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诗性之美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诗性文化，诗魂即国魂。“诗者，天地之心也。”（《诗纬》）

在前面第二讲开头时，曾引述过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维柯的思想观点：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如果用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文化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从它的萌发起源直至后来的发展变化，一切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于其起源处就已经被决定了。换句话说，早在中华民族的童年时期，在其心灵深处就已然形成了一个强固有力、仿佛天性般的诗情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国文化的精神历程，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或被人类学家称之为“原始思维”的内涵中，寻找到诗的元素。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历程中，一旦形成了东西就不再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假如当恢复倒退到足够的程度时，它还会出现。”^[1]故而我们应该多注重对中华民族“原始思维”特殊性格和特殊结构的探究，从而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本体。

维柯对人类原始思维的研究最富启发性。他在《新科学》中指出，原始人由于推理能力弱、想象能力强，所以都是用“诗性文字”说话的诗人。因此，《荷马史诗》的真正作者并非盲诗人荷马，而是荷马时代所有的人。维柯把原始人的思维和精神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并提出古代各民族都是以“诗性智慧”的方式创造了最初的文化模式。维柯甚至还发现，“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起源”，就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从这种粗浅的玄学中一方面发展出也全是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2]这段文字相当明确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人类的古代文化或原始文化，大都是一种用诗性智慧创造出来的诗性文化。因此，人类的这段历史也被维柯认为是“诗性历史”。由此，可对世界早期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大致推演出这样一个原则：诗性智慧是早期各民族诗性文化的基因库（中国有《诗经》，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印度有《梨俱吠陀》等），而诗性文化则是诗性智慧的历史展开。而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亚细亚式的社会结构，得以全面、独立地延续和发展起来。

根据维柯等人类学家的研究还可知：原始人的思维和精神方式的主要内涵是情感化的或本能的、非逻辑的或前逻辑的、神话的或诗的。也可知这种诗性智慧在任何民族都从未完全被斩断，在文明时代中，它更多时候转化为诗人艺术家的灵感、想象力或其他艺术创造原动力。如中国文学、艺术特别看重艺术思维中的“直观”、“顿悟”等，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可以在诗性智慧中找到其发生的历史根据。对于以理性思维为主导的文明人来说，诗性智慧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先验的精神存在。

维柯等人类学家的研究还表明：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程中，原始思维或诗性智慧逐渐解体，理性的、逻辑的、科学的东西开始萌芽、发展，尽管这是大趋势，但由于不同的民族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也就决定了诗性智慧在人类精神结构中的去留，这一点极为重要。中国上古时代与政治、经济、祭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性文化，是使人类原初的诗性智慧在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延续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而在古希腊，尽管也曾有过十分壮丽的奥林匹斯神话世界，但在经过了“智慧即美德”的苏格拉底时代后便异常悲壮地消失了。明丽的阳光，健康的情欲，诗性的崇高，日益被一种矫情的、疲惫的、世俗的生活所淹没和遮蔽。对于这个古代诗性世界的没落，尼采说：“在这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狡猾斗争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尽管它只在非常时刻有力地萌动一下，然后重又沉入酣梦，等待着未来的觉醒。”^[3]古代中国，文化变异远没有像古希腊那样严重；诗性智慧不仅没有受到来自科学和理性的挑战，旺盛的想象力不仅没有受到知性的改造，诗性文化不仅没有受到文明进程的摧残，反而由华夏先民以异样的热情充分肯定与接受下来，先民们对“诗”有着一种超乎一切的重视和崇尚。当古希腊智者柏拉图等在“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中，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对《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诗性智慧进行文化围攻，严格地区别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时^[4]，在中国，诗歌却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地位。虽然孔子也曾删诗，但并没有把诗性智慧与理性精神对立起来，相反，却是使诗歌的功能日益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罗根泽先生对此情况有这样一段文字：

尚书中的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认为是尧舜时代之说，即“诗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于大舜。……但“诗言志”，我们可以断定是较早的说话，大约周代已经有了。证据是：一，雅颂的作者，虽然没有明言“诗言志”，但已显示“诗言志”的意义，读诗者自然可以归纳出这一句考语。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云：“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亦谓：“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亦谓：“诗言是其志也。”可见此说的产生很早了。

罗根泽先生认为“诗言志”的说法大概在周代就有了。而周代正好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轫期，故而“诗”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化发生的一个标志。

再看二则资料：《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这也表明，自周至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始终都贯穿着“诗”这一精神方式，并随着传统文化在汉代的定型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体。正因如此，罗根泽先生才形象地指出：“在秦汉，则‘子曰’的势力，绝不敢与‘诗云’的势力对抗。”^[5]这样，先验存在的“诗性智慧”与后天的诗歌的现实地位相结合，一同凝结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诗情结”。所谓“诗者，天地之心”（《诗纬》），所谓“大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所谓“《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等，都是在表达：诗这一精神方式既在万事万物之中，又超越它们而独立不改；既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情感，如庄禅的诗学，又能够用来进行道德教化，如儒家的诗学；既不可解释，又有一确定的意义。虽然这些阐释于逻辑上看上去显得不伦不类，但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它们几千年来却相安无事，这却是在中国文化起源时就已经决定了的。

这一心理情结的扩张，向社会的渗透表现在儒家的诗学理论上，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诗这一精神方式的文化功能的极端关注与弘扬，甚至以此排斥诗的审美功能。孔子庭训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里，他是把诗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功能的精神方式，而绝非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学形式的诗体。孔子要表明的是：不是不学诗歌，人就变成哑巴了，而是说如果不能掌握“诗”的秘密，就不可能在政治、外交等场合正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需要与愿望。再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里强调的还是“诗”的文化本体或人生社会功能。而事实上，先秦时的人们很少把诗看作纯文学的，这正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表明诗的文化功能从一开始就压倒了诗的审美功能。诗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存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不由使人想到西方民族中统率万物的神性本体。

《毛诗·大序》中有段文字值得体味：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这里，诗歌的作用被渲染得无所不能，它将文化的政治功能、宗教功能、伦理功能等集于一身，从而把诗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与意义描述得淋漓尽致。而社会中一切人文的、精神的、情感的活动，也只有通过诗这一精神方式才能表现出来，正如《诗品序》云：

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

不仅如此，所有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欢愉，也只有通过“诗”这一途径才能上升到澄明之境。我们再来看以下几段文字。

陆机《文赋》云：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www.xing528.com)

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叶燮《原诗》云：

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至，而山水之妙始泄。

这也能看出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真精神。什么主体、笔墨、形迹、形式都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凌驾于其上的某种精神存在。总之，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精神本体而存在。由此可知，先验遗存的诗性思维方式与早期重要的文化导向统一集中起来，形成一种无比强大、亘古不衰的心理能量与心理原型，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人类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诗情结，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如此强大与有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直接改变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的历史途径。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都是在这一精神本体的影响与支配下发展起来，走向繁荣或走向凋零。

因此，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这种诗情结，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本体，必然要以现实规范的方式，渗透、凝聚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独立的各个方面，影响、制约、改变着各个方面的自然生长过程。我们只需略微考察一下传统文化中政治、经济、军事、医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就可以发现它们与“诗性智慧”这一精神方式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愈是在它们的精华、尖端部分，就愈接近较为纯粹的诗性智慧。这是一种灵感式的，只有在人的精神、情感、想象力、直觉能力综合作用下才能闪光或被领悟到的东西。正因为诗性智慧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才出现了如“道”、“气”、“理”等“非范畴的范畴”；才会于各种艺术中出现如“韵”、“象”、“态”、“度”、“味”、“法”、“空”、“静”、“有”、“无”等。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思维与经验来感觉，它们或显得妙不可言，言而非也；或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在一切经验的认识与把握之外，只能神通心会；或是景中之景，情外之情，只有超越具体的有形器具，才能进入个中境界。一切存在的终极秘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能借助于诗性智慧的方式才能真正完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世界里，无论是悲剧或喜剧，创造或模仿，成长或衰亡，一切都是由诗性智慧来决定的。如在政治生活方面，由诗性智慧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政治特色，与西方文明仰仗军事扩张征服不同，中国对周边蛮夷民族的理想方式是怀柔与和亲；与西方政坛上冷酷无情、你死我活的竞争不同，中国政治家讲的是以德服人，讲退让，“挥泪斩马谡”等；国家机器在西方被称为吞噬一切的怪物“利维坦”，但在中国却被看做一个大家庭，君臣关系则被形象地化为父子关系。还有与柏拉图要把诗人彻底赶出他的理想国截然不同，诗人在中国文化世界中的地位极为崇高。我们只要看看后人对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历史评价就可知道。特别是在中国诗性文化鼎盛时期的唐帝国，诗人的地位更是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唐代以诗为敲门砖，“投诗问路”而踏上仕途者，更是数不胜数。

同样，诗性智慧在农业经济方面也有着充分繁荣的展示。宁静平和、节奏缓慢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仅是诗性智慧的发生背景，也是它得以存在与延续的基地。长期受小农自然经济的束缚与影响，古代的人们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历史运行必然性的深入思考，而仅满足于现状和已有的水平。他们对文明社会中有关人欲的刺激，一般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子有“忧道不忧贫”的思想；庄子有反对“物役”的态度；陶渊明则崇尚自然，安贫乐道。尽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他们都落后于时代，但由于他们生活于诗性文化的土壤中，不仅没有被历史所抛弃，反而赢得了后人的极大尊重。所以，诗性智慧在经济社会方面的最大理想就是如何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精神、情感，任何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它危及到田园生活的朴素道德与牧歌情调，那么在中国，它一定会遭到最强烈的抗议和抵制。

对于中国诗性文化而言，不仅在其原始发生中借助于诗性智慧的力量并以诗为自身的表意系统，其在历史中的发展、成熟与衰落也一直受制于诗性智慧的结构性变迁，并具体表现在中国诗学的观念演变中。从诗性文化的立场出发，“诗性智慧”必然是强调诗的文化功能。因此，在中国诗学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深层线索，即以诗的社会功利目的为最高诗学理想，强调诗在《诗经》时代就有过的政治目的、社会目的、道德目的和教育目的。这条线索始于《毛诗·大序》中的“言志”、“美刺”，其中经过刘勰的“宗经”、“征圣”以及唐宋时期柳宗元之“文以明道”与韩愈之“文以载道”，其末端直到清代的沈德潜和现代学者黄节。如沈德潜于《说诗晬语》中云：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黄节则在其《诗学》一文里云：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

不单是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在古代中国，只要具备文化符号功能的精神活动，都有承担“诗性智慧”的职责与义务。所以，与“诗以言志”具有家族类似的，还应有“文以载道”、“画以立意”、“乐以象德”、“书以如情”等。对此，刘若愚先生认为：

自公元前二世纪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中国确立以来，至二十世纪初叶，实际上实用主义文学观一直被尊为至圣，以至于持他家之说的文论家们，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不论实用观。即使一心专注于别的文学观，口头上也必须大讲实用主义，行支持非实用主义文学观之实。^[6]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歌”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更具体地说，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或文化原型，诗话词话的古代文论或中国审美思维，以唐诗宋词等为中心的感性载体或文学生产方式，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深层结构与外观形态。所以，诗性文化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之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诗性文化以其涵盖一切的优势，使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等都未能发展起来；诗性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遮住了阳光雨露，在其下面也就只能生长出低矮的苔藓。因此，通过对古典诗歌的深层次解读，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也可以更直接地体验中国古代民族的喜、怒、哀、乐。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我们民族的精神本体主要是以诗的方式来表达的。其中虽有沧海桑田之变迁，但改变的只是形式、外观，而其深层结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可以说从未有过重大变异。王国维先生于《人间词话》中曾谈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变更情况：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在这里，王国维先生已将线索大致清理出来，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等实体性文化形式不同，诗性文化是以更深邃的方式影响、制约、规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源远流长、根系繁昌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伴随着其“诗本体”这一精神方式而诞生、成长和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