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欣赏指南

第七讲　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

【本讲导读】

本讲内容重点放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方法上。因为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给读者所提供的是一个多层次的信息网，其内在信息十分丰富；故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也将是一个整体性的思维活动，需要调动欣赏者的全部知识及智慧才能完成的一种精神劳动。因此，要想使自身对古典诗歌的欣赏水平得到提高，除了必要的知识外，还需掌握正确的欣赏方法。此讲将具体介绍欣赏与审美想象的关系；欣赏与语言感受的关系；欣赏与意象把握的关系；欣赏与意境品味的关系；欣赏与理趣体验的关系；欣赏与艺术手法理解的关系等主要的欣赏方法。在具体的讲解过程中，则力图把基本原理与具体诗歌作品结合起来分析，以期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

【学习目标】

通过此讲的教学，使学生能准确理解：中国古典诗歌欣赏活动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活动，其欣赏方法十分重要；而欣赏方法的理解及掌握，将对其自身欣赏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因此，对具体的欣赏方法的理解与掌握，将是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

【重点概念】

审美想象　诗歌语言　意象　意境　理趣　艺术手法

文学欣赏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也是一种文学的再创造活动。文学欣赏是文学作品产生社会作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桥梁。如果没有文学欣赏，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就形存实亡了。文学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拿出来给读者阅读欣赏的。在我国古代，虽然也有诗人、作家将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的，但并不是真的打算不给他人阅读，而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等各种原因，不便立即拿出来，“藏之名山”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传之后世”。而要传之后世，读者的欣赏活动则十分重要。

但读者要想真正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而达到对其内涵底蕴的把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受着自身的思想水平、生活经验、审美趣味、知识修养等条件的制约。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欣赏者，就会产生“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文心雕龙·知音》）的差异性。文学欣赏活动所产生的差异性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欣赏者于欣赏活动中也不能“天马行空”般的跑得太远，完全不受审美客体的羁绊，如果这样的话，其欣赏后的结论、看法，则难免是一种偏见了。因此，掌握一定的欣赏方法，则是完全有必要的。

我国古代对文学欣赏活动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主张对不同的文学体裁应该有着不同的审美要求。唐代诗人柳宗元于《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曾这样叙述：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www.xing528.com)

这就是说，以著述为特点的论说文章和以比兴为特点的诗赋作品，二者的表达方式、表现风格是“乖离不合”，不完全相同的。前者明确表示褒贬，要求“词正而理备”；后者是隐含讽喻，应该“言畅而意美”。柳宗元虽然说的是二者的区别，但同时也指明了一定的形式有着它一定的表达方式，否则就会妨碍内容的表述。

文学创作要求得体，文学欣赏同样也要求识体；文学创作要遵循一定的体式，文学欣赏也就要求按照不同的体式，具备不同的审美眼光。就诗与文二者言，从诗文异道的角度来讲，不可以文律诗，也不可以诗律文。古人从不同文体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出发，对此多有阐发。清代刘熙载就指出：“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艺概·诗概》）刘氏以一醉一醒来比喻诗与文之间的差别，颇有趣味。对所谓“醉”语者，即不能看得太实、太死，不能过分执著；如果以“醒”眼稽“醉”语，就会曲解诗意。如唐代诗人杜牧有《江南春》诗：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明代著名的才子杨慎却这样看待此诗：“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十里莺啼’，俗人添一撇坏了。”（《升庵诗话》卷八）大家读了这段文字，有何感觉？杨慎在此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太执著于“千里”二字了，他以非常清醒的眼光去评论杜牧的《江南春》诗，认为“‘千里莺啼’谁人见得？”故而应该将“千”改为“十”才贴切。而杜牧诗意则是指整个江南春色无处不在，无处不是。诗人虽不能眼见整个江南的春色，但却用诗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用艺术夸张的笔法将其描绘出来。所谓“千里”并非实写，而是想象之词；而“四百八十寺”也不必是实数，而是极言其多。这就是一种诗歌的语言，也就是一种“醉”语；而“醉”语是不可以处处落实的，它与一般文章的准确性的要求是不同的。“醉”语给读者带来的艺术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清代诗评家何文焕则是一位对诗歌艺术体味很深刻的人。他不同意杨慎的看法，反驳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何文焕从诗歌的特点出发，就此诗立意的角度来分析，其反驳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清代著名诗评家叶燮有段文字说得好：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

可把这段话认真品味一番，看能否琢磨出点什么东西来。

具体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活动来说，因其时间的久远，对当时社会各方面情况的陌生化；加之诗歌语言的特殊表现方式，对诗歌所用典故的不熟悉等，这就使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活动，相比较其他文学的欣赏活动要更困难得多。因此，更应该讲究一定的欣赏方法。

根据诗歌的艺术特性，对诗歌的欣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