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某个学科或理论的发展进程，离不开关于该学科或理论的文献梳理，而任何学科或理论的发生发展，都存在着本源性文献和继发性文献。所谓本源性文献，指的是关于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居于开拓地位、富有创新意义的文献；继发性文献则往往是本源性文献的应用、阐释和借鉴。当然，本源性与继发性的划分，可能有其不准确的地方，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分好像在于发表时间的先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谓本源性和继发性文献的区分标准，主要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文献的开拓性、创新性和对于学科或理论的引导性、支撑性。对于一个学科或理论来说，先发的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因为初发的不完善而失去意义，后发的文献也可能因其自身的创新而逐步成为经典。同时，本源性文献也不能等同于经典，因为有些文献居于开创地位但并不一定完美，有些文献引发了理论争鸣是因为存在争议，这些难以成为经典的因素并不妨碍它对于一个学科或理论争鸣的本源性。
本源性文献的确认和评估是研究一个学科或理论发展进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方法。确认了一个学科或理论的本源性文献，就可以看出这个学科或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脉络关系；对一个学科或理论本源性文献做出了科学的评估，就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学科或理论的发展水平。
就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尽管文献数量不少，但由于生态文学研究远未臻于成熟，真正可以称为典范的论著尚属凤毛麟角。但是，作为一个进行中的研究领域，从论著对于领域内研究层次的涵盖方面考虑，可以称其为本源性文献主要有：许贤绪的《苏联当代生态文学》（《中学俄语教学》1987年第1期）、鲁枢元的《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韦清琦的《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吴景明的《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吴秀明的《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等。
根据文献的不同侧重，拟就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吴秀明的《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做一简要评估，以期蠡测中国生态文学批评实践维度的概貌与成就。
一、中国开展生态文学研究的滥觞——《欧美生态文学》评估
《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专著。在该部专著中，王诺历史性地考察和评价了西方生态思想和欧美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主要成就，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就生态文学评论维度而言，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美生态文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于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开展具有开拓、引导和支撑等本源意义。王诺对于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开拓、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辨析、特征界定和内涵把握上。从众多生态文学评论的继发性文献中可以看出，他关于生态文学的定义、特征和思想内涵的结论成为了其后众多评论实践者选取对象的框架和切入评论的基点。
首先，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辨析。王诺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0]作为一种年轻的文学样式，与生态文学称谓相近、内涵相似的命名用得比较多的还有“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和“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究竟使用哪种名称更为合理，王诺将“生态文学”与“环境文学”、“自然书写”进行比较后认为“环境文学”这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观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而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术语来称呼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11]而“自然书写”这一术语则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因为生态文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同时，“自然书写”这一术语在思想上和体裁上涵盖面又太宽，因为无论作者对自然持什么观点和态度，只要写的是自然，其作品都可以算作自然书写，甚至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作品。“使用‘自然书写’无法将生态文学与一般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区别开来，无法将生态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使命显示出来。”[12]王诺之后，张丽军、张晓琴、张艳梅、吴景明等也对生态文学的概念作过辨析和界定，但对比之后，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界定尽管表述各异，都没有超出王诺的基本思路。鉴于本文导论中已有详细引述，这里不再作详细对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界，《欧美生态文学》出版后，关于生态文学的不同名称诸如绿色文学、自然书写、环境文学、大自然文学、自然取向的文学、大地文学、公害文学等等，除张韧等少数批评家仍然坚持环境文学的提法外，基本归于生态文学。同时，狭义的生态文学、广义的生态文学或曰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学批评、生态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其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这不能不说与王诺所作的深入的概念辨析有一定关系。
其次，关于生态文学特征的界定。概念和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本质属性，王诺关于生态文学概念的科学辨析，是建立在关于生态文学特征的科学界定之上的。《欧美生态文学》的开拓性同样表现在王诺在系统阅读了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后首先科学地归纳出了生态文学的特征。
王诺将生态文学的主要特征概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的文学”；“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化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第四，生态文学是热衷于表达人类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地球与人类未来的文学。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第五，生态文学是进行并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自然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交融性原则是生态文学进行生态审美的主要原则。”[13]
可以说，尽管关于生态文学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基础还有争议，但迄今为止，王诺关于生态文学的特征界定仍然是生态文学评论实践的主要参照。考察生态文学评论界的诸多论著，尽管有的论著在生态文学特征的某一方面有进一步的深入与完善，如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关于生态文学对于现代性反思的研究，但像王诺这样全面论及生态文学诸多特征的原创性成果尚不多见。
第三，关于生态文学思想内涵的挖掘。王诺就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征服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欲望批判、生态责任、生态自然观、重返与自然的和谐。在修订版中，王诺将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修正为八个方面，即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科技至上观批判、消费文化批判、生态整体观、简单生活观。这些思想内涵的挖掘和归纳，为其后的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最初的原则和切入点。可以说，在生态批评实践维度，王诺关于生态文学思想内涵的归纳，为奠基期无所依傍的评论者提供了“评什么”的标本，也为生态批评成为新的思想文化批评派别注入了思想资源、奠定了思想基础。
具有学科支撑意义的是，王诺在总结归纳欧美生态文学的思想特征时，回应了关于生态文学和批评一系列有争议的基本问题并作出了有力详实的辨析。其中，一些辨析迄今为止仍然是生态批评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王诺的结论也仍然是可以藉以论析的主要观点。例如，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王诺认为：“生态文学家所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等同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在人类社会里的以人为本，另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以人为本、为中心、为主宰。后者才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想家要批判的绝非人类社会里的以人为本，而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以人为本。生态思想家赞成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尊重人、维护人权、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的自大狂妄，反对人类自诩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灵长、自然的随意掠夺者和统治者，反对人以征服自然、蹂躏自然的方式来证明自我、实现自我、弘扬自身价值。”“认识论上的人类局限并不等于价值论上的人类中心。严格区分认识论上的人类中心和价值论上的人类中心是十分必要的。生态文学家承认、也不可能反对认识论上的人类中心倾向，他们反对的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利益为尺度确定人与其他自然物的价值。”“反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反人类，也不是主张牺牲人类的基本需求，更不是否定人类的生存权。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基本问题。事实上，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利用和干扰自然。”[14]再比如，关于征服和控制自然观的批判、关于欲望动力观的批判、关于科技至上观的批判和消费文化观的批判，王诺不仅指出了这种观念的表现和生态危害，而且挖掘了其文化、心理原因，尤其是站在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立场上，剖析了这些观念与“男权中心”、“欧洲中心”、“白人中心”等观念的文化关联，可谓视野开阔，据理翔实。
总之，《欧美生态文学》对于中国生态文学评论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系统展示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概貌，开启了中国学者了解欧美生态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更重要的是，王诺在系统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过程中，辨析了一系列对于生态文学评论来说属于评论藉以开展的基本问题。所以，尽管王诺关于欧美生态文学发展进程的描述尚显粗疏，但是，《欧美生态文学》称得上生态文学评论的基础理论样本。《欧美生态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向读者告知了欧美生态文学“怎么样”，更在于向学界展示了“如何评论生态文学”，这正是称《欧美生态文学》为“中国开展生态文学研究的滥觞”的核心所在。
二、狭义生态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评估
关于新时期生态文学的研究和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已有的文献相对而言数量较多，仅已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就有韦清琦的《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吴景明的《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王军宁的《生态视野下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等，可以说，这些论文代表了新时期生态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这些文献中，选取《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作为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本源性文献，应当说颇费思量。因为，韦清琦的论文较早对新时期文学作出生态学的观照，其外国文学的学术背景也使他的论文更具比较研究的视野；吴景明的论文体量宏大，资料丰厚，既有生态文学发展成就描述，更有生态文学现状不足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态势和具体作品的把握相当准确；王军宁的论文体例完善，论证规范，其“背景透视”、“思想回溯”、“文化省思”、“经典重构”的章节布局，非常契合生态批评的方法论典范；张晓琴的论文从作家作品个案入手，梳理出了清晰的生态文学代表作家和典型文本，其在“人学”原则和生态学原则既矛盾又融合的关系中对典型文本的阐释也颇有创新之处。但是，韦清琦的文章对于新时期生态文学的宏观把握由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背景显得尚不全面，其对新时期生态文学发展状况的概述尤其是所谓“深绿色”阶段的描述语焉不详，而关于“非典”写作则似乎游离于文章整体之外，对于作家个案的分析因其更关注于“非虚构”文学而忽视了更多的具有生态意识的重要作家作品。吴景明、王军宁、张晓琴等人的论著显示了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吴景明的论域延及了现代文学）的熟谙，但是，他们关于生态文学的现实背景、生态文学的思想资源、生态文学的发展状况、具体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蕴等论证思路和逻辑，依然没有超越关于生态文学研究的惯性思维，关于生态文学的现实背景和思想资源的阐述也大同小异。经过对文献的深入对比研究，以下因素使我将《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置于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本源性文献的地位。
首先，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突破了生态批评仅仅从作品中挖掘生态意蕴的惯性思维。雷鸣从对安东尼•吉登斯、大卫•雷•格里芬、戴斯•贾丁斯等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引述和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中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空前的生态危机，其深层基底在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米歇尔•福柯、马尔库塞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对于思想史的主要贡献也在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关于现代性反思，中国思想界存在着比西方更为复杂的研究境遇和表现，作为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国度，现代性批判在中国学术界自然存在着更多的争议和矛盾。揭示生态危机的现代性人文根源，关注生态文学与现代性反思的勾连，是很多生态文学研究者业已涉及的论域，但是，以现代性反思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基点，把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定位于现代性反思话语，雷鸣的研究则具有开拓意义。以现代性反思切入生态文学研究，扭转了生态批评单一的生态学视角，也拓宽和加深了生态批评往往从作品中挖掘生态意蕴的因袭性路径和惯常思维，更容易清楚地揭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所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运行机制，更容易触摸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基底。(www.xing528.com)
其次，现代性反思的基点使生态文学研究形成了与当代文学整体研究的呼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启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一度成为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的热点。其中，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张力状态，正如鲍曼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15]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张力状态，在新时期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表现突出，陈晓明、周宪、王一川、张光芒等学者的研究明显地昭示了这一点。同样，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观照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可以发现，其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审视，对于工业化手段的怀疑，对于城市文明的矛盾心态，对于科技文明的忧虑等，与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形成了合力和呼应。从这个角度上看，雷鸣的研究不仅是生态文学研究的拓展，也是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丰富。
第三，从审美的角度对生态文学作品缺憾的分析，对于生态文学的丰富与超越具有启示意义。面对日益繁盛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雷鸣通过详尽的分析展示了创作界业已取得的成就。在雷鸣看来，正是出于共同的生态焦虑，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发挥了中国文学惯有的参与功能，以触手可及的强烈忧患意识，表现着共同的生态焦虑母题，这种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参与路径，产生了快速的社会轰动效应，对启迪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明确的表意焦虑遮覆了更高的美学追求，急切的救赎愿望降解了文学的审美内涵，雷鸣将其表述为“命定的尴尬”。[16]对于所谓“命定的尴尬”，雷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这种“命定的尴尬”具体表现为“真实的执著与想象的偏枯”、“形象塑造的趋同与普泛的悲剧程式”、“问题意识的制导与文化意蕴的稀薄”、“宣传视域的规训与训导语言的编码”。[17]对于生态文学的这种尴尬，雷鸣具体分析了其生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对于中国文学历来重视与现实的对应关系等文化基因的揭示、对于中国作家哲学思想贫血的分析、对于作家主体创作动机的激愤和趋同的呐喊的指摘、对于关注问题表象而不挖掘表象后的文化勾连的浮躁、对于注重直白训导式言说而忽视文本的多义与张力的态势等，都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一定的穿透力。值得肯定的是，雷鸣并没有在此停止脚步，而是对此提出了建议和呼吁。他认为，生态小说要得到升华，“生态小说在表达尖锐的生态现状的同时，要艺术地省思我们中国复杂暧昧的文化境遇与生态危机的勾连，即深入体察当下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社会文化因素与中国生态现实的关联，彻底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西方文化内核，并融渗西方现代生态思想，去发现和重铸东方文化的生态精神。”同时，生态小说要改变生态话语的表述方式，“让生态理念的创作意图进行审美中介转换，建构意蕴丰盈的价值系统，这是生态小说最大限度地凸显自我的功能价值和提高艺术品格的最佳途程。”[18]
总之，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就迄今为止中国生态文学批评实践维度而言，雷鸣的研究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冯友兰先生所谓的“接着说”的意识和味道。当然，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论题，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错并置的现实语境中，中国生态文学要寻求思想深度的突破，必须平衡审慎地处理好自然神性与科学理性、自然伦理与人文精神、后现代的理想热望和中国前现代的大量遗存等方面的关系，“只有深刻领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相互关系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复杂性，才有可能在文本中提出有现实效用的瑰丽想象，从而使生态小说能够负责任地面向未来。”[19]
三、文学生态研究的新成果——《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评估
在生态文学研究的四个层次中，关于文学现象的生态学宏观研究，论者关注较少，成果不多，吴秀明等人撰写的《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可谓个中翘楚。本书是吴秀明主编的“文化现代化和生态文学前沿丛书”中的核心著作，历时十载，可谓艰辛。尽管属于合作撰著，各章风格水平不一，但其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内外文化生态的检视，因其共时和亲历，体验可谓准确。和狭义的生态文学评论相比，《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生态文学，而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文学现象，应当说，称其为文学生态研究更为准确。从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比起生态文学评论一味在作品中挖掘生态内涵的单一模式来，吴秀明对于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生态考察，更具学科价值和建设意义。
从生态文学研究20余年的大系统上来看，《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的本源性文献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问题意识明确，消弭了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些激越和浮躁。
生态文学产生的直接动因是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多数生态文学评论也主要通过生态文学进而关注生态危机的拯救，对于文学自身的生态问题，则很少有论者去作详尽的剖析。《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则正是在众多论者激昂的生态拯救呐喊中，理性地关注到了激昂之余文学生态研究的盲区。吴秀明关于生态文学研究现状及对存在问题的反思，虽然声音不及具体的生态文学评论者激昂和高亢，但低沉的声音道出的是更沉重的问题。
在吴秀明看来，从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深层内涵及其发展前景来看，目前的研究在诸多方面需要反思。首先，“在讲文学生态整体系统时要正视其内部构成各因子或要素之间的差异，不能把斗争竞争与和谐协调绝对对立起来”，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它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文学场的营造，不仅需要在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这样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这样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容共存’，而且也需要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相互竞争、互为补充的‘互补共生’。”[20]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并不是彼此平等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自然、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取得与西方国家同等的生态权利，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多的表现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倾销和文化霸权。所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包括生态价值观应有质疑、批判和否定的勇气，价值生态的平衡，不可能是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无原则的和谐共处，而应是建立在生态正义基础之上的互补共生。其次，“在讲文学生态主客平等、物我一体的本体关系时，要正视人的主体的能动实践作用，特别是协调沟通主客关系的作用，不能将主体间性简单等同为非主体性或无主体性。”[21]很多生态批评理论家都认为，生态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中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颠覆却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对现代性负面因素尤其是其中的市场拜物主义、工具理性盛行等的批判，有助于文学生态的优化，但是其中批判的主体仍然是能动的人的实践。由此，吴秀明认为，生态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颠覆人类主体的倾向，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主张密切相关，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存在不少悖论的尚需质疑的概念。第三，“在讲文学生态对生态学原则借鉴时，要注意后者毕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在目的、功能、手段上与文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引进一个中介环节进行转换。这也是文学领域的所有跨学科研究特别是跨自然科学研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中介环节，吴秀明表述为哲学抽象化和艺术特殊化两个阶段。“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中来，首先要把其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思路、观点提升到哲学思维的高度，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然后才能用来指导生态文学的研究。”“哲学可以指导生态文学研究，但不能解决具体的生态文学问题，更不能替代生态文学研究本身。所以，还须从一般的哲学中介进入审美中介。”[22]在此基础上，吴秀明认为生态文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在于如何写生态，生态的内容必须具有情感化、形象化的审美内涵，才能具有美感和魅力，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应是生态的，更应是审美的。
吴秀明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上述反思，尽管有些观点在哲学层面上仍然存在争议，引述他的观点也不意味着完全认同他的看法，但是，作为反思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角度，他的问题意识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定是有所裨益的。
第二，研究对象宏阔，拓展了生态文学评论的单一模式。
基于对生态文学研究的反思，吴秀明的《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一改从生态文学作品中挖掘和诠释生态意蕴的因袭式单一模式，而是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了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因为在他看来，既是生态的又是审美的生态文学作品其实很少，要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丰富与完善，就应当借鉴生态学的原理和思维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把握，找出影响文学生态和谐的基因和元素，促进文学生态的完善。这种研究，从实质上看，属于一种文学生态研究，比起具体的生态文学研究来，他的对象已不是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蕴含，他的目的也不是通过文学作品最终指向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精神的生态危机的改善。他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与作家创作密切关联的文学生态环境，目的是如何促使作家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生态文学作品。所以，多数生态文学研究的路径是从文学到生态，吴秀明的研究则是从生态到文学。前者如果可以归之为生态研究，后者则是典型的文学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吴秀明在分析新世纪文学现象的现实语境和文学资源时，对于中国文学置身其中的全球化浪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想都有审慎深入的分析，其中既有全球化语境中关于本土文化两难境遇的担心，也有东方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此消彼长中创造性转换的信心；既有对于科技时代工具理性压迫下文化生态失衡的忧虑，也有对于文学审美回归和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展望；既有对于文学中民间资源开拓的功绩铭记，也有对沉溺民间放弃审美立场的创作的审慎批评。这样的研究在生态的理念下进行，的确比单纯的生态意蕴挖掘更贴合文学研究的本源。
无论生态文学研究，还是文学生态研究，在中国生态文学尚不完善的今天，在生态危机愈来愈严峻的现实境遇下，其研究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相对而言，吴秀明的文学生态研究的特点更在于，面对浮躁激越的生态文学研究潮流，《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展示了更审慎的态度、更纯粹的文学性和更具建设性的文学生态优化方案。
第三，内外生态兼析，凸显了文学生态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从研究目标上看，吴秀明在《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中所要达到的是试图通过对于新世纪文学生态失衡原因的剖析，探究建设和优化文学生态的可能性方案。其研究价值在于，摒弃了当下生态文学研究的惯性思路，较为全面地列举并分析了文学生态系统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通过对构成文学生态系统的精神主体、政府调控、媒体影响、批评功能和读者市场的剖析，建构了内外机制协调、完善文学生态的可能性理论框架。其中，对于新世纪以来因文学创作主体精神退守而引起文学萧条的分析，比起将文学危机简单地比附于生态恶化的结论来，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完善的可能性。在吴秀明看来，“从创作主体来寻找文学生态危机的原因，使我们注意到作家心态的失衡，而作家心态的培养却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既可以大到是作家生存其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也可以小到是某个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圈。如果把前者看作是文学的外部生态的话，那么后者主要指创作主体与文学内部其他因素的相互关联。它们共同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立场，甚至决定了特定时期文学作品的主导形态。”[23]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心态的分析，吴秀明既回顾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钳制，也指出了一切以经济为旨归的“新意识形态”对作家的侵蚀，面对前者，作家的心态表现为无奈，面对后者，作家的心态则表现为无措。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表现出的布罗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市场经济推动下的消费文化的泛滥，社会转型引起的作家的边缘化，使中国作家在无根的迷茫、物欲的诱惑和错位的不适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浮躁。这种状况，正如吴秀明所说：“这样，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界就出现了两种奇妙的作家心态，一种是被赶出中心地位的失落和茫然悲观的情绪，另一种则是以边缘人自居的自负又绝望怨怼的情绪。焦虑则是它们共同的底色，一个为失去的地位焦虑不安，一个为不曾得到的地位焦躁不满。”[24]这种不满继而时时表现为中国作家从本应坚守的精神阵地全线退却，陈晓明所谓“表意的焦虑”实际上应当说就是作家心态焦虑的写照，王晓明所谓“旷野上的废墟”则是精神退却的标志。所以，文学的危机，首先是精神主体的危机，完善文学生态，首先须钙化作家这个内源性生态元素的心态。
当然，文学的外源性生态因素诸如政府调控、媒体影响、批评功能和读者市场等，也是影响文学生态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方面，《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也提供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诠释。尤其是关于媒体的传播属性对文学大众化转型的推动、媒体的商业属性对文学消费化转型的强迫、影像霸权对文学生存空间的挤压、图像文化对文学深度的消弭以及文学批评的预警、净化和导引等生态功能的弱化等分析，都具有在生态文学研究维度上的创新点。正是这些创新点支撑了《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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