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　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

生态批评在西方是一个虽然尚没有成为文学批评主流但波及范围很广的批评流派。作为一个宽泛的指称，西方生态批评不仅包括以美英生态批评为主体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涵盖芬兰、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批评。但是，尽管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生态批评之间可能存在着理论范畴、实践路径等些许不同，但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现实基础、共同的批判指向、共同的目标吁求，其理论核心存在着更多的共性品质。面对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其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现代性与现代化等的反思，关于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关于生态文明模式构建和人类精神超越的吁求等等，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普适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界关于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概念的提出和讨论的逐步展开，一些学者认为在生态批评领域，中国本土理论已经形成了与西方生态批评平等对话的态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中，西方理论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理论奠基者如鲁枢元、曾繁仁等先生，尽管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生态文明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但其对于怀特海、海德格尔等的推崇和借鉴，表明西方理论对其理论建构存在着影响和启迪。研究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重要的不在于考证生态美学或者别的概念首先诞生于西方还是中国，而在于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哪些理论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西方生态批评是一个指称宽泛的论域，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也处于散点透视的局面。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生态批评译介开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重要维度，其成果也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在思想基础、理论形态、实践路径等方面已经成为筑修中国生态批评之路的重要资源。

一、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蒙培元先生曾讲：“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7]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以来的西方哲学，由于其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成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但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几代先贤的现代化努力，中国文化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化历程，而西方则开始了对于启蒙文化的反思。历史经常就是这样吊诡，当中国渴求并追随西方先进的技术，努力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经济时，西方则开始借鉴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构建起以反思现代性为主要内涵的现代生态理论框架。当然，任何文化都不会只有主流没有小溪，西方传统文化中也有类同于中国古人的生态意识和思想，如王诺对于古希腊生态思想的挖掘；同时，西方当代文化中也不乏反生态的理论。但是，从整体上看，现代意义上的生态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等共同构成了西方生态理论的思想体系，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资源。这些理论不仅促进了西方生态批评的萌生、发展和繁荣，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精神资源。

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侯文蕙、吴国盛等对科林伍德、唐纳德•沃斯特等英美生态思想家及其著作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生态批评界提供了基础资源；王诺、胡志红、曾繁仁等也都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除却关于西方古代生态思想的挖掘，单就近代生态观念来说，西方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生态意识，以吉尔伯特•怀特和梭罗为代表的阿卡狄亚式生态观念，以林奈、达尔文和海克尔为代表的近代生态科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生态哲学，以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为核心的生态整体主义，以追求族际平等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生态正义观等。

根据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中的分析，卢梭的生态思想系统而全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梭的生态思想是现代生态哲学的滥觞。对于卢梭的生态思想，王诺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征服、控制自然批判，欲望批判，工业文明和科技批判，生态正义观，简单生活观，回归自然观，^[8]这几乎涵盖了现代生态观念的所有内容。当然，卢梭作为浪漫主义思想家，其生态思想并没有建立在现代生态科学的基础之上，也没有构成完整的生态理论体系，而是从教育、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属于“人学”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但是，其理论中透射出的生态哲学思想“推动了欧美生态文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繁荣，激发了欧美思想家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贝特称卢梭是“第一位绿色思想家”也许还有待商榷，但“卢梭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的确占有着承上启下的、里程碑一般的重要地位”^[9]则是毋庸置疑。

在中国生态批评界，梭罗是一个几近通俗的人物，但从生态思想史的角度看，他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生态文学经典《瓦尔登湖》，而且在于他所倡导的田园主义生存态度和留下了建立在实证观察基础上的《森林树木的演替》等生态科学著作，从这个角度上看，我更愿意把他和吉尔伯特•怀特及其《塞尔波恩的自然史》放在一起讨论。作为一位浪漫派作家，梭罗的田园主义生存态度所要颠覆的是“由科学所形成的既定概念；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和结构；西方宗教反自然的传统偏见”^[10]等。作为一位自然博物学者，梭罗的两年瓦尔登湖生活不应被看作逍遥的避世之旅，而应被看作、实际上也是基于科学态度的生态学实证考察，因为梭罗的目的不仅要观察林地的更替，而且希望探讨康科德小镇环境的变迁历史，进而企图“重建‘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在300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真正面貌”。^[11]梭罗的实践行为展示的是一种田园理想，这种理想实际上基于一种生态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明显承续着吉尔伯特•怀特的生态愿望，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梭罗理应与那些追随怀特的田园派学者划在一个圈内，因为他与他们都只有一种信念：人类必须学会使自己去适应自然的秩序，而不是寻求推翻它或改变它。”^[12]需要指出的是，比起吉尔伯特•怀特来，梭罗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的价值和结构——更为强大，他所展示的田园理想也更为明确，他所进行的生态实践乃至维护环境的政治行为更为激烈，所以，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梭罗是“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13]的判断可谓不虚。

在西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形成过程中，林奈关于“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斯特•海克尔的生态学起到了科学层面的奠基作用。林奈学派生态学告诉人们，自然界存在很多物种类别，但各种类别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并产生着相互作用，自然是一个服从“造物主在大自然中早就设计好了”的“有着内在联系规则”的“持久的和平共处的共同体”^[14]；进化论使人们发现了“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认识到了“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根”，这也使得人们“把人类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的生物，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15]有了科学的印证；生态学论证了包括人与其它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奠定了一切人文生态理论的科学前提。如果说进化论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的生物历史并非上帝特别的恩赐，生态学则让人类意识到，由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人类自身并不能肆意实施控制自然的行为。对于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中科学意识淡漠的国度来说，西方生态批评的上述科学思想资源尤其应当予以重视。

在西方生态思想史上，海德格尔是一位备受关注和深度阐释的思想家，其之所以备受关注，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为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存在论的哲学基础。曾繁仁先生曾讲：海德格尔对于生态批评的贡献在于，其“关于此在与存在关系的探讨，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在的生态整体观，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为美学的存在论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16]同时，其提出的“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探讨了人类追求审美化生存的道路途径，其倡导的“诗意地栖居”则表达了生态的审美理想。“诗意地栖居”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关键词，对此，王诺曾有更为通俗的概括解读：“诗意地栖居是与生态存在论思想密切相关的生存观，也是与技术地栖居相对立的存在观，它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进程，反对征服和统治自然，主张人对自然负责，重视生活的诗意层面、审美层面和精神层面，最终达到归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接纳、与大自然共存的境界。”^[17]从“此在与存在”的考辩，到“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的探讨，再到“诗意地栖居”的倡导，海德格尔完整地论述了今天仍然闪光的生态哲学思想，同时，由于其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的推崇与借鉴，他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密切的思维契合。曾繁仁先生对于海德格尔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已经充分显示了海氏生态思想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参照价值。

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作为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和批判，生态整体主义要倡导的观念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18]生态整体主义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总称，持有这一观点的生态思想家主要有提出“敬畏生命”概念的法国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史怀泽，提出“大地伦理学”的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倡导动物解放运动的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创立深层生态学的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荒野哲学”的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等。生态整体主义诸理论家之间存在着理论重心的不同甚至攻讦，但在反思西方启蒙以来造成全球化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上，诸多理论表现出了同样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中的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人类文化的危机，是唯经济发展模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要从根源上缓解乃至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走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改变近代以来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动物解放、深层生态、荒野哲学等，不论有何理论侧重，其核心都是消解人类中心，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追求生态整体的和谐与平衡。生态整体主义是建立在西方发达社会基础之上的生态理论，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陈的现实语境而言，存在着诸多的错位，但是，其理论中反映出的反思精神、批判姿态和自我修正的努力，恰恰是中国生态理论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现代性品质。

作为生态整体主义的修正，西方生态思想的最新倡导是生态正义观。生态整体主义尤其是一些极端的生态观点，首先遭到来自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精神的阻滞，在这些反对者看来，超越人类利益过于强调生态整体，“与自由主义核心观念背道而驰”。^[19]同时，对生态整体主义更严厉的批评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希望得到环境公正的学者，如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哈。^[20]在他们看来，生态整体主义虽然强调消解中心，但实质上是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生态理想，生态整体主义无疑具有终极意义，但是在现实层面，却忽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一国家或地区内不同族群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对于矛盾的忽视，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整体主义理论的现实穿透力。正是出于对来自环境公正运动的质疑和批判的回应，西方生态批评对生态整体主义观点做出了调整和修正，将环境公正观念引入生态批评的考量范围，促进了生态批评的转向。倡导生态正义观的学者大多是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具有世界影响的主要有英国的政治学家布莱恩•巴克斯特、英国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戴维•佩珀、巴西的生态思想家卢岑贝格、美国的生态神学家萨里•麦克法圭、生态女性主义者赫勒、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哈等。生态正义观及其建立其上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不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抛弃，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于生态整体主义的修正、深化、拓展和超越，它不仅要探寻和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要追问和减缓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现实推力，其对于目前世界上尚且广泛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环境压迫的揭示和绿色实践路径的探寻，无疑提升了生态理论推动全球生态可持续的现实可能性。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生态正义观应当有着更为契合的土壤。

从卢梭到海德格尔，从吉尔伯特•怀特到梭罗，从达尔文到海克尔，从生态整体主义到生态正义观，西方生态批评建立在坚实的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思想基础之上。相对而言，中国当代生态批评除了在传统文化中挖掘阐释不自觉的生态意识外，现代生态观念的思想基础仍然来自西方，正是由于王宁、王诺、胡志红、曾繁仁等学者的介绍和研究，西方生态思想才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启示和营养。尽管西方生态思想常常存在着批判和反思的极端或偏颇，但偏激的批判比中庸的附和更有建设意义，作为对于生态危机人文根源的反思成果，作为进行生态批评实践的思想基础构建，西方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理论，正是中国生态批评所缺乏的根基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生态思想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已经发挥并将持续具有不容置疑的资源价值。(https://www.xing528.com)

二、多元的理论形态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批评范畴

按照胡志红的判断，“生态批评还不能由单一的方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21]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布依尔也曾讲：“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就像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所做的那样。它缺乏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殖民主义话语研究所提供的那种定义范式的说明。就这方面来说，生态批评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22]所以，试图用一个理论体系来概括西方生态批评尚且困难。作为一个遵循“多元共生”这一基本原则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虽然从文学批评内在的发展谱系上看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批评拘泥于文本自身、忽视文学外部研究倾向的反拨，但并不排斥对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已有成熟批评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开放性，才使得其表现出了以生态为核心向文学的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地域维度、种族维度、性别维度、人性维度、生命维度、自然维度、精神维度等的拓展。在这些诸多维度上，西方生态批评表现出了更为多元的理论形态，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批评范畴。

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表现为纵向上的承继修正和横向上的借鉴争鸣。从纵向上看，西方生态批评虽然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正如布依尔所概括的那样，“西方生态批评已经经历了两次‘生态风波’，第一波可大体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可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23]根据胡志红的梳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范式，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转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初创于美国，波及至全球，已经形成较为完善而开放的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生态批评“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为思想基础，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从形而上探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生态批评发生了环境公正转向，“其主要透过环境公正视野探讨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互动、协调、共融的可持续路径。”在西方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几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正是这些成果，规定了生态批评的理论概貌。1972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米克出版《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首次提出了“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并给予了初步界定，“文学生态学”是“研究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学主题及其关系，同时也试图发现文学在人类生态学中所起的作用”；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学家鲁克尔特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首次提出“生态批评”概念；1989年，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彻丽尔•格罗特菲尔蒂在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会议上呼吁将生态批评应用于自然文学研究之中，格伦•A.洛夫发表被称为生态批评宣言书的《重评自然：走向生态文学批评》；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这一生态批评学术组织宣布成立；1993年，美国生态批评学家帕特里克•D.墨菲创办了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1996年，格罗特菲尔蒂和弗洛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出版。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西方生态批评主要是讨论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内涵，并借以批判文本中的反自然因素，以期“培育人的生态情怀，塑造人的生态人格”；但是，此时的生态批评对象主要是自然写作，批评主体也主要是站在西方、白人、男性的视角上，较少关注生态危机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徘徊于人类/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之中”，较少关注生态危机的历史和政治根源，因而遭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女权主义者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的主要思想基础——深层生态学受到了来自社会生态学的多方质疑，西方生态批评显现出“普遍的学术焦虑”，为应对学术危机，一些生态批评学者顺应环境公正的诉求，将环境公正理论引入生态批评，开始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转型。在这一阶段，美国生态批评学者T.V.里德、乔尼•亚当森、格伦•A.洛夫等人作出了突出贡献。1997年，T.V.里德率先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概念；2001年，乔尼•亚当森出版《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公正和生态批评：中间地带》，2002年，乔尼•亚当森和他人共同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出版，这是两部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著作；2003年，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出版。根据胡志红的剖析，与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相比，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诸如种族视野的引入和拓展；环境内涵的扩大，生态批评由荒野回家；生态批评注重对于其他批评理论方法的借用，批评手段的多样化；由于环境内涵的扩大，经典阐释的对象得以拓展；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得到加强等等。^[24]

从横向上看，在西方生态批评的每一个阶段，其构成形态也表现出同一理论核心指导下的多元景观。T.V.里德在收于《环境正义读本》的论文《走向环境正义生态批评》中，将生态批评的主要支派确认和区分为“环境保护生态批评”、“生态学生态批评”、“生物中心论/深层生态学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生态批评”，^[25]其间虽然从时间上看部分地存在着先后更替，但“环境保护生态批评”、“生态学生态批评”、“生物中心论/深层生态学生态批评”之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生态批评”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同一时段的不同理论形态呈现。刘蓓借用布依尔的总结也曾对于生态批评的基本研究模式做过界定，在她看来，生态批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基本研究模式存在六个方面：探讨把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等研究的某些形式，或社会科学如地理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某些形式，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批评；“对以‘场所’为基础的人类经验，进行文本的、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对文学中所反映的“环境与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对“模仿”和“指涉”在文学文本中用来再现物理环境进行理论研究；对任何环境话语包括文学写作甚至是公共领域写作中的修辞进行研究；“探究环境写作与生活和教育实践的关系”等。^[26]布依尔所谓的六个方面，并不是仅仅表现为史的更替，也表现为横向的同时呈现，正如布依尔所说：“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不是像人们经常以为的那样涵盖一切或终结一切”^[2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生态批评呈现出了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和同一旗帜下的理论多元性。并且，在具体批评方法上，西方生态批评既有斯洛维克倡导的走出书房的“叙事学术”，更多的经典重构批评仍然坚持了重视文本细读的内部研究轨道，如英国批评家贝特的“浪漫生态学”研究。贝特的生态批评起始于对于华兹华斯的研究，“由此也掀起了英美文学批评家用生态批评方法研究浪漫主义诗人的热潮。”在贝特的研究中，“他反对新历史主义完全不理会华兹华斯作品中的‘自然’，也反对解构主义者等学派忽视、或者故意轻视华兹华斯是一个‘自然’诗人的事实。通过对浪漫主义作品的研究，他重新提出了在‘文化与自然’的对立中寻找平衡的问题。他以华兹华斯为例考察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思想，认为华兹华斯不是用所谓‘启蒙的观点’看自然，不把自然看作被驯服、支配、利用的事物，而是一个人类栖居的所在。”“华兹华斯的政治从根本上说不是‘反动’的，而是‘绿色’的政治。作为第一个真正的生态诗人，华兹华斯表达了一种对人类与自然的融合有力而持久的观点。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是一种生机论的、生态意义的关注。”^[28]在这里，贝特的研究对于其后许多阐释经典作品的生态意识的生态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贝特文本细读的研究途径并没有被所有批评者尤其是中国的生态批评者所科学继承。

综观西方生态批评尤其是美英生态批评的发展，应当说，其发展形态随着自身的承继和修正在不断丰富，无论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还是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无论是对于自然写作的阐释，还是对于生态经典文本的挖掘；无论是对于多种批评方法的借鉴，还是对于生态行动的倡导，西方生态批评都表现出了开放性、丰富性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性。西方生态批评的持续繁荣也在于其不断有新的思想融入，从而表现出尚未封闭的进行性，对此，布依尔曾讲：“发起第一波生态批评的很多能量出于对‘一成不变的批评理论’的不满。但是就目前来看，它的持久力是因引进了一个新鲜话题、或新鲜视角、或新的历史叙述，而不是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29]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来说，中国目前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西方生态批评的很多理论观点仍然处在浅层引用阶段，原著的翻译尚且不能窥其全貌，建构性研究也还不能做到真正的中西融合，好在胡志红、王诺等都正致力于西方生态批评史的全面梳理和跨文化阐释，相信很快会有质的进展。相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而言，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本身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元素，西方生态批评也已经并且会继续为中国生态批评提供理论和方法资源。

三、丰富的实践路径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了可资追寻的应用示范

西方生态批评纷繁复杂，但无论生态批评，抑或环境美学，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强调实践性。西方生态批评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对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倡导，而且体现在对于科学实证方法的遵循。相对于中国生态批评多停留在理论演绎、观念梳理、意识张扬的发展状况来，西方生态批评的实践性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对于生态批评实践性的倡导，西方当代著名的生态学者有很多直接而精辟的论述。布依尔讲：“很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把这个运动主要看成是‘拯救’文学的一个途径——它可使文学摆脱由批评理论的结构主义革命造成的读者远离文本、文本远离世界的状况。”^[30]斯洛维克说：“生态批评不仅是在严峻的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应运而生的，也是批评循序渐进的产物。”^[31]胡志红在评价格伦•A.洛夫的生态批评时也曾讲：“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危机，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走向成熟的当代非人类中心生态哲学，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回避现实生态问题、日益‘精致完美’的当代文艺批评已四面楚歌，难以为继。”^[32]三位当代著名生态批评家的上述阐述，讲到了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分析生态批评产生的理论背景。在他们看来，就批评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而言，生态批评的产生是对于当时处于英美批评界巅峰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囿于封闭的文本空间、脱离文学的现实的反拨，由此可见，生态批评自产生之日起，其理论指向就是入世的、实践的。

在西方当代生态批评家中，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的实践性的倡导最为明确。他认为，“有些人将文学研究视为附弄风雅而没有实际用途、与社会无涉的行当，我愿为此作相反的辩说。文学是一面透镜，我们通过它能够加深对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理解——而文学批评就是对我们所理解到的加以阐明。‘文学批评家’并非被隔离在文本分析之内，而是可以不受局限地挺身而出，就公共事务表明立场，或是讲述关于生活的故事”，他借用詹姆斯•汉斯的论述进一步讲：“文学并非存于其自身单独的空间里，因而将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定于‘文学性’内，无异于断离了它与其他体系的至关紧要的联络，而正是这些体系的结合才能阐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学术研究退化为一种干枯的、知识分子的高级游戏，毫无活色生香可言，根本脱离了实际经验”；“生态批评家（以及我们在其他环境学科的同仁）不仅要去接触文学，不仅要相互接触，还要接触大自然。”^[33]对于斯洛维克倡导的生态批评的实践性，韦清琦曾在访谈中有精到的评价，生态批评家应当是“离书房最远的批评家”，“作家看来是人类这个物种之中最敏感、对外界变化最先知晓的那部分人。这无疑给予了作家很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也对作家提出要求，表明了作家肩负的艰巨责任和义务，因为一旦作家麻木不仁了，整个人类机体必然要受到伤害”；“将自身禁闭在书房里有违作家、批评家生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而行动主义才体现出其必然的旨归。”^[34]基于此，韦清琦将斯洛维克的论著《走出去思考》的实践性概括为“走出文本——批评对象的跨越；走出文体——批评体裁的跨越；走出学科——批评理论的跨越；当然还有走出书房——批评家职责的跨越。”^[35]在这里，所谓“走出文本”，就是要关注现实；所谓“走出文体”，指的是斯洛维克对于“叙事学术”的推崇，亦即对于单纯的形而上批评文体的超越；所谓“走出学科”，实际上强调的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生物学支撑；所谓“走出书房”，则是对于批评家实践行为的直接倡导。“四个走出”，反拨的是书斋里的批评话语，倡导的是生态批评的实践维度和担当意识。

在批评的操作层面，西方生态批评更是显示了坚实的实践根基和多元的实践路径。

从实践根基上看，生态批评来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学，而生态学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践学科，尽管生态学实现人文转向后出现了哲学思辨和文学隐喻，但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和现实批判性使得生态批评并没有完全陷入形而上的理论演绎。对此，刘成纪以生态美学为对象曾有深入的分析，“现代生态学源于自然观察和科学实验的生物学，而后起的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则是对这种自然认知事实的人文反思”。由于存在自然科学的背景，生态美学“关于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一直延续着追求具体描述、客观实证，然后诉诸定量分析的传统。也就是说，西方生态美学关于自然的认识论考察要先于本体论定位以及存在论层面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所以，“以自然美研究为中心，本体论层面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层面的科学主义，目的论层面的实用主义，基本代表了西方当代生态美学的理论取向。”^[36]在这里，自然本体、科学认知和实用目的都离不开实践，也都充盈着生态批评的实践品格。

从实践路径上看，西方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美学，也呈现了绚丽的多元化景观。这种多元景观首先表现在，被视为生态批评先驱的梭罗、约翰•缪尔、利奥波德、卡逊等，其生态文学或生态美学作品都是建立在长期的野外生活经验或科学观察之上，《瓦尔登湖》、《夏日走过山间》、《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经典作品所表达的自然观念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不仅传达了作者的精神性思考，而且建基于生态学实践之上，这样的开端可以说奠定了生态批评实践性品格的基调。其次，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不仅存在倡导环境正义的社会生态学维度，而且更多地呈现为实用生态美学。在这方面，程相占通过对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进展的梳理，通过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贾苏克•科欧的生态的环境设计美学和保罗•戈比斯特的森林景观生态美学的分析后指出：“美国生态美学是在环境美学的影响下产生、在环境美学的促动下发展的，可以视为西方环境美学的一部分”，“美国生态美学的倡导者都不是职业美学家，他们从各自特殊的职业问题出发而走向生态美学，其生态美学都有极强的实践性。”^[37]如果说环境美学也可以视为生态理论的一个维度，那么西方生态批评的实践路径就可在阿诺德•柏林特、艾伦•卡尔松、约•瑟帕玛、杰夫纳•艾伦等著名专家及其理论成果的烛照下呈现出更加灿烂的景观，因为这些理论家的视野已经将环境美学拓展到了城市、景观、文化遗产甚至海洋中的暗礁等两栖地带^[38]。即便在纯粹的生态文学评论领域，斯洛维克等倡导的“叙事学术”亦然展现着实践的努力，正如斯洛维克所说：“我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当作磨砺我对世界的理解力的手段，而不是由此从世上退隐”，“我作为一个生态批评家的生活，是不断地在语言与世界间，在文本与语境间来回奔走”，“当我在1994年前后首次使用‘叙事学术’一语来描述我在生态批评写作上的尝试时，我是希望以叙事或者‘故事’为手段，将我的批评或理论评述置于生活经验领域内”^[39]。斯洛维克自己践行的“走出去思考”正是为了获得生态的叙事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生态先驱梭罗的实践路径。

西方生态批评在实践理念、实践根基和实践路径上显示了鲜明的特色，相对于中国生态批评致力于精神性的生态吁求，西方生态批评更多地侧重于实践性致用策略的探讨和建构。就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而言，对于西方生态批评与中国本土理论的相通性求证和相异性分析同等重要，相通性求证有利于二者的交流与融合，相异性分析有利于二者的借鉴与补充。就生态批评的实践维度来说，西方生态批评无疑可以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提供可资遵循的应用示范，尽管由于中国生态现实的特殊性，其间还存在着语境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