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语言问题

第一节　故事中的语言问题

跨文化背景小说中的语言问题，是作为母语的汉语在跨文化背景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地位、民族地位问题。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语言问题被一再涉及。作家们思考母语在跨文化背景中的地位、价值、命运的角度是多元的。有的作家从语言与民族精神同构的角度，分析母语话语权丧失后精神的漂泊感，有的作家从“自我东方主义”的角度分析主动放弃母语者的命运。总的来说，作家们充分认识到语言在跨文化背景中的象征作用，认为母语是语言与文化、心灵交融的凝合物，把母语与土地流离、文化流落、个人离散等主题联系在一起，用语言的魔镜去洞穿寄寓他乡者的命运。

被迫放弃母语、使用异族语言，与边缘人的生存窘境、文化断裂、身份分裂和认同缺失的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写作者对语言命题的表达注重文化上的引申意义，语言是文化深层构成中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生存和文化的深刻内涵。

郁秀的《美国旅店》写的是中学生“我”移民美国的故事。“我”的被歧视感首先就来自语言，我结结巴巴的英语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嘲笑，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并且，语言让“我”产生了自我表达的障碍，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语言的缺失也让“我”失去了归属感，成了漫游在中西之间的小小的游民。唐颖《美国来的妻子》中写到语言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有时会不敢置信，语言，对某些人，竟成了一生的忧患中心。她深知，她操着异乡人的英语，就永远也进入不了美国的主流文化，包括当一名文学系的教师，出版一篇英语文学评论。”从中可以看出语言与身份之间密不可分、无法切断的关系。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同样强调语言与文化归属、身份归属之间的关系，小说这样写道:“现在我已能哗啦哗啦地讲流利的英文，哗啦哗啦地读大本的英文原著。照理说我对此地的生活和学业应该如鱼得水。奇怪的是我却像一只笼中之鸟。研究生院和这所小城日益使我感到窒息。”小说还调侃地写道:“我想象自己鼻梁升高，眼睛发绿，头发像收获前的麦浪一样起伏翻涌。无奈我仍旧是在用汉语想这些事儿。”《丛林下的冰河》说明，只有借助于母语，个人的身份才能得以确认。即使异族语言能被移民熟练掌握，但它与个人的文化归属、身份归属无关。拥有了一种语言，就拥有了产生这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和世界观，也就携带了赖以判断自己，以及判断世界的价值体系，从这个层面上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只是掌握了英语的物质外观，却无法也无意进入到它的内部意义及象征世界中去。

唐颖的《阿飞街女生》也有明显的语言意识。小说以一堂英语课为开始。各种肤色的移民说着带有各自母语口音的英语。语言本是表达的工具，但一旦失去了母语表达的流畅性和自如性，个人存在的处境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小说中米真真在母语缺失的环境中的慨叹即说明了这一点。“米真真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信心崩溃，想象世界空无一物……”“没有母语的支持，米真真的个性顿然萎靡……”小说一开始便强调在异国他乡母语缺失情形下的个人表达困境，以及从中表现出的个人确认困境。并且，小说以英语课堂这样一个封闭性的场景将米真真们失语的困境戏剧化、典型化。课堂是由老师和学生为主体构成的，二者是教者和受教者的关系，一方是语言输出者，一方是接受者;一方是课堂的控制者，一方是被控制者。作者对老师和学生的真实身份设置也独具匠心，老师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后当义工的老人，学生则是法官、导演、音乐家等“精英”。但因为母语背景的不同，两类人的处境和话语权倒置了。因为语言，普通人在这里拥有了教者和控制者的身份和权力，而“精英”们则处于被动地位。在课堂，对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和个人情绪感受都和语言有关，流利掌握英语者就掌握了话语权，不但能进行自我表达，而且获得了良好的自我感受，反之则显得笨拙愚钝。这显然是一种幻象，但它又是跨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权力、文化权力、国家权力的真实产物。语言是表象，表达着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存在，个人的弱势处境和语言的弱势处境、国家的弱势处境是紧密相连的。小说以语言开始，引出了“边缘人”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和失落，也引出了文化认同困境、国家认同困境的问题。

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中，语言是和言说者的情感归属、身份归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言说者对某种语言不抱有真诚的情感，那么这种语言只是冰冷的功利性工具。《无出路咖啡馆》讲述的是关于审问的故事。审问必然与语言产生关系。审问“我”的特务理查·福茨会讲中文，以下是“我”对理查说汉语时的印象:“你看!他在讲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理、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起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地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查·福茨使用中文，营造出了一个假象性的自我形象，他使用中文时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使用母语时犀利无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采用非母语的中文，是理查·福茨在交际中采用的一种策略，对自我进行了伪装。而对“我”而言，英语同样成为掩饰自我的道具:每当碰到敏感问题，“我”就拿英语做挡箭牌:“改口讲英语，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同理查·福茨一样，“我”说非母语的英文，也是把它作为一种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性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不可缺少的思维工具。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我”和理查使用多方的母语时，并不是把它真诚地作为交际工具，更不是把它作为思维工具。“我”把英语当成掩盖真实思想的工具，理查则把中文作为了解中国的象征，有时把中文作为试图与“我”拉近关系的工具，有时又企图把它作为震慑我的武器。母语凝聚了民族精神，渗透着情感，如果掏空了对语言的感情，那么语言将异化成机器，仅具有僵硬的外壳，并可以被言说者用来作为冰冷的工具，去达到某种功利性的目的。严歌苓自己本人在谈创作的时候也曾这样说过，进入英文状态并不难，最大的难度是文化。

《无出路咖啡馆》强调了非母语与自我表达真实性缺失的关系，小说用略带荒诞和讽刺的口吻写出了使用非母语者对非母语的语言带有游戏性质的“不敬”，何尝不是表达了对母语神圣性的恭敬态度。《无出路咖啡馆》中，“我”处于被审讯的极端弱势地位，按福柯的说法，审讯是暴力规训的一种形式，是国家权力的表现。福柯也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我”在审讯中使用英语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是对权力的戏拟，也是对权力迂回的反抗。

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中，语言是一条从始至终贯穿的线索，语言在小说中是和人物命运发展休戚相关的问题。《慢船去中国》共十一章，有三章标题使用了英文，如第三章“Fanny Wang的新生活”、第五章“No verse to the song”、第七章“individuality: n.个性，个体，个人，单一性，(个人的)特性，特质”，英语直接参与了小说的结构，此种设计暗示了小说和语言问题交织混融的关系。在小说具体的叙述中，英文词汇、句子，甚至整段的英文不断出现，王家故事与英语的纠缠成为小说主题的重要一面。(www.xing528.com)

《慢船去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语言问题。小说选择了红房子西餐馆作为小说开始的地点，西餐馆的寓意不言自明，而叙述者的眼光停留在西餐馆墙上老派英文花体字上，由此引出王家人学习英语的历史，以及英语与王家历史之间的渗透关系。英语是王家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让王家人引以为傲，在真实世界和王家“虚构”的世界中，英语都是王家人洋化和文明的符号。但英语，同样也给王家人带来屈辱，这是王家人不愿面对、但却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王家姐妹费尽心机，先后去了美国，但让她们备受打击的是，她们口中的英语却让她们受到讥讽:她们所说的英语是过时的“殖民地英语”，带着陈腐气，并且，她们蛰居家中习得的英语，脱离了真实的语言环境，甚至不能应付日常交际。小说中的英语，和王家人的身份确认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时，王家人对英语的过度迷恋，实际上是虚构“美国身份”的反映。简妮刚到美国时，英语让她虚构的“美国身份”得到了“确认”，当然，这种“确认”具有很强的自我蒙蔽性:

“Hi，how are you doing?”年轻的酒保端着满满一托盘的蛋糕和鸡尾酒经过简妮的桌子，笑着招呼她。

“Good。”简妮挺直身体，响亮地回答。

是的，简妮感觉真的很好。这是第一次她真切地感到自己到了美国，从此就是美国人。^[6]

但这种虚构的“身份”很快又被语言解构了，范妮和简妮的英语在真实的生活中被人嘲笑，不断提醒他们的外来人身份。小说在语言和身份的纠结中发展，通过英语，王家人虚构了“美国人”的身份。同样是英语，又让王家人感受到边缘人的真实处境。简妮最后练成了一口以假乱真的标准美式英语，但依然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王家人对“英语”的迷恋，是“自我东方主义”者的虚幻的仿真行为，但他们最终落入了自我编织的虚假身份的陷阱。《慢船去中国》展示了语言对“自我东方主义者”所产生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同时也嘲讽了“自我东方主义者”模仿殖民者而导致的似是而非的滑稽又可悲的命运。殖民者不但用暴力的方式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侵占，而且，他们还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形式，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灌输给被殖民者。被殖民者在不知不觉中迎合、接受这些观念和准则，甚至主动配合他们的统治，王家人即是用对英语的崇敬之心向殖民者献媚。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范妮的英文被老师警告为是“典型的印度英文”，老师说，“所谓印度英文，就是殖民地英文的意思，把英文词套在当地语言的语法结构和生活习惯中，用词老旧，是不地道，不文雅的英文”。范妮不服气，让老师再解释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不同，老师认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只是不同的英语习惯和口音，而“殖民地英文是没有英语文化的，它们永远不可能被英语世界承认”。老师还认为，在“这种特定的英语里，有一种混乱和屈从的气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体性在语言中的作用。

以上几部小说代表性地说明了作家对于跨文化背景中语言问题的敏感和重视。几位作家对此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阐释方式也不同，《阿飞街女生》重在表达失去母语的痛苦，《无出路咖啡馆》侧重语言与个人情感的关系，《慢船去中国》借语言表达“自我东方主义者”自设的陷阱。但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点:面对“西方”时表现出的“静默”。语言障碍使人们失去了表达的信心，也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因此选择了“静默”。米真真在英语课堂上感到虚弱和昏眩，说话对她来说是无比痛苦的过程，于是她逐渐变得沉默。《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在英语强势语境中选择了不说话和少说话。《慢船去中国》中的王家姐妹都以缄默的形象出现。

语言的“静默”是无可奈何的回避，也是从属阶层边缘化状态的隐喻。斯皮瓦克指出，“说话”是“发言者”和“听众”之间的交流，而从属阶层的发言，是没有进入对话和交流状态的“说话”。上述小说中，母语为汉语者的“失语”隐喻了在西方社会的话语权力中中国移民的“失语”处境，也说明了个人认同在“失语”状态下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