祭后稷，《清庙》祭文王，《执竞》祭武王，《昊天有成命》祭成王；《时迈》祭山川，《天作》祭岐山，《我将》祭天帝等。《大雅》中则有《文王》、《思齐》、《灵台》、《下武》等。这些祭祀赞美诗，合乎周人建国初期励精图治的上升旋律。汉代学者认为这些诗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毛诗·大序》），这话是不错的。

而于这些诗中，我们较为关注的是，这些诗表达出了周初的宗教哲学——周初天命观的主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比商代进步的神学观点，用以解释周革殷命，维护周室统治。

第一个重要观点是《文王》诗篇中提出的“天命靡常”。本来，按照殷商的奴隶主宗教神学，上帝是主宰一切的，上帝的意志是不可更改的，殷商尊奉上帝的旨意拥有天下，君权神授，不可冒犯。周人推翻殷商，岂不是违抗上帝，大逆不道？《文王》一诗回答了这个事关周人统治是否合法、殷商遗民是否服气的大问题。答案是“天命靡常”：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这一“天命靡常”的观点修正了殷商“有命在天”、天命不变的上帝崇拜，说明了上帝之命变化无常、天命得而可失，江山取而可丢的危险性。这种观点是春秋时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孟子·尽心下》）思想的滥觞。

第二个重要观点是《皇矣》诗中提出的“求民之莫”。天命为什么无常？怎么样才能有常？《皇矣》诗云：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天命的有常还是无常，不是上帝的恶作剧。上帝把人世交托王者是有期望的。这个期望就是“求民之莫”，就是要求王者的政治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那光辉的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人间，监察四方，观看人民是否安定。《皇矣》在下面进而指出，商人之所以失去上帝的天命，是因为“其政不获”，不得人心；而周人之所以能赢得天命，是因为“其德克明”，“克顺克比”，上下和顺，人心思附，堪作“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就清楚说明，上帝以保护人民为宗旨，人民不安定，天命就会改变；人民安定了，天命就会长久。这一“求民之莫”的观点，与《尚书·多方》的“天惟时求民主”是完全一致的，是周人对商周兴亡的正确思考和经验总结，开春秋战国“民本”思想之端倪。

第三个重要观点是《文王》诗中提出的“自求多福”。既然上帝的好恶、天命的去留，取决于王者的政治能否安定人民，那么，要取得上帝的福佑，王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好自为之了。故《文王》云：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修德”是“自求”的途径，“配命”是“自求”的目标，“多福”是“自求”的结果，而“自求”则是“修德”、“配命”、“多福”的前提。王者必须自我奋发，明德惟馨，才能感动上帝，求来多福。这一观点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倡导“敬鬼神，重人事”和谋事在人的精神，并在理论上为统治者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天命靡常”、“求民之莫”、“自求多福”，体现了周初天命观的主要内容：天命是伟大的，天命又是无常的；天命的变与不变，在于人民的安与不安；要保住天命，王者就必须清明政治，安定人民，以德配天。这一内容使《大雅》之《文王》、《皇矣》等含有了较高的思想价值，反映了周初思想家顺应商周变革的历史潮流，顺应新兴王朝的政治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新的理论建设，是我们了解商周宗教哲学的宝贵资料。

二、五百年间的社会生活的画卷

如前所说，《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五百年间的社会生活尽在其中，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一）农事之诗

《诗经》里的农事之歌，除了前面所提及到的《载芟》、《良耜》、《生民》、《公刘》、《緜》等之外，还有周诗内的《七月》、《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丰年》等。这些诗篇都有农事的记载，或记农民的生活，或说明农业的重要，或描述农业生产的过程，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就是一首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诗作，此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此诗是国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八章八十八句，三百八十三字，又是《国风》中描写农夫家常和农田农事最详尽、最切实的诗。它的作者，《毛诗·大序》推言是周公，所谓“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但清代方玉润于《诗经原始》中对此表示了怀疑：

《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耕农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如此？

而且诗中明言“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与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据此可视作者当是西周豳地的农夫。

此诗专门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但劳动成果大部分为贵族所占有，自己无衣无褐，吃苦菜，烧恶木，住陋室；严冬时节，填地洞，熏老鼠，塞窗隙，涂门缝，以御寒风。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初期农人的生活状况。此诗口吻似老农夫叙家常，满腹心酸，絮絮叨叨，所言景物，切合农时，是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的自然流露，增强了诗歌直陈其事的美感和情景相映的氛围。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与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千百年后的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农夫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到了周代，农业生产占据着社会生产最重要的地位。从上面所谈及到的《生民》、《公刘》、《緜》等诗篇，可以见出，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起来，说明周人很早就是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暗示着他们是靠着农业而兴盛起来的，并非是在灭商之后，由商代承袭过来而呈现着突然发展的。《史记·周本纪》说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而教化大行”，这又说明了周代累世都以农业生产为主，正是农业经济助长了社会的发展。因之农业生产才能占着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周王朝能够把农业生产提到首要的地位呢？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是有着肥沃的土地。公刘迁居豳地，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文王、武王定居丰、镐，这一带的土地都是很肥美宜于耕种的。《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农业生产最需要的就是土地，而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手段，是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周代累世都看重土地，这是周代开基立业的优越条件，也是周代后来“分封赐土”的一个思想根源。在殷商时代是看不到像周代这么看重土地的情况。

第二是有金属制的农具。从《周颂》的《臣工》、《良耜》等诗中可以看到，周初的农具有“钱”（臿）、“鎛”（去草器）、“銍”（短镰刀）等，都是用金属制造。这些金属农具的使用，当然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为人们创造、使用与改良工具，都是为了适应劳动的需要和提高劳动的效率，所以工具的创造与改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我们从周初这些农具的使用，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生产确实比以前跨进了一大步。

第三是有比较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大量的劳动力。从已有的史料来看，卜辞中没有“民”这个字，而周人较重视“民”，金文中有“受民受疆土”（大字盂鼎）的说法。这个“民”虽然不脱奴隶的本质，但已把奴隶的所有与土地的所有结合起来了。《尚书》里周公告诫殷之顽民，要他们做顺民，就分配住房和田地给他们，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由于重视土地和重视奴隶在土地上的生产，因而就想出提高奴隶的生产情绪以增加劳动成果的办法；把田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公田的收获全部归土地占有者，私田的收获为耕者自有，并定出最基本的掠取直接劳动者的两种方式——赋役和纳贡。同时，对战败的部族，绝大部分都分配给贵族们使用，以扩大其剥削面。这样一来，奴隶就转为农奴的身份，劳动的情绪就大大提高了。由于有这种种的客观因素，周代的农业便达到高度发展的形态，农作物大量产出。农奴们除了被迫劳役和把剩余劳动物奉送给领主之外，还有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的土地生产方面，用在其他劳动方面，因而除农业生产之外，工商业等也逐渐兴盛起来。也正因为发展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周公于《尚书·周书》的《无逸》篇里，一方面赞颂祖先们重视农业的功业，同时又再三告诫子弟们要知道稼穑的艰难，努力求进步，不要荒废了这门业务。

（二）贵族生活诗

《诗经》中有一部分是反映贵族生活的诗篇，也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

贵族生活诗，其内容比较丰富复杂。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此类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诗，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其诗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是一首优美的迎宾曲，被古人称为《诗》之“四始”之一。《史记·孔子世家》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古人认为这四篇打头的诗篇分别是这四类诗的典范，是“洋洋乎盈耳”的中和安乐之音。《鹿鸣》三章，确实抑扬顿挫，从容不迫。尤其是第一章，发语自然，情调欢畅，极好地表现了宾主之间的融洽与欢乐。

这样的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方策。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燕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里还有许多其他题材的诗作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www.xing528.com)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如前所说，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的东西。不仅祭祀、燕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如《诗经》一些诗作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诗经·鄘风·相鼠》）

《诗经》中还有些诗反映了贵族的生活状况。如《小雅》的《斯干》、《无羊》炫耀贵族宽敞的家居和盈实的产业：“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小雅·斯干》）“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小雅·无羊》）《斯干》还铺陈贵族之家的生儿育女和重男轻女的情况：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如《小雅·鱼丽》夸说贵族饮食的甘美：“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维其嘉矣。”如《小雅·宾之初筵》中笑话贵族醉酒的失态：“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如《秦风·驷驖》中称道贵族狩猎的排场：“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如《小雅·白驹》所反映出来的寄托怀念好友的友情：“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如《小雅·蓼莪》痛陈悼亡父母的哀情：“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如《小雅·车舝》赞美新婚的燕尔欢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如《齐风·鸡鸣》诗中所刻画出来的夫妻缠绵之情。妻子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流连床第，说：“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又说：“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妻子作色，说：“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朝廷的早朝就要散了，莫要因为我，使你招人恨。如《小雅·伐木》诗所传递出来的交朋结友的心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诗经》中还有些诗反映了贵族的生活态度。如《小雅·頍弁》所反映的是生当乱世的忧虑，其态度悲观消沉。他胆战心惊地告诉兄弟甥舅：

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如《秦风·权舆》所表露的则是破落贵族抚今追昔的怨恨，其态度近乎绝望：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如《陈风·衡门》所表现的则是家业凋零之后尚能安贫乐道的慰藉，其态度还是比较旷达的：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如《卫风·考槃》所反映的是远离市朝、隐居山野的隐士之乐，其态度非常超脱：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就是“敲盘子”，诗中这位仁兄，躲在大山里，敲敲盘子，睡睡大觉，发发牢骚，何等悠闲，何等自在，真是“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这位可真算得上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人生哲学似乎也算得上是老庄思想的滥觞。

《诗经》中的贵族生活诗，对其内容的解读，于我们认识周代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很有作用。在艺术上，这类诗大多音韵和谐，文辞流丽，清新可读，与祭祀、颂诗等的典雅、庄重是大不相同的。

（三）婚姻爱情生活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诗作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雎》诗，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心仪女子的追求，以及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则想象若能与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慕的诗，《诗经》里还有不少。如《卫风·木瓜》诗，表现了对异性的热恋与好意：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此诗要表现的是，凡是爱情都不应以物质多少来衡量，凡是真正的爱情都不会是斤斤计较“我多你少”的，不是作“爱的投资”，当然也不会期待“利润”。从而反映出真诚的爱情：应该是爱的施舍者，而不应是爱的消费者。如《郑风·子衿》表现出一个少女对情人的思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从诗中看来，这对恋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点“误会”。少女的矜持和羞怯使她羞于先去迁就他，但她却又偷偷地想念着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她热烈地希望他能来找她，重新和好，于是怨望道：“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当然，这种怨望可不是由于恨，而是由于热爱，由于刻骨铭心的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是由男子直接说出来的：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该男子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然是自己所爱的那一个素衣女子。

由此可以看出在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谈情说爱的情景，于《诗经》中也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是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世那样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风·柏舟》诗，即写出了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而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词：“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位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爱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人由柔嫰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并祝愿她出嫁后善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一诗，则写出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了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女性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里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女性，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处诉说，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所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女性的命运。还有一类则是婚姻破裂后，女性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了女性的愤懑不平。《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二诗，就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中弃妇诗的代表作。这表明，在周代，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就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她就要被丈夫扫出门去。故而此类诗的认识作用是很大的。

（四）针砭时弊的怨刺诗

悯时伤政、怨天尤人的针砭时弊的怨刺诗，是《诗经》里最能结合社会现实、反映国计民生的诗作，也是最有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的诗作。这些诗作大多产生于西周后期，主要见载于《大雅》和《小雅》中。古人因这些怨刺诗的特征是“乱世之音怨以怒”，（《毛诗·大序》）与作于盛世的“二雅”赞美诗迥然有别，又称之为“变雅”。

《诗经》之《大雅·荡》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西周后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大雅》中怨刺诗的作者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者，例如公卿列士、贵族大夫等。诗作者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其具体诗作有《民劳》、《板》、《荡》、《桑柔》、《瞻仰》、《召旻》、《抑》等。其中《桑柔》是《大雅》中怨刺诗的代表作。诗作者是周厉王的大臣芮良夫。此诗共十章，一百一十二句。作者深怀对社会现实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谏箴戒的作用。而此诗在客观上起到了揭露厉王统治的水深火热，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激烈的现实状况。如《荡》诗，第一章直接谴责周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指责厉王强横暴虐，聚敛剥削，高爵厚禄，滥用威权，政令无常；并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桀之亡国是殷纣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纣之亡国又是周厉王的一面镜子。应该说，《大雅》中的怨刺诗，针砭朝政，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的节制，带有更多的规谏之意。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怨刺诗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至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里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其具体诗作如《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正月》、《小旻》等。其中《正月》则是《小雅》里怨刺诗的代表作，其作者是失意官吏。此诗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怨恨上天昏聩，对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熟视无睹，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如《十月之交》诗，为日食和大地震后，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此诗讽刺了贵族统治者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诗，为侍御官所作。此诗讽刺了周幽王昏聩，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而自己辛勤王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如《北山》诗，是一位士子所作，他于诗中抒发了自己被繁重的差役压迫的不平和愤慨。特别是诗的第四、五、六章，连用了十二个“或”字起头的对比句，揭露大夫分配差役不均，以及士在当时的处境和地位。《小雅》中的这些诗，针砭时政与《大雅》有些诗相同，但更多的是将笔锋集中于奸臣佞幸者身上，其言辞更为激烈，情绪也更为怨愤。

《国风》里也有一些与“二雅”性质相同的诗作，但与“二雅”中对宗周倾覆，朝政日非，世衰人乱，充满哀怨悲愤的情感不同，而是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其具体诗作有《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陈风·株林》、《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鄘风·相鼠》等。如《魏风·伐檀》诗对不劳而获、无功受禄者甚为愤慨，提出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揭露了剥削者的寄生本质。而《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他们的贪婪、残酷，使人民陷入绝境，为了摆脱这种绝境，人民不得不逃往他方。《国风》中还有一些针对具体人、具体事而发的怨刺诗，则直接揭露了统治者的无耻丑行，如《陈风·株林》诗就直接讽刺了陈灵公与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淫乱私通。诗中并未从正面写此事，只是说陈灵公到夏姬之子夏征舒封邑株林游玩，他驾车停息于株林，在株林吃早饭，说他本意不是找夏征舒。言在此而意在彼，讽刺了陈灵公的可耻丑行。如《秦风·黄鸟》诗，暴露了惨无人道的宫廷人殉惨状。秦穆公死后，以近二百活人来陪葬，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也充数其中。这三兄弟很有才干，观看殉葬的民众特别怜悯他们，故而有《黄鸟》三章哀悼之。《黄鸟》既是同情的挽歌，也是悲愤的控诉，控诉秦国君主暴殄人命。

“二雅”怨刺诗是《诗经》中文人诗的精粹，是周代一批具忧世之怀、具忧生之意的正直文人，出于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维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安定的目的，以诗歌干预政治，针砭时局，规劝王者革面洗心，重振朝纲的肺腑之言。它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性和浓厚的人民性，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国风》民歌，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诗经》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故而后人论《诗》，每每《风》、《雅》并举，就是由此出发的。

“二雅”怨刺诗的意义还在于，它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干预政治，针砭时局的优良传统，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后代许多诗人也正是坚持发扬了这种精神而成为伟大的诗人，其诗歌作品也就成为了其所处时代的“诗史”。

（五）战争徭役诗

周王朝于建立之初是避免不了战争的；而建国之后，内叛严重；周后期则外患频仍；春秋之际，诸侯争霸，战端时开。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统治阶层则加重了对人民的徭役。故而《诗经》里的战争徭役诗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如《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召虎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等物；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如《常武》是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五章中对王师声威的描写：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将王师之声威、气概形象地表现出来。又如《秦风·无衣》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无衣》表现了奴隶社会时期人民保家卫国、团结对敌、英勇献身的思想感情，真实感人，慷慨雄壮，情绪乐观，确是一首充满民族精神而又富有艺术魅力的古代军歌。如《小雅·采芑》诗，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猃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所以，《诗经》里的战争诗强调的是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而不作具体的战场厮杀、格斗，这可视为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屈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决然不同的风格。

周部落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诗中充满着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诗，为出征猃狁的士兵于归途中所赋。北方猃狁侵入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诗中所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猃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入侵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绪，但同时又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其第六章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时的悲戚之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叫人深思，引起无限感慨。如果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家自伤之情的矛盾体，那么，《豳风·东山》诗所反映的就完全是士兵对战争的厌倦之情了：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

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于此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里，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那么，《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之辞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如《唐风·鸨羽》第一章云：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由于“王事靡盬”，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诗经》里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和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诗：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此诗真切地写出了一位女性由于思念远戍边关的丈夫而痛苦不堪的感情。女为悦己者容，所爱之人不在眼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诗歌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如《王风·君子于役》诗，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黄昏时分，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归家。此诗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诗经》里的战争徭役诗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军威，还是表达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均对后世诗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题材中常写不衰的主题，在后代诗歌中持续回响。

自然，《诗经》诗作所包含的内容时分广泛丰富，远不止本节所叙述的。《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叙写的祭祀、宴饮、农事等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而其他诗作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等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而且，还为后人提供了极具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献资料，是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社会历史文化形态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