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新成果：道在途中

第一节　西方生态批评资源的译介与研究

相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西方生态批评较早进入自觉时代。尽管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造就了国人不自觉的生态基因，中国文化史上也积淀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但是，现代意义上自觉的生态观念和理论则产生于西方。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到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从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到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从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到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西方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哲学等都呈现出系统化的发展态势。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中国也开始了自觉的生态理论研究。在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中，西方生态思想和生态批评的译介与研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丰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生态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对于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的研究实践。在西方，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潮流出现之前，已有大量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作品等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启了研究视野，铸就了思想工具，唤醒了生态意识，提供了研究对象。在中国，生态批评也是在生态文学和生态哲学等的感召下逐步走向自觉的。其中，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思想的译介和研究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兴起的前奏。

我国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思想的介绍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美国生态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中国出版（英文版，吴国盛评点，科学出版社），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正处于高奏现代化赞歌的时代已经有了尽管微弱但已经奏响的生态的声音。客观地讲，《寂静的春天》在西方现代派走红中国文学界的时代氛围中，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身也说明，当时的译介并非关注其文学价值。但是，对于《寂静的春天》用文学的笔法所揭示的生态意识和思想的介绍，表明了中国学界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关注的开始。1983年，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出版（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其所预测的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速膨胀而带来的对于粮食的需求、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必然导致人类的发展会在21世纪达到地球承载的极限的观点，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所展示的生态理念也为处于现代化建设热望中的国人注入了一丝冷静的生态镇静剂。

其后，对于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等生态思想著作的译介逐渐增多。其中，较有影响的生态哲学译著有理查德•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马丁•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张月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汉斯•萨克赛的《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自然的概念》（张桂权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等；较有影响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思想史译著有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阿尔•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陈嘉映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欧文•佩基的《进步的演化》（蔡昌雄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戴斯•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比尔•麦克吉本的《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科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较有影响的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社会学译著有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欧文•拉兹洛的《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黄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赛尔日•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布莱恩•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乔纳森•休斯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其间，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丛书包括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十部译著，其中的多数著作成为影响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经典资源。

西方生态思想论著的大量译介为中国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在译介基础上也推出了一系列生态思想著作，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深化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余谋昌先生是中国学界较早涉足生态思想研究并且成就较大的一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余谋昌先生就开始关注生态危机，介绍西方生态思想，探讨生态哲学问题，20多年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出版了《生态学的信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一系列生态哲学论著。这些著作基于西方生态思想基础，参照中国古代生态智慧，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阐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思想。

另外，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李春秋等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泰山出版社1998年）、杨通进的《走向深层的环境保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雷毅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何怀宏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曾建平的《自然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对于介绍、传播、研究西方生态思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开展引入并创生了具有本土问题意识的精神资源和哲学基础。

二、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与研究

西方生态思想的译介与研究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引进了精神资源、奠定了哲学基础，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与研究则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开展与繁荣提供了话语构建和实践的参照模式。

据王诺的研究，“中国的生态批评以引进欧美‘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为开端。”司空草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是较早引进和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的文章。司空草的文章“介绍了格罗特菲尔蒂和弗洛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新文学史》1999年生态批评专号、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大地之歌》等主要成果”。^[1]应当说，尽管王诺所谓“中国的生态批评以引进欧美‘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为开端”的结论过于拘泥于概念指称的明晰，忽视了此前业已存在的中国学者关于生态文学的研究尝试，但是，司空草的文章对于《生态批评读本》这样的本源性文献、对于《新文学史》1999年生态批评专号这样的生态批评新成果和《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这样的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奠基性文本的介绍，的确为尚处于缺乏生态批评话语范畴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实践开启了借鉴的窗口和言说的依据。(www.xing528.com)

中国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批评完整的译介开始于2001年，其标志是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主编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一书开辟了“生态批评”专栏，翻译介绍了美国《新文学史》1999年夏季生态批评专号的几篇文章。其中，贝特的《生态批评》等为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实践提供了最初的研究示范。同年，北京大学赵白生副教授在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究会”上做了《关于生态批评》的专题发言，重点介绍了美国生态批评的动态和相关研究资料，这标志着中国学界对于欧美生态批评开始了同步关注和交流。

其后，对于西方生态批评著作的翻译，主要散见于《世界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读书》等杂志的一些专栏和一些生态批评资料汇编中，经典原著的翻译并不很多。其中，李庆本主编的《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具有一定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生态批评是一个多元的理论体系，其中既体现出不同的生态哲学基础，也展示出不同的实践路径，作为一个“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的理论集合，西方当代美学研究重要形态之一的环境美学也可以说体现了广义的西方生态批评的一个维度。对于西方的环境美学，中国研究者对其与生态美学的关联持有不同看法，曾繁仁先生曾对二者的关系做过详细的论述，但是它和生态美学存在生态意识支配下的交集应当是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西方环境美学的译介和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进程中的参照内容。其中，陈望衡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环境美学译丛，包括美国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美学》、《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芬兰美学家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松的《自然与景观》、法国美学家米歇尔•柯南的《穿越岩石景观——贝尔纳•拉絮斯的景观言说方式》等，开启了与生态美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窗口，其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直到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推出了代表西方生态批评的最新成果，为中国生态批评提供了藉以参照的经典文本。其中，韦清琦翻译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斯科特•斯洛维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国内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美国生态批评专著。该书著者斯洛维克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创立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并长期担任会长，著作丰硕，影响广泛，《走出去思考》是其出版于2008年的新著。《走出去思考》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其研究内容和方式表现出的“走出文本——批评对象的跨越；走出文体——批评体裁的跨越；走出学科——批评理论的跨越”和“走出书房——批评家职责的跨越”^[2]对于拓展生态批评的视野和实用性具有切实的示范意义，这也充分践行了斯洛维克一贯倡导的生态批评的实用价值和参与意识，因为在他看来，“在生态批评及其相关领域里，实用性是被奉为神明的——那是对意义的强化，是对激情的点燃”。“生态批评的职责既需要介入社会的参与，又需要淡出尘嚣的沉思。”^[3]刘蓓翻译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劳伦斯•布依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布依尔“生态批评三部曲”的最新一部，其中对于生态批评发展状况的分析，对于生态批评存在不足的判断，对于环境想象和再现问题的探索，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地方理论”的阐释，对于生态伦理和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的评析，对于提高生态批评学术化程度以期取得“合法性”公认的努力等，都显示了相当的学术高度。胡志红等翻译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格伦•A.洛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西方生态批评进入第二阶段即环境公正批评阶段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洛夫是美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开拓者，其所倡导的突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性、恢复还原论科学方法的合法地位、反对前期生态批评的反科学倾向以及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重审，显示了不为潮流所左右的独立学术品格。这些译著的出版，让中国学界看到了欧美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中国生态批评的视域拓展、理论建构、经典阐释和增强实践价值提供了参照、交流、互补的蓝本。

伴随着西方生态批评译介范围的拓展，从2002年开始，中国学界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也逐步展开。王诺、王晓华、胡志红、赵白生、刘蓓、韦清琦、程相占、宋丽丽、李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成为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主体。其中，王诺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其《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欧美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为后来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一个参照路径和路标；其《我们究竟从哪里走错了路？——生态批评：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文学批评》（《文艺报》2003年7月8日）则在宏观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的同时，将对于生态危机思想根源的反思指向了启蒙以来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其《生态整体主义辩》（《读书》2004年第2期）更明确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范畴，认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点不是弱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应是生态中心主义，而应是生态整体主义，鲜明地表达了与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许多学者的不同看法，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反思勇气和超越意识；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则将其在《我们究竟从哪里走错了路？》一文中提出的关于生态危机的文化反思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阐述和论证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支配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进行一次人类文明范式的革命。王诺的系列研究成果后来集中体现在其2007年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欧美生态批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欧美生态批评》与2003年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构成了王诺对于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的全景展示，如果说《欧美生态文学》作为王诺生态文学研究实践的结晶为中国生态文学评论提供了蓝本，《欧美生态批评》则在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阐发领域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阐释，《欧美生态批评》的开拓意义在于王诺没有停留在对于西方生态理论的简单介绍和移植上，而是在介绍发展过程、评析既有观点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理解，其对于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渊源、界定与任务、精神资源与理论基点以及生态批评实践切入点的分析，不仅准确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生态理论的把握，而且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呈现了基础元素。

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是较早出版的对于西方生态批评作出全面深入研究的专著。相对于王诺更多地偏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渊源梳理、基础概念辨析和实践基点界定，胡志红论著的意义在于其将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纳入了自己所更为熟悉的比较文学的视域，尝试了生态批评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对接。在胡志红看来，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与比较文学的对比研究存在天然的契合基因，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成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促进力量，而且可以成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文化弥合元素，从比较文学的跨文明视野来看，生态批评的发展更需要走向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胡志红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但与其他文化批评类型相比，又超越了性别、种族、阶级、大地等单一的视角局限。”“目前的生态批评还不能由单一的方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4]基于此，胡志红关于生态批评对生态文化多元性的诉求、全球化的本质与生态公正、生态批评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以及生态批评跨文明研究等分析，对于中国生态批评的视野拓展和中西生态批评的对话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西方生态批评发源于美国，可以说，美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代表了西方生态批评的源流和最新进展，李晓明的《美国生态批评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的理论框架和资源。在李晓明看来，美国首开生态批评的先河，积累起了相对丰富的生态批评经验和理论成果，对其进行解剖式的梳理、甄别和研究，有助于中国生态批评的建设和完善。今天看来，李晓明的研究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者立足于“西方”的宏观视角，尽管其更多的意义仍在于梳理和评析，但其专注于美国生态批评，避免了因西方生态批评中美国、英国及其之后的北欧、澳洲之间的差异而出现理论的无针对性。同时，李晓明关于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社会背景关照、文化土壤分析和思想渊源探究正因其明确的指向性因而更具备了拓展借鉴的有效性。并且，李晓明对于美国生态批评中理论研究的梳理，进一步廓清了诸如“文学视野中的生态整体观思想、新环境状况下的‘意识转换’观念、融合生态意识的‘新人文主义’自然观、‘文学生态学’的构想、生态责任意识与‘谨慎栖居’观念”等最能体现美国生态批评理论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其对于美国生态批评中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梳理和研究，尤其是对于“文本的‘对话体’研究方法”、“自然文学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后现代视角的生态批评思考”以及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环境的重新阐释”等的研究，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论泛化现象客观上起到了回归文学的导引作用。值得赞赏的是，他在梳理分析美国生态批评之后，在全球的视野下考察了美国生态批评的影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尽管今天看来其对于美国生态批评存在问题的剖析尚属浅显，但毕竟展示了理论的自信和努力。其后，李晓明延续了关于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其《比较视野中的当代英美生态批评》（《北方论丛》2008年第2期）等已经关注到了同为西方生态批评范畴内美英生态批评的不同，这无疑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生态批评的特色。

在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研究者中，刘蓓在梳理西方生态批评的渊源、发展概况、理论依据、解读策略等的基础上，展示了更为自觉的建构意识。她的《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采用“语境化”研究方法，“将西方生态批评回置于它所生成的文学与文化语境，考察生态批评‘从何而来’——如何产生、‘向何处去’——有何根本的目的、‘如何进行’——为此目的它制定什么样的批评策略、如何实施这种策略。”其论述的目的，不是停留在梳理、介绍和评价阶段，而是“为了有助于中国文学研究者对生态批评进行甄别、吸收和借鉴”，进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在刘蓓看来，国内以西方生态批评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讨，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者没有注意区分文学界的生态批评与整个学术界的生态研究之间的界限，而在非文学研究的内容上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在这种定位基础上，刘蓓将国内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一，“没有重点讨论‘生态思想’为何在当代成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思想基础”；其二，“研究者都重点阐述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理论内容，如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的理论思路，而对生态理论与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关系分析不够，没有说清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其他学科绿色研究的理论资源有何区别”；其三，“没有深入探究环境运动和生态学为什么会促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形式的产生”；其四，“强调中西方生态思想和文学的共通性，但对其背景和内涵上的差别甄别不够”；其五，“对于生态批评本身的文学研究特征挖掘也不够深入，著述中常把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和其他学术领域的绿色研究混同起来，有时把生态批评诠释为一种泛学科的‘生态文化批判’，或把它看成是‘文化研究’，弱化了其文学研究的本色”；其六，“对于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方法语焉不详，没有明确生态批评的文本解读究竟与过去的自然文学研究有何区别”（刘蓓：《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导论，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基于此，刘蓓运用丰富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源流、发展过程、批评类型、理论依据、文本对象、解读策略等作出了详实充足的论证。尽管刘蓓指出的国内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问题今天看来一些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如对于中西方生态批评的相异性分析已经较多开展，关于生态批评实践方法的研究也得以重视等，但她关于美国和英国“前生态批评”的发展脉络梳理，关于生态批评和后解构主义文论的关联性阐释，关于文本解读策略尤其是以“环境”为文本框架、以“场所”为解读范畴的总原则至今仍具新意。

近年来，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虽然缺少宏观全面的成果，但是研究的深度超越了译介层次而得到进一步深入。其中，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持续关注的程相占、王晓华等，为中国学界带来了关于西方生态批评包括生态美学的最新走向和自己的把握。从学科范畴上讲，程相占主要致力于环境美学研究，其对于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具有相当的价值。同时，近年来他又致力于在环境美学的根基上梳理西方生态美学的工作，并得出了与之前很多研究者不尽相同的结论。通过对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进展的梳理，程相占认为，西方不仅主要讲环境美学，也存在生态美学，西方生态美学比起中国来，有其独特的学理根据、学术背景和理论思路。在程相占看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和大地美学初步讨论了伦理学与生态审美、生态学知识与生态审美的关系，批判了西方传统‘如画’美学，为美国生态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科欧将生态思想引进到环境设计中，在与形式美学和现象学美学对比的框架中提出了生态美学的一系列特征，论证了‘包括性统一’、‘动态平衡’和‘补足’三个环境设计原则是美学的生态范式；在综合前两者的基础上，为了理解并解决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戈比斯特从景观感知过程的个体、景观、人——景观互动、成果等四个方面着眼，总结出一种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美学，从理论上分析了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素。”^[5]通过对利奥波德尤其是科欧、戈比斯特理论的分析，程相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美国（西方）生态美学是在环境美学的影响和促动下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因为这一学理基础，西方生态美学显示了极强的实践性，这正是中国生态美学需要借鉴和加强的维度。王晓华是较早关注生态批评的评论家，其《人文关怀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等显示了其将生态批评作为建设完善中国文学批评参照的独有研究视角，比起胡志红、刘蓓、李晓明等青年学者来，王晓华并没有努力去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其对于西方生态批评的把握阐释以及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冯友兰先生所谓“接着讲”的价值。在王晓华那里，西方生态批评仅仅是其文学批评研究视域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参照，其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更多地被《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等激越文字淹没，但是，《西方生态批评的三个维度》（《鄱阳湖》2010年第4期）等文章仍在显示着其对西方生态批评的持续关注和准确把握。在王晓华看来，30多年来的西方生态批评，专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着力于对人类中心论批判，将文学研究落实到物种批判层面，其对于人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颠覆也带来了诸多的质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质疑，但在阐释物种批评过程中，生态批评已经看到了“人类中心论、男性中心论、白人中心论的内在关联，将物种批评、种族批评、性别批评整合为连贯的话语体系”，^[6]所以，当代西方生态批评至少应当包括物种批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等三个基本维度。王晓华的这一判断，建立在对于生态危机与男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的分析基础上，在王晓华看来，“从根本上说，生态批评首先是超越人类中心论的文学实验”，这已经为众多的生态理论所证明；但同时，生态批评者看到，“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界的统治之间有历史的、体验的、象征性的、理性上的重要的联系”，“自然和女人都被迫服从父权制的统治体系”，所以，“用‘我们’这个名词代表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实际上遮蔽了重大的差异。‘我们’——男人，女人，不同文化，穷与富——对于生态灾难负责任的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进而言之，“随着以生态为关键词的文学研究渐趋深入，生态批评家发现与人类/非人类事物的二分法对应的不仅仅是男人/女人的二分法，还包括以种族为基本单位的等级制”，“现代生态危机产生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化运动，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的压迫是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正由于殖民主义的存在，美国传统生态文学洋溢着的“田园主义精神”和“赞美郊外、自然、荒野而反对都市的精神气质”，在黑人看来却正是要反对的文化传统，因为“田园主义内在地包含了对黑人的奴役和压迫”，白人要回归的田园在黑人看来并不是诗意栖居之所；正是由于生态问题并非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涉及不同人类之间的关系、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发展了性别和种族的维度。王晓华的这一阐释，昭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生态内涵，极大地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疆域。在西方目前各种文学批评流派中，只有生态批评能够在生态的旗帜下将物种批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整合到统一的批评话语谱系之中，这也最大限度地延展了文学研究的主体间性原则。进一步看，西方生态批评对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的延展和涵盖，透视出了其自身主动回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态公正质疑的努力，在这意义上，生态批评的多维度拓展显示了其理论的生成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