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生成之道

第三节　西方文论东方化历史与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

坚实的思想基础、多元的理论形态、丰富的实践路径构成了西方生态批评的核心价值元素，20余年来的译介和研究也使西方生态批评在中国生态批评发展之路上呈现了独特的风景和作用。但是，总体上看，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还更多地处在译介的层面，由于西方生态批评广阔的涵盖范围，我们甚至还不能对其概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核心价值的评析尚且鲜见全面客观的共识，要么一味认同、要么全面质疑的争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对象的缺乏深入研究和文化焦虑。从中国借鉴西方文论的历史对比看，目前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存在着与东方资源缺乏融合、与中国现实缺乏衔接的问题。基于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东方化的历史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化之路的对比评析，可以认为，和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包括文学理论交流的历史不同，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化之路还存在一些需要清理和探讨的问题。

一、西方文论东方化的历史评析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交流史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但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交流范围和深度更为广阔和深入，但交流方向则呈现出西方化的单向性。这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在交流的广深度上，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声，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伴随着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流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千年古国的沉疴，开始寻求中华民族自立之路、自强之策。“师夷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别求新声于异邦”等，实际上表现和展示了先贤在科技、文化、文艺等领域交流的愿望和实践策略。在中西文化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交流史上，尽管因为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陈寅恪、钱穆、唐君励、牟宗三、徐复观、季羡林等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薪火不灭，但从师夷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改良维新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和推动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力量无疑是异邦的新声。即便是“五四”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诞生于西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模式到改革开放，中国向西方的大门最终越开越大。具体到文艺理论领域，王国维之后，梁启超、鲁迅、茅盾、朱光潜等，其倡导的理论和操持的概念无不显示出西方理论的背影；1942年以后，尽管“工农兵方向”、“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倡导鲜明而坚决，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理论话语仍然超不出前苏联的模式与框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更是一场西方现代“历时”理论的“共时”展示，以至于产生了中国文论“失语”的忧虑和争议。这种文化借鉴包括文艺理论移植当然存在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合理因素，但这里想陈述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

当然，我们所谓“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的判断，是仅就总体形态而言，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精神有时也发挥了影响西方的作用。对此，殷国明曾有精到的论证。在殷国明看来，“交流永远是双向的，不管这种交流是何种流向。交流永远是一种往来、一种对话和一种彼此磨合。也许从表面上看，20世纪中国东西文艺理论交流主要是西方流向东方、外国影响中国，所以人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忽略了同时进行的另一种流向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只是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考察这种交流，所以只注意到表面的河流，而看不到或者忽视了另一种潜在的或隐形的河流，它从东方流向西方，以东方的文学精神影响和陶冶着西方文学。应当说，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交流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它在促进中国文学变革的同时，也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及其西方文学理论的面貌。”^[40]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中国文艺理论从西方借鉴新的方法，拿来尼采、叔本华、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荣格、拉康、里尔克、索绪尔、斯特劳斯、巴尔特、皮亚杰、艾略特、瑞恰兹、兰色姆、胡塞尔、茵伽登、杜夫海纳、弗莱、伽达默尔、萨特、阿尔都塞、伊格尔顿、杰姆逊、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尧斯、伊瑟尔、波伏娃、怀特、赛义德等人的文艺理论观念时，西方也在辜鸿铭、林语堂、朱光潜、钱锺书、王元化、余英时、叶维廉等中国学者的理论中汲取了精神养料。但是，殷国明也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交流体现为一种文化氛围，并不一定能够在‘形迹’方面找到资料和踪影”，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隐形交流”^[41]。所以，从总体形态上看，“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的判断，应当大致不谬。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的判断，也并不掩盖和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化的结果经历了一个东方化的借鉴、移植、吸收、扬弃、改造、重构的过程。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实乃一体的问题，西方理论要植根于东方的土壤，实现对于东方文学的有效阐释，必然经历移植、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东方化；而移植、改造、重构的结果不是中国传统理论对于西方理论的同化，而是中国理论对于西方理论的顺应，是中国的理论外壳对于西方理论内核的包装，这个结果表现为西方化。所以，近代以来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也可以表述为西方文论的东方化历史，其中，东方化是形式，西方化是内容；东方化是表象，西方化是根本；东方化是细节，西方化是整体；东方化是过程，西方化是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艺理论交流过程中存在诸多复杂因素，西方化与东方化的判断只是就彼此整体交流大势而言，并且，西方理论东方化的借鉴或改造有时并没有也无意达到西化的结果，但却显示了交流的魅力和生成性。在这方面，新时期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境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许子东曾讲：“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派倾向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就像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容易发现：第一，同样是‘意识流’，王蒙、茹志娟是剥下‘人家的’技巧，由自己的理性剪切拼贴成一种现实政治的错乱感，而没有像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那样沿心理时间线索探究人的潜意识领域的兴趣；第二，同样是隐喻象征，韩少功、残雪的意象是显然更多政治批判民族自审的社会内容，更少对人类命运的形而上的哲理思考；第三，同样是‘荒谬感’、玩世不恭或‘黑色幽默’式的嘲弄姿态，刘索拉、徐星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在社会中找不到理想位置的‘多余人’迷茫愤世情绪，而不是冷漠旁观人类危机的‘局外人’姿态；第四，同样写‘性意识’，中国作家更侧重社会礼教压抑下的性苦闷和性变态，而不是以性冷漠性厌倦来洞察人的生存危机；第五，同样是价值系统崩溃后的悲观，‘文革’后的人们是对当代中国‘革命传统’的崩溃表示失望，丧失信心，而不像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那样在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后反而对人类前途表示怀疑。”^[42]对此，中国学界曾发生了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其实，真伪的划分反映了理论上以西方为标准的心态，真伪之间区分的理论意义在于论述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派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不同特征，这种不同反倒是说明了“新潮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西方现代主义所负载的现代性作了切合中国当下现实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误读’。‘伪现代’所呈现的似乎就是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现代主义品格。正如在反映论指导下的具体文学创作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机械反映一样，任何‘全盘西化’思想支配的创作也不可能与西方规范完全吻合。”^[43]在这里，“对西方现代主义所负载的现代性”所作的“切合中国当下现实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误读’”可以说就是西方理论应用的“中国化”。

陈述中西近现代文化交流史所呈现的西方化特点，并非要否定这种交流的作用。事实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也是否定不掉的。在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法律等领域，西方资源对于现代中国的作用自不待言，即便是在文艺理论领域，正是几代先贤面向西方求得新声，才建构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正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促进，才使文艺理论冲破了社会——历史批评日益庸俗僵化的体系，走向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繁荣。单就新时期而言，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引进应当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是一个尚有许多研究空间的领域，指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近代以来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也是西方文论的东方化历史”，并非要改变已有的论断，也无意去因袭已有的陈述，这里想要对比评析的是，作为中西文艺理论交流的历史延伸，西方生态批评对于中国当前文艺理论建设仍然会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但是，面对世界性的生态难题和中西不同的理论语境，中国目前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借鉴和研究，一百多年的西方化道路是否还要或者还能走下去，却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

二、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

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文论东方化的历史、尤其是新时期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的极大促进作用，当前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存在着新的境遇、不足和难题，诸如在研究深度上，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尚处于进行之中，更多地停留在译介的层面，与东方资源缺乏融合；在研究实践上，西方生态批评的后现代语境与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陈的现实缺乏衔接；在研究态势上，由于发展与生态的矛盾以及生态土壤的贫瘠，目前的研究难以再现新时期渴求新的话语、全面引进西方观念的理论生机。所以，在生态批评的中西交流上，尽管不能妄谈生态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但对一味西方化的立场的确需要提出质疑。面对共同的生态难题和不同的生态语境，中西方生态批评需要开启的是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理论进路。在这方面，厘清问题实质是前提，探索理论进路是目的。

首先，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的不足和问题：

关于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借鉴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但究其实质，根本的问题或曰问题的思想根基在于，中国学者纠结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后现代语境与中国现实的错位而对其理论主张产生了影响的焦虑和超越中国现实的质疑。

中国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质疑主要围绕其“现代性反思”的“后现代性”品格展开。殷国明曾讲：“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较之‘后现代主义’这一名词，概念之‘新’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其实是它的内涵——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超越，因为，国家的现实发展吁求的是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44]在这里，殷国明虽然不是就西方生态批评发言，但却准确地涵盖了后发的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争论。

对于西方生态批评以及中国关于西方生态批评借鉴的质疑，更多的不是来自西方生态批评译介和理论研究者，而是来自生态文学评论界。其中，黄轶的系列文章以其锐利的锋芒和深刻的现实关切成为这方面的代表。黄轶认为：“我并不认为揭示生态灾难、批判现代性弊端、呐喊生态保护、呼吁天人和谐就体现了具有生态意识的知识分子比他们批判的对象更为警醒，因为当一个学者把‘回到荒原、回到神’作为文学批评的终极理想或者历史想象的归宿时，他的批判力不是强了，而是弱了，甚至可以说这种‘融入大地’的思路已经脱离了真实的大地，弱者——那些被盲目的城市化夺去了生存空间的弱势群体、那些由生态危害殃及的自然的利益不可能仅仅通过重回自然的理想就获取正义和公平。或许，只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创建后，生态文学才具有参照物，生态批评才具有主体性。或者可以说，回归荒原是心灵的需要，但走出自然是生存的需要，这是生态批评不得不把握好的一对悖论。”^[45]在黄轶看来，“在中国经济逐步实现‘资本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生态主义是一种从发达国家舶来的后现代思想”；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番比西方更为复杂的现实景观：其一是中国和西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同，中国的生态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伪发展’而不是‘发展’的必然后果；其二是西方生态文学诞生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文化语境，而中国则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中，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其三是中国目前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文化滞差’，还没有整体进入‘现代’，对于‘后现代’必须是‘批判性地接受’。”^[46]从整体上看，“中国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文化时空之中”，这一判断应当不会有很大争议。但在讨论生态问题时，很多学者却对这一文化语境过于忽视。事实上，“在三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特殊而复杂的背景下，深厚的历史积淀涵纳了中国民族性的两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其实看到了两种极端：一方面是过分认同西方现代性文化，忽略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另一方面，我们过于追随‘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忽略了我们与西方发展的不同步，也就是‘文化滞差’。在当前中国，‘生态问题’远远不仅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它面对的伦理嬗变远远不只是‘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生态伦理学的扩张及其自身内在的悖谬，还有大面积的‘前现代’区域在走向现代化过程所必须遭逢的文化冲突、异变以及断裂。所以，中国所面临的伦理转向包蕴着更深广更复杂的因素，既有后现代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撞，还包含着现代资本伦理试图对封建伦理秩序的覆盖，带有现代启蒙的一面。”^[47]“理论界在推介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说时，它‘高屋建瓴’的理论引进和研究一定程度上并非植根于文学现状，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大地——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历史时期注定了我们不能盲目迎合后现代盛筵下的西方生态学说”；“防御和抵制生态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可以独善其身的问题，而是需要在世界性的生态整体意识加强的情况下进行协调和合作的事情。新世纪以来，有的批评家忧患于严峻的环境问题，却对西方‘纯学术’的生态理论背后暗藏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认识不足，充分引进和借鉴的结果却是背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48]

黄轶的激越和锋芒自有其合理的因素，她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上述判断来自于对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充分阐释，尽管她没有明确指出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化之路，但她对于众多生态文学评论简单移植西方理论，无据拔高中国生态文学的生态意义的剖析无疑具有警示意义。不过，我们也须警示的是，黄轶所展示的这类观点尽管可能因其强烈的民族国家色彩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启蒙拯救意识获得大众的喝彩，但生态批评的超越性不能因此而被遮蔽，所以，中国语境与西方生态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并非激越即可了结的复杂问题。

其次，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

马克思曾讲：“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9]这一论断同样适宜于西方生态批评之于中国当代现实。

毫无疑问，尽管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批评存在诸多质疑，但没有人会怀疑其对于中国文论建设的建构意义。黄轶也曾清醒地认为，对生态批评偏误的认识并不代表论者“不认同西方理论资源对于我们建构生态批评的价值，这里只是想说明，中国生态批评在对‘唯发展论’、‘科学主义至上论’、‘人类中心主义’及‘城市异化’等西方发展模式的批评中，不应该忽略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个案’因素，密切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经验’，以使生态批评能真正承担其‘批评的功能’。”^[50]同样毫无疑问，尽管中西方存在着很多差异，但在生态问题上，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已经让中西方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未竟的现代化之路并没有减弱生态问题的严峻程度，相反，比起发达国家来，发展的迫切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生态危机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冰川消失，永久冻土融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捕捞过度，沙漠扩展加速，物种灭绝增多，森林覆盖率下降，海洋河湖污染，淡水资源匮乏，有毒废弃物充斥，空气污染严重，如此种种，让中国的生态之路显得更为歧路丛生和荆棘密布。所以，不是中国不需要借鉴西方生态理论，而是如何让西方生态理论更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文学实际，这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西方生态批评中国化之路的路标问题。

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几个问题。其一，拿来主义的学术态度。对于理论的怀疑往往来自理论的困惑，而理论怀疑也会摧毁对理论的热情和追求，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今天看来仍有意义。就西方生态批评而言，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处于译介的层面，真正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剖析尚属少数，尽管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生态批评在西方理论界处于何种地位，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相比，生态批评有什么新的变化，好像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共识。同时，我们“仍习惯于把外国文化思想看成是某种‘工具’和途径，总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为最高目的”，^[51]这也限制了对于理论的深入探究。针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葛来说，我们无疑需要警示后现代性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丧失等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超前腐蚀，但也要吸纳后现代文化精神倡导的反对中心、提倡多元等内涵所显示的对于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批判性意义，正如殷国明所说，“具有前导性质的欧美文化”，“不仅为中国提供经验，也提供教训，使中国人对未来有更多和更充实的心理和文化准备”^[52]。同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53]。而就中国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来说，肇始于康梁变法，先贤试图解决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经过“五四”一代精英的继续，直至建国后，仍然是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尽管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努力得到加倍增强，但是，“毫无疑问，20世纪后半叶，我们仍然沉浸在无边的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之中，尽管我们的沿海地区在80年代已经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文化矛盾叠映在中国这一沿海地区的时空之中。但是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大部分的内陆省份，尤其是西部地区，仍然在充满着试图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就此而言，尽管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落差已经形成，但是他还不足以形成使中国完全摆脱农业文明的社会肌理。”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它已经走出了农业文明的羁绊，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逐渐完成工业文明的全面覆盖，而且，随着后工业文明的提前进入，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问题的讨论之中。”^[54]也就是说，中国已部分地出现并不得不探讨着后现代的问题，但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之中时刻显现着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这种现代与后现代并存杂糅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否定或回避，而是应对和探究。如果进一步追问，从深层根源上看，在西方，启蒙、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性、生态危机构成了一个链条，但生态主义批判的直接对象——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在中国是否必然或者一定是最准确的批判目标，答案恐怕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因为很多因果链条由于语境的改变并不是可以逆向推论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不能因为生态危机而回溯到反启蒙，而应当倡导更高层次上的启蒙或曰生态启蒙。所有这些，首先需要的应当是开放的心态，探究的态度。

其二，生态公正与文化视角。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拿来主义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还要沿袭近代以来西方化的路径，在生态问题上，中国的现实警示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公正的观点和重视文化的视角。专注于西藏文化考释的学者马丽华曾讲：“让一个地区保留成为前现代的博物馆，供后现代的人们来欣赏，这一要求对于当地来说是非道义的。”^[55]对于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反证“保留前现代的博物馆”的生态意向是荒谬的，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对待其中体现的全球化视野下的生态公正问题。“真正有价值的生态批判并非像许多著名学者所说的是要推翻启蒙运动的传统及其一系列理论学说，也并非将人类与‘非人类’进行二元对立的区别，而是强调一个生态整体，要求人类‘更加理性’地对待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关联性，促使整个自然界向更生态化的方向发展，且能够对我们现存的弊端丛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提出更新的办法。应和着世界性的生态主义思潮，中国文学的生态批判应该从‘全球化’视野俯瞰风起云涌的生态运动更广阔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然后站在更加‘中国’的认识维度来看待‘中国的’生态危机——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同生态批判‘反启蒙’的理据和意涵，同时更愿意赋予其‘新启蒙’的需求和声誉。”^[56]在这里，尽管我们不简单认同黄轶对生态学者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批评，但也不一概否认其理论观点的探究意义。黄轶的意义不仅在于仍然坚持“中国的”维度，还在于提出了“文化因素”，因为生态问题不仅关联着政治、经济、种族、国家等层面的利益，而且关联着文化、心理、观念、精神。同时，“文化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与政治与经济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任何一个族群与国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还可以在一些保护区中不受干扰地享有一个独立生存与演化的空间，文化早已失去这种可能性了。”^[57]所以，提出文化视角，意味着批评的视域突破了生态的物质、自然、经济等层面，进入了精神的领域，尽管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但生态危机的根源必然最终追溯到文化，而探讨生态公正，不仅要关涉经济发展水平，更应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因素。

其三，关注实际问题，倡导生态实践。对于生态批评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其理论倡导的理想化和空泛化，南帆曾经发问：文学是如此迷恋乡村，为什么多数作家仍然都留在城市？那么，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质疑：美国是生态批评的诞生地，为什么迄今仍然作为世界最大的污染源而不去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生态的问题不仅是生态意识和吁求，更应当是生态实践。就生态批评批判的对象——城市化来说，黄轶在论述中国乡土小说展示的城市化历程时曾讲：“世纪之交的乡土书写无疑呈现了作家一厢情愿的守持，作家努力维护他心灵中的原生态农耕文明的和谐宁静，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现代城市文明时时诱惑着这片乡土上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渴望打破祖祖辈辈的生存定律、期望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的年轻一代——当然，这些渴望走出者还并没有太多鲜明的自觉意识。”^[58]乡土作家对于乡土的礼赞或者让自己塑造的形象认同乡下人身份，是因为自身已经脱离了土地，褪去了农民的外衣，其中虽然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隐含着作家对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制度的一种质疑，表达了作家对弱者的同情、对人性与人道的悲悯，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对都市文明隐形的精神对抗。有人说，发达国家的城市是“走向地狱的天堂”，发展中国家的城郊贫民窟则是“走向天堂的地狱”，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大众关注的是当下的状态，即发达国家的“天堂”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狱”，至于终极意义上推论结果的倒置，在他们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蒙蔽或麻醉。“知识者的‘土地’愈趋精神化、形而上，农民的土地关系却愈益功利、实际”，^[59]这样的状况只能加深大众对于生态批评精神性倡导的怀疑。城市问题不可能靠回到乡村的方式来解决，“回到乡村”只是一种生态理想和意识，乡村也只能当作现代人精神的栖居地，而不可能是物理地域的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浪漫者的还乡就是回到自我，回到一度被世俗生活与现代文明遮蔽的精神世界，回到人类曾经拥有的自然健康的心灵之家。”^[60]“生态城市不是为了回归自然而使生活水平退化，而是要在抛弃其破坏自然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61]所以，城市的生态问题除了精神的倡导、文化的满足之外，仍然有一个城市的建设方式、城市的文化元素、城市的多样性等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问题，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等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解构之后建构的借鉴和示范。

总之，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作为百年来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的自然延伸，面对新的语境和问题，需要超越“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类似问题的纠缠，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坚持和彰显本土化，使全球视野和本土精神形成互相映衬的张力关系。在中国，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一直是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但在生态批评的论域中，二者应当说出现了融合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不自觉的生态因子，西方生态批评则呈现了对于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可以相信，中西方生态批评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将会呈现出更具阐释力、更具建设性的批评理论。

【注释】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2][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3][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4]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5]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进展》，《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6]王晓华：《西方生态批评的三个维度》，《鄱阳湖》2010年第4期。

[7]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绪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8]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5-80页。

[9]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10][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页。

[11][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页。

[12][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13][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14][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57页。

[15]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16]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6页。

[17]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18]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19]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20]参见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1]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2][美]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23]参见胡志红：《实用生态批评•译者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4]参见胡志红：《试论生态批评的学术转向及其意义：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环境公正》，《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第81页。

[25][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26]刘蓓：《生态批评的话语构建》，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35页。

[27][美]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28]刘蓓：《生态批评的话语构建》，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83页。

[29][美]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30][美]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31][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32]胡志红：《试论生态批评的学术转向及其意义：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环境公正》，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第81页。

[33][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9、31页。

[34][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35][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36]刘成纪：《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途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7]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进展》，《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38]参见2009年10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上述学者的论文。

[39][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其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247页。

[40]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41]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2]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43]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44]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45]黄轶：《生态批评的偏误》，《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46]黄轶：《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47]黄轶：《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48]黄轶：《生态批评的偏误》，《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50]黄轶：《生态批评的偏误》，《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51]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52]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53][法]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54]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55]转引自黄轶：《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56]黄轶：《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57]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58]黄轶：《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59]赵园：《赵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60]转引自黄轶：《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61][美]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译者序》，王如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