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的现代转换之道

第二章　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的现代转换

思想史上有一个已成共识的看法，欧洲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辉煌的年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文明发展的“轴心期”。在这一时期，东方和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化水平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但是，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却以迄今仍辉光熠熠的思想成果，构筑起了人类理解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铸就了人类精神创造历程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1]可以说，春秋时代之于中国和古希腊之于欧洲一样，轴心时代的思想成果蕴涵了中西方文化观念的精神基因，构成了中西方哲学、文学等研究的基点，也促成了中西方认知、思维模式的不同特色。“文化体现着人对世界不同的元理解”，^[2]春秋时代和古希腊时期所创造的思想成果应当就是中西方对于世界的元理解。

对比中西方“元理解”及其由此衍生的文化形态，其间存在着太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概括为中西方在认知基点、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上表现出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感性与理性、感悟与逻辑、经验与实证、人文与科学等不同特点。其中，这里要强调的问题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从古希腊肇始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进而逐步明晰的认知模式是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中国则在“轴心时代”就确立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基础。由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强调的是人作为主体对于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中国强调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同一、亲善、顺应与和谐，正如新儒家人物徐复观所说：“在世界古代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善关系。”^[3]而人与自然的亲善关系，无疑是生态意识萌生的起点。(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基点的不同，或者说中国文化更具有生态性内涵，使得近代以来一直处于扩张侵略的西方文化，面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不得不做出了对于文化自身中存在的主体性的膨胀和科技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反思，也不可避免地发现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对于其西方文化的补充、制衡和纠偏作用。从中国自身来看，自洋务运动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变法、中体西用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传统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颠覆，其现代化急切期盼和现代化辉煌成果也带来了现代化的负面后果，这就是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并行而至的拜金主义的泛滥、道德指向的迷失、精神世界的虚空、自然生态的破坏。由此，伴随着中国100多年现代化之路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殖民”，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所谓现代新儒家的兴起便是这一迹象的表征。当然，拜金主义、道德迷失、精神虚空、生态破坏等并不一定是现代化的专利，解决这一问题也并非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即可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维度今天看来无疑是一个需要加以关注的精神遗产，甚至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元点；对于这一精神遗产进行挖掘、阐释和现代转换，也无疑会在促进人类文化转型、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上述理论推演，一些研究者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对于当代生态观念具有借鉴意义的生态智慧，在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中寻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超越西方主客二分观念、缓解全球化生态危机的理论之路。其中，对于古典文学的生态批评、对于古代哲学文化观念的生态美学阐释、对于古代生态智慧的理论提升构成了这一理论之路的重要向度。客观地看，对于中国古典生态资源的挖掘和阐释已经构成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应是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进程研究关注的对象和环节。从研究目的上看，这里需要关注和回答的是，迄今为止，对于古代生态资源的挖掘和阐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观念中生态资源的核心与价值是什么？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现代理论转换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