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溯源与理论生成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学批评溯源

溯源和扫描是检视研究对象的基础，明确研究对象的内涵是溯源和扫描的前提。所以，进入正题之前，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需要作如下说明：首先，中国生态文学批评不仅是指关于中国作家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的评论，也还包括中国的理论家、批评家关于西方生态文学的研究。其次，本文所谓生态文学批评指的是文学的生态批评实践，其中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狭义生态文学作品评论；生态视角下广义生态文学作品评论；所有文学包括反生态文学作品的生态学批评；用生态学的方法对于文学现象的宏观研究。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开始于什么时间，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中国生态文学评论出现的标志是什么，理论界也是莫衷一是。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的存在，并非理论本身的复杂和难解，而是生态批评和其他文学潮流一样，也有一个萌生、规范、应用的发展过程，而对于萌生状态的生态文学评论来说，明确的判断往往是困难的。

一、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萌生

从广义上讲，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评论古已有之。王先霈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一文中曾经指出：“‘绿色’意识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现新创造，更不是环境科学的专门术语，文学家和文学的研究者，有着对‘绿色’的职业的亲近与敏感，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饱含‘绿色’思想的资源。”^[1]王先霈先生对于中国古代诗文和古代文论中绿色观念、生态意识的指陈和关于这种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应当说理据详实。其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整体上是主张人与自然的互养互惠”“道家向往的自然，是自然的本体；儒家赞赏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等观点以及中国古代文论中感应与移情、虚静与境界等学说与生态意识的关联展示也可谓富有洞见。如果拓展分析一下，钟嵘关于陶渊明诗歌的品评，司空图关于唐代山水诗的品注，严羽关于诗文兴趣的感悟，王国维关于诗歌境界的阐释，以及历代出世文人对于老庄诗文的推崇阐发，都可谓广义的生态文学评论，其中虽然没有“生态”等明晰的概念，但却蕴含着丰厚的生态意识。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思潮意义的评论的出现，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据鲁枢元先生考证，当代中国较为明确的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学批评的开展，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以刘克襄、马以工、韩韩、心岱、洪素丽为首的一批“自然书写”者的生态文学作品和陈映真、罗门、蒋勋等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撰写的生态文学批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大陆文学理论界对于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的关注，稍晚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刊刊发了一些生态文学评论和生态文艺学理论文章，如赵鑫珊：《生态学与文学艺术》（《读书》1983年第4期），王蒙：《漫评1983年短篇小说》（《文艺研究》1984年第2期），李庆西：《大自然的人格主题：关于近年小说创作中的人类生态学意识与一种美学情致》（《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於可训：《关于人的生态、心态及其他》（《奔流》1986年第5期），司马云杰：《论文艺生态学研究》（《文学评论家》1986年第3期），张松魁：《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艺术广角》1987年第4期），夏中义：《文学生态最优化的逻辑起点》（《艺术广角》1988年第1期），高翔：《刘勰的文艺生态学思想》（《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黑格尔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等。^[2]其中，生态意识较为明显的文学评论文章的是李庆西的《大自然的人格主题：关于近年小说创作中的人类生态学意识与一种美学情致》。李庆西在文中指出：“近年，愈来愈多的作家表现出对生态学的浓厚兴趣。有这样一些作品，如陈放的《白与绿》、孔捷生的《大林莽》、袁和平的《白蝙蝠》等等，相率提出‘人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一现实的生态问题。”同时，“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类生态学意识，不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生态问题，也不仅反映为对于大自然的科学认识或道德态度。当今更有代表性的无疑是侧重从文化背景方面入手的一部分作品。它们从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同一关系中揭示了人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生态意识的渗透将改变许多既定的东西。因为面对大自然的伟力，人们最容易反省自己生存斗争的能力。”从李庆西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处于萌生期的初具生态批评意识的文学研究文章，尚没有明晰的生态批评指向，他们在对文学现象的描述中，展露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关系。应当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虽然操持着“生态”等话语，但指涉和展示的重点并不全是生态危机与生态批判，但富有启示意义的是，李庆西从新时期文学现象中看到了环境、自然与人类原本非对立的精神联系，而这恰恰就是其后生态批评的一个原则之一。

和李庆西相似，曹文轩也是一位较早关注新时期文学中自然问题的批评家。在写就于1987年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曹文轩系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大自然崇拜、原始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回归等文学现象。在曹文轩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大自然崇拜的作品，大都围绕着“重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表示人对大自然的爱慕之情”等主题展开，而在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过失时，作家们“纯粹是一种文学家的富于感情色彩的思考，而绝非自然科学家那种冷峻的生态学思考”。这里，曹文轩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反映的生态问题，但明确拒绝了生态学的称谓。关于出现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曹文轩分析了四个方面：其一，现实主义精神的贯彻屡屡受挫，于是发生转移现象；其二，一种沉睡的审美意识的苏醒；其三，日益现代化的生活带来的紧张所引起的心理不适，从而渴望回到宁静的大自然；其四，对道德秩序混乱、人际关系虚伪的失望，从而缅怀原始状态下的大自然以及在这种自然状态里的朴素、真挚的原始道德观念。^[3]在曹文轩对1980年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大自然崇拜现象的原因分析中，走向荒野、回归田园、崇尚大自然、反思现代化等生态的理念、生态的视角已经非常明显。

鲁枢元是较早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和曹文轩等相比，鲁枢元虽然具有更为自觉明确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批评指向，但此时的他仍然试图在文艺心理学的框架内阐释和解决业已明显的生态问题。1989年夏天，鲁枢元在张家界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这些应当作为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背景。我时时忧虑，这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正在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部分中国人的生态境况发生了可怕的倾斜，导致了文化的滑坡、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社会生活中仿佛有许多股互不相容而又互相纠缠的力量，无情地扭曲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真正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在艰难困窘中挣扎。有人说这是社会改革必然承受的痛苦，必然经过的阶段，我不完全相信。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在价值导向上出了偏差，这已经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某种危机，文学艺术以及文学艺术的研究不可能无视生活中的这种危机，而生存危机必然给坚持探索的文学艺术、心理学提供丰富的、生动的对象物。真正理论建树和学科建设恐怕也正植根于研究者对于时代生活的切身感受、体验、分析、归纳之中。我的意思不外乎：文艺心理学作为一种人文精神非常突出的学科，不要忽视了当代中国人真实存在着的生存大背景。”^[4]在这里，鲁枢元着意凸显了“精神生态”的独特地位，因为精神生态本就应是文艺心理学关照的重要内容。同时，他认为人类精神生态出现的危机，诸如“文化的滑坡、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其原因也是因现代社会发展出现的偏颇所引发，因为现代社会过于注重“技术、经济、物质”的发展，忽视了人类精神性的存在，形成社会生产力飞速提高，精神却并没有随之发展的失衡现象，造成了精神生态危机。而无论是自然生态或是精神生态出现的问题，都标志着人类的生存出现了问题，作为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的“人学”，文学艺术不可能无视人类的生存危机，应该对危机作出积极的应对。在这个总结讲话中，鲁枢元表现出了关于生态问题的前瞻意识和开放思维，但作为一种基于文艺心理学的生态言说，这也应当只能被看作是鲁枢元将文艺心理学研究自觉转向生态批评的一个路标。

从李庆西、曹文轩、鲁枢元等人的文章来看，处于萌生期的大多数生态文学评论虽然已经有了明晰的生态概念，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文艺社会学或者文艺心理学的框架内言说生态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纪秀明的研究，中国评论界“最早提出生态文学概念的是许贤绪1987年在《中国俄语教学》上发表的论文《当代苏联生态文学》，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研究的开始。”^[5]在许贤绪的文章中，作者介绍了当代苏联生态文学的三大特点、三大成就和两种偏向。许贤绪指出：苏联“当代生态文学及时地向人和自然关系方面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异议”，如“与自然作斗争”，“征服自然”，“人是自然之王”等等，“当代生态文学成功地把保护自然与善恶斗争结合起来，与传统的道德题材挂起了钩”，“当代生态文学继续从正面表现人和自然和谐一致，把自然美和心灵美结合起来”。^[6]因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张韧的《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中国环境报》1987年1月17日），稍后，黄文华的《呼唤绿色文学》（《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陈辽的《钟肇正的生态小说〈白翎鸶之歌〉》（《当代文坛》1991年第1期）、张韧的《环境文学与思维的变革》（《天津文学》1994年第4期）、陈晓明的《人欲与环境——评哲夫的〈天猎〉》（《新闻出版交流》1995年第1期）同样表现出了自觉的生态批评意识和国际化的视野。

但是，直到1995年左右，中国生态文学评论仍然应当处于萌生期。这一判断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其一，1995年以前，中国生态文学评论数量很少，据纪秀明的统计，1979-1995年，有关生态文学的文章不到50篇；其二，尽管已经出现了许贤绪、张韧、黄文华、陈辽、陈晓明等人的规范的生态批评，但生态文学、生态小说等的指称还相当混乱，例如，邵建的《关于“生态小说”》（《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张达的《读赵德发的“生态小说”》（《山东文学》1990年第8期）等文章，尽管富有见地，但他们所谓的生态小说，指称的主要是新写实小说，与今天内涵明晰的生态小说并非一致。指出这一现象并非贬抑两篇文章，当时把新写实小说尝试性地称为生态小说，应当说相当准确，因为新写实小说的核心是展示人物的本真生存状态，相反，“新写实”的提法倒是存在许多歧义。指出这一现象所要说明的是，在1995年以前，生态文学的概念和指称尚不明确，理论界对于生态文学概念的应用还不十分一致，中国生态文学评论尚处在萌生探索之中。

二、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发展

1995年至2005年，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进入奠基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生态文学评论奠基发展的标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其一，生态文学评论的刊发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纪秀明统计，国内发表的生态文学研究文章1995-2000年有99篇；2000-2005年有445篇。^[7]十年间，论文发表数量从每年20篇左右增加到了每年近百篇。虽然论文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一个研究领域的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尺度，但是，论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至少说明关注生态文学的学者队伍在逐步扩大。

其二，关于生态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发展渊源、哲学基础等得以初步确立。1995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之初，国内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界推出了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理论文章，如鲁枢元的《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生态批评的原则》（《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韦清琦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马凌的《征服与回归：近代生态思想的文学渊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罗宗宇的《对生态危机的艺术报告——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简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胡志红的《生态文学的跨文明阐发与全球化生态文化构建》（《求索》2004年第3期）、杨剑龙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汇报》2004年6月6日）等。这些文章，不论是关于经典生态文学的阐发，还是关于生态文学评论的原则建构，都具有初始的开创意义，其学术影响力相当深远。其后，不论是生态文学评论的拓展，还是生态批评范畴方法的完善，都是基于这一时期创立的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起点，可以说，正是它们构建了整个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现象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宏观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文学评论专著开始出现，一些富有学术潜力的博士生开始关注生态文学。2002年，皇甫积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以中国文学作品为对象的生态批评专著。2004年，数篇以生态文学为研究对象或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如韦清琦的《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余晓明的《文学生态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吴笛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汪树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于明清的《阿斯塔菲耶夫——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守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博士论文）等。其中，韦清琦的论文较为系统地论及了生态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新时期生态文学的发展概况，生态文学评论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新时期生态文学的代表作家等，这些论述虽然比较宏观，但基本涵盖了生态文学评论的主要领域，为之后的生态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系统资料和启示。吴笛和汪树东则从生态学的视角，分别具体论述了中西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这种具体的生态文学评论实践，为探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中的重要范畴——自然，提供了较为深刻的研究示例。

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诺于200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欧美生态文学》，就生态文学评论这一维度而言，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著作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特征归纳、思想溯源和内涵挖掘等，迄今为止仍然是生态文学评论者藉以引用的重要文献。其中，王诺就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征服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欲望批判、生态责任、生态自然观、重返与自然的和谐，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最初的原则和切入点。

在推动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历程中，学术平台建设和学术交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9年，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所创办、鲁枢元先生主编的《精神生态通讯》正式发刊，这份直至2010年停刊仍是内部刊号但也是唯一一份关于“精神生态”的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精神生态和精神家园建设、生态批评理论构建方面的文章，在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01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建构生态文艺学”学术座谈会，标志着“生态文艺学”的概念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其后，2001年11月，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环境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2002年6月，苏州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苏州召开；2003年10月，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主办的生态美学学术交流会在贵阳召开；2004年10月，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主办的生态美学学术交流会在南宁召开；2005年8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2006年12月，苏州大学、海南大学、学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生态时代与文学艺术”田野考察暨学术交流会在海南岛举行；2008年5月，中国诗刊社等单位主办的“生态与诗歌国际研讨会”在广东清远召开；2008年10月，清华大学主办的“超越梭罗：对自然的文学反应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8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2009年10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2011年10月，厦门大学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这些学术会议汇聚了学术队伍，引起了学术关注，围绕生态问题探讨了文学理论的生态转向等前沿问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发展。

三、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繁荣

2005年，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进入繁荣期。这一划界可能过于绝对和明晰，其时也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或文献，但自2005年开始，中国生态文学评论的确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出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更为一致的社会共识。

2005年起，生态文学评论的繁荣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生态文学评论的文本视域大幅度拓展，从生态视角论述文学作品的文章不仅涵盖了狭义的生态文学，而且拓展到了广义的生态文学，甚至涉及了反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批评实践了“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用生态理论重新阐释”的生态批评理想。同时，生态文学评论也从初期的主要论述生态报告文学拓展到了所有的题材领域。在这方面，可以引证的资料可谓俯拾皆是。其中，较有影响且系统的生态文学论著如：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孙燕华的《当代台湾自然写作初探》（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吴景明的《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王军宁的《生态视野下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雷鸣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龙娟的《环境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覃新菊的《与自然为邻——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杨素梅和闫吉青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王诺的《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丁晓原的《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吴秀明的《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另外，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生态批评文章，据纪秀明的统计，每年平均约有300篇左右，其中既有国内外经典生态作家作品的阐释，也有传统经典作品的生态再解读，内容涵盖了生态文学的各个方面。^[8]

其二，生态意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形成了较好的生态文化氛围。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知识精英和敏锐的思想家们关注的话题，生态问题的生活化（个人生活中处处可以感受到生态问题的侵扰）、具体化（生态问题已经不是需要论证的宏观存在，而成为随时出现的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和现代发达媒体对于生态事件的快速广泛传播，使得各层次民众的生态意识大大增强，这客观上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我国而言，尽管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矛盾依然突出，但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激烈争论和严重冲突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作为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国度，发展与生态的矛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严峻的存在，即便是可能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生态违法行为，也将不得不在生态的名义掩盖下进行，这里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力量，也体现的是生态已成为社会共识的力量。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引和全社会生态共识的影响下，2005年以来的生态文学及其评论一改此前迟疑、犹豫的创作姿态，显示了更为理性、更为坚定的立场，这既是生态文学及其评论繁荣的基础，也是生态文学及其评论繁荣的表现。

其三，生态文学评论藉以开展的生态批评理论逐步完善。生态批评理论是生态文学评论的理论指导，生态文学评论是生态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生态文学评论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2005年以前，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已初步建构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基本形态，这些著作无疑在生态批评的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创新意义。但是，由于生态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没有探讨清楚，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尚存在许多争议，生态文学评论的开展因而也受到制约并表现出思想的苍白和方法的单一。2005年起，随着中西生态批评界交流的加深，一批生态批评论著亮相文坛，为生态文学评论增添了理论活力。在这方面，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有：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王诺的《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等。其中，王诺的《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继承了其《欧美生态文学》的学术风格，注重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指导，其提出的生态文学研究的九个切入点，对于我国学者的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雷同、单调、哲学基础贫乏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范畴拓展和方法丰富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论著的突出特点在于敢于正视理论“准盲区”，凸显理论指导实践的应用性，尤其是他对于生态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富有问题意识。他认为：“作为一种文艺（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具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性，因此，探讨生态批评科学、实用的批评方法是生态批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关于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也主要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探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相对来说还显得很薄弱，这也直接影响了生态批评的‘批评功能’的发挥。……当前的生态批评……往往只是通过对作品进行扫描、复述来简单地诠释生态文艺作品的主题，以支撑起几个‘生态’观念。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往往显得比较单一、单调，缺乏活力，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千篇一律。作为一种学科性跨越非常突出的批评样式，相对于其他文艺批评来说，生态批评具有更大的延广性和张力。研究生态批评的方法，同样应该将其置于多层面多角度来考察。”^[9]基于此，刘文良在“学科方法”和“具体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应当说，尽管刘文良提出的“‘文化诗学’与多重跨越”、“‘生态女性’与视界融合”、“‘经典阐释’与生态优先”以及“‘正面发掘’与诗意追寻”、“‘缺席审问’与降值性批判”、“‘叙事剖析’与感染功效”等方法仍然显得粗略，但作为初始性的建构，对于拓展批评空间，提高批评的有效性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