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设法使语言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他的这种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时受到冲击和挑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认为，语言不是一个静止封闭的系统，语言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各种语言都负载着大量独特的文化内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语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最集中的表现，一个民族的很多秘密都隐藏在民族的语言中。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都与民族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可以从母语中寻求归属感。
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中，语言与民族、祖国、身份认同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把“语言”放在了第一位。在本尼迪克特的理论中，语言在民族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1]语言学家帕默尔在其《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业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2]凯杜里则说明语言在标示民族性时起到的区分作用:“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权利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标准。”[3](www.xing528.com)
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语言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一个标志，“语言是帝国的工具;本族语的习得和促进是巩固征服的最便利手段……”[4]萨义德也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语言殖民与领土占领总是相依伴的过程，在殖民语境中，语言具有符号意义，表达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关系。格劳里亚·安扎杜娃说过，如果你真的想伤害我，那就中伤我的语言吧。殖民者总是试图确立自己母语的纯洁性、优越性和权威性地位，并将之强行输入被殖民国家。与之相对的，是被殖民国家语言的屈辱地位。语言是传统存在的言说，殖民者企图切断被殖民国家的语言系统，从而切断传统传承之链，并打击民族尊严。说母语的权力被剥夺，昭示着国家主体性的减弱或丧失。贝尔·胡克斯说:“欧洲殖民文化里，外族的声音不能有，是非法的土语，是变节的言语。黑人被迫目睹了自己的语言失去意义。当我意识到美国白人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美洲土著民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才接受她们的殖民者先辈们成为不过是啄哼呓语的那些话也是真正的语言时，我便很难不在标准的英语里总是听到屠杀和征伐的声音。”[5]弗兰兹·法侬影响甚远的《黑皮肤，白面具》，以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作为论述的基点。法侬认为，语言是承载文化的，它支撑着文明的重量。语言意义上的殖民对人的意识有极大的暗示作用。一些法属殖民地的黑人把法语作为面具，渴望通过说法语获得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设，真实的后果是语言和身体、意识和身体之间的分裂。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种族清洗式的殖民统治已是明日黄花，语言的暴力意味大大减弱，但语言仍是全球化背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在跨文化背景小说中，语言问题仍是身份确认系统中的重要部分，语言与身份是同构关系，母语意味着文化选择和承诺，它内在地包含了在世界大格局中如何安身立命的命题。某种语言在国际中的地位角色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地位角色是对等的。个人对母语的态度，也常是界定个人身份态度的反映。本节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讨论小说故事情节中的语言问题，然后讨论作家的语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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