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写作：揭示现代女性理性精神

二、对现代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

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对女性理性精神的展现也很有价值。理性通常被认为是人所具有的探索真理的能力。理性认识指对所获得的感觉材料，加以思考、分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是感性认识的升华。理性有实用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之分。本书所说的理性指的是人文理性，强调心灵和自我意识。在人们惯常的认知模式中，女性和理性似乎是两个分裂的或很少产生交集的区域，“上下求索”的精神被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仅属于男性。女性的理性思索行为，常常被纳入“阳性”、“雄化”的认识框架中去。人们对女性性别内涵的解释缺少“理性”二字，女人仿佛天生就是感性的动物，而理性的分析、批判、反思似乎只是男性的专利。在男性作家或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具有理性的女性人物都是少有的。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从作家们创作出的女性人物形象看，还是从女性作家的创作行为本身看，都存在女性理性意识稀薄的现象。

女性理性意识缺失，无疑是女性人格不完整的体现，从男权社会看，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制和扭曲的结果;从女性自身的角度看，是女性自我贬抑的结果。人格的组成应该是多层次的，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理性和感性无所谓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但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制，都会造成人格的不完善。套用波伏娃的“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经典思想，女性理性精神的缺失反映出男权文化权威下女性精神结构残缺的后天现实。

卡西尔对“人”的论述重视“人”的内涵的未完结性、生成性以及人实现自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动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11]。同理，女性意识的内涵也是可变的，可以在女性的自我创造中完善，父权制度对女性理性精神的压抑将在女性的自我创造中得到突破和超越。近几十年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基本思路就是梳理被男权社会扭曲和压抑的女性现实，重构女性精神和女性意识。但女性精神的补充和重建，对中国女性作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也是一个沉重的使命。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理性精神的女性人物，如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里的“我”，虹影《饥饿的女儿》里的“我”、《英国情人》里的“闵”、《孔雀的叫喊》中的柳璀、《阿难》中的“我”，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唐颖《阿飞街女生》中的米真真、萧永红、章霏，王蕤《哈佛情人》里的“你”、《纽约旧事》里的“她”，等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即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思考倾向和能力。她们往往能跳出现实生活的制约，去思考历史、政治、文化、人生等重大命题。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视角，不局限于琐碎的世俗生活，表现本真的世俗体验，也不局限于女性内心的细语呢喃。她们的作品中自然也有世俗生活，也有感性的情感抒发，但它们最终都指向了女性之思，成为女性理性思索的基础。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可以说丰富了对女性内涵和主体性的认识。

以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为例，作品中的“我”思考着文化碰撞、身份归属、爱情真谛、人生意义、生存真相等问题。小说的叙事方式本身就带有理性思索的色彩。小说不是按照故事情节线形线索发展，而是按照“我”的思考线索发展。“我”在美国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被打散在我的思索之中。小说还与《丛林中的猛兽》这篇隐喻性很强、富有冥想意味的小说交织在一起，现实生活、“我”的思考、《丛林中的猛兽》三者的交织互动使《丛林下的冰河》成为了一篇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超越了当时一般意义上的留学生文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丛林下的冰河》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理性思考的魅力。小说中“我”建立在感性经验上的理性思考使文本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张力。小说叙事方式重内心思辨，如小说有这样的几段话:

即使真有神的启示，指引我找到那条冰河，也决不可能找到D了。倘若肉体与精神果真可以分离，那么D的精灵该如一缕无色无味的温热之气，从那块大冰坨子冉冉升起，优游于天地之间，像一只自由的蝴蝶。

但我却看不见这只蝴蝶。我东扑西闪，活像一只没头苍蝇;东游西荡，活像一个梦游者。我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嗅着D的气息前行，自以为超脱于纷攘俗世之上，额头上刻着朝圣者的印章。无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D曾扶着我的肩膀说:“记着，你将来就是爬着回来，也是我的英雄。”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D生活过的土地，却发现自己已经傻乎乎地被抛入了介于生者和死者之间的“两不管”地区，既不能像D那样死去，又不能像周围大多数人那样活着。

也许，生存于“两不管”地区的人，是真正自由的人。不幸我却无法释然。^[12]

这几段文字充分表现出了“我”理性思考范围的宽广。“我”对人的边缘状态、自由问题、存在和虚无、生存和死亡、肉体和灵魂等问题都在进行思考，作者将这些思考用艺术语言进行了文采飞扬的表述。理性思考使小说超越了对跨文化生活和经历世俗的、细节的描述，“我”一气呵成的诉说表现出了理性思索的容量和力度。这几段文字中“我”的思考并没有答案，这是在寻求真理的行进过程中的思考，但“我”的思考之广、之深、之锐利足以给读者很大的启迪。小说充分表现了“痛苦”的美学内涵，“我”痛苦的来源绝不仅是生存的艰难，而更多的表现为理性思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我”的跨文化经历正因为这种被升华的精神痛苦而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早期一些偏重展示跨文化生活的艰难性和介绍异域生活的作品相比，《丛林下的冰河》的理性书写扩大了小说的容量和内涵。

评论者于青认识到了查建英小说中的理性特点，“……查建英的小说应该是典型的文人小说。文人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性和智性”，^[13]“毫不夸张地说，你既可以在她的小说中欣赏到人物性格的深层次的分析，也可以品味到在人生转折的关头作者所做出的哲理思考……”^[14]于青在文章中肯定了查建英小说理性和智性的特点，有意味的是，她在论述她的小说理性和智性品格时，还有这样的评论，她认为查建英的小说“让人难以琢磨作者的性别”。^[15]于青的评论说明了理性精神和女性内涵在人们惯常认识模式中的分离。查建英的创作说明了理性精神存在于女性精神世界中，并且，她把理性精神注入了“我”的形象之中，使“我”呈现出极具光彩的人格魅力。

本节前面所提到的作品中人物所思考的问题各有侧重，但同样都表现出了女性的理性思考力。例如，虹影《饥饿的女儿》里的“我”成长的过程，即是思考的过程。小说发展有“显”和“隐”的两条线索，“显”的是“我”的成长轨迹，“隐”的是“我”成长过程之中不间断的诘问和质疑。“我”在小说中一直以思考者的形象出现，在“我”对十八年人生的回顾过程中，涉及内涵非常广阔的问题:性别问题，如女性性别的生成、女性被社会的限定和压制、贫困环境中的女性命运、女性身体的意味、女性对自我的实现和突破等;两性问题，如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两性之间互相压制和拯救的关系;政治问题，如政治权力在个人性格命运生成中的作用、政治对个人的禁锢和异化、个人在某种政治体制中的自我塑造等;历史问题，如对个人史、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的清理和反思，对历史真实性和虚假性的辨析;生存问题，如对生存处境的阐释、对生存意义的思索、对生存的宿命和自由选择等问题的思索。《饥饿的女儿》的内核即是“少女之思”，自传体和倾诉性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写作的特征，也常用作女性写作视域狭窄、内涵单薄的论据。《饥饿的女儿》带有典型的自传体和倾诉性特征，但“我”在自传书写和个人倾诉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探索精神足以说明女性的自传和倾诉并不等同于狭隘和肤浅。《饥饿的女儿》在自传书写和倾诉中表现出了女性理性思考领域的广度和深度。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少女的精神世界，“我”因此成为一个打动人心的角色。例如小说写“饥荒”: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据传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病、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今生，而是夹在两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16](www.xing528.com)

“我”对饥饿的诉说不仅是感性体验上的，而是和政治、历史、宿命、物质和灵魂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虹影《阿难》中的“我”，对香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英国文化等多种文化进行了分析和反思，这部小说也思考着爱情的真谛、命运的真相，对现实世俗世界灵魂的空虚和失落、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对现代人的意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探究。虹影《孔雀的叫喊》写基因工程科学家柳璀回到出生地良县的一段经历。良县位于三峡，柳璀回良县正好是三峡大移民时期。《孔雀的叫喊》记录了良县人在移民时期的人生转变和精神世界。三峡地区在中国有特殊的空间意义，借三峡人在大时代变迁的故事，柳璀思考着人和环境、人和乡土、人和政治、人和历史、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处境等问题。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写的是“我”因为与美国外交官相恋，并且因为“我”有中国高干家庭背景，又曾有从军经历而屡屡被FBI等美国情报机构调查的故事。被调查的被动事件，引发出了“我”对东西方关系、政治、信仰、历史等问题主动的理性思考。如小说中FBI对“我”的高干家庭背景纠缠不放，促使“我”去解剖自己的“革命”之家，从而展开了对政治、信仰、历史、女性等问题的探索。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思考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思考权力的生成以及和政治的关系。

于青在评论王蕤的创作时，也发现了她的理性意识:“在王蕤的作品里，她的异国经历是奇特的，更奇特的是她在非凡经历面前表现出的冷静和理性”，“你会在王蕤为你提供的文字的世界里，领悟到有经历、有学识、有见解、有智慧是一件多么幸运和有价值的事。”^[17]王蕤的《哈佛情人》探讨了文化传承和改变、文化间的隔膜和沟通、文化霸权、边缘人的身份认定、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等问题。她的《纽约旧事》写的是在纽约已经成为白领的丽丽和来自西非的青年伊马尔相恋的故事，丽丽看似放纵着个人的情欲，但在情欲之下，她思索着种族、第三世界问题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背景下的人格分裂、第三世界血缘的空间位移者的精神归宿、肉体和灵魂的关系等问题，如小说这样写道:“她还想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她无法跨越种族文化和经济界限。她不会和他去她梦中的西非，她不会信仰伊斯兰教，戴上面纱。她只会和她圈子里的人来往，做一切按常规出牌的事情。她会放弃他，和与他在一起的自由与快乐，然后让一切变为冷静的历史。”种族、宗教对个人的制约和束缚在小说中被揭示。

理性思索使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人物常带有一种冰冷的气质。因为理性思考的存在，她们的形象充满精神的力度，带有犀利性和敏锐感。理性使她们常能洞穿浪漫和虚幻的假象，探究世事和人性的真相。以作家们对爱情的表达为例，《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和美国青年捷夫相恋。这是一段看似普通的爱情，但“我”还是深刻认识到异族爱情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将爱情纳入了种族、信仰、文化的框架中去认识。揭开异族爱情残酷冰冷的真相，是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主题。作家们对这种爱情浪漫外表下的问题各有个性化的揭示。《无出路咖啡馆》说明了异族相爱并不单纯是两人间的问题，种族、国家、政治、信仰等必将与爱情纠缠，在一定程度上，外在因素控制着异族爱情。《哈佛情人》看出了西方人对东方人倾慕外表下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情结，也看出了知识分子外衣下人性的分裂、自私和狭隘。《阿飞街女生》看出了西方男性对于东方女人不随时间改变的猎奇和拯救情结。《英国情人》表现了异族情欲中复杂的人性和文化冲突问题。《美国饭店》中的异族爱情总是和利益纠缠在一起。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女作家笔下的异族爱情具有思想反射的力量，“情爱关系可以具有思想化的转化功能”，^[18]这种理性特质不单是虹影小说独有的，思想化的理性精神在多位作家的写作中都有明显表现。对理性思考的推崇，使作家们的小说常常表现出刀锋般的锐利感，她们对种族、国家、民族、宗教、信仰、情感等主题的剖析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

作家们不但对中西接触中的生存状态、文化、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思索，对中国本土的问题也继续进行思索。并且，她们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往往带有个人化的色彩，因为她们人在异乡的“外视角”，使她们的表达也常有大胆之处。如严歌苓的小说对革命有一些个人化的思考。《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母亲，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对沉闷生活的逃避，她选择革命人生和革命伴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母亲“革命生涯”中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不过是如何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欲望的博弈。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让母亲这一类的“革命”人物走下了神坛，揭开了革命外衣遮盖的人性秘密。《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参加革命的动机则极具戏剧性和荒诞感，因为丢失了一件毛衣，怕被母亲责骂，因而参加了革命。对革命的动机，刘索拉的《女贞汤》也有个性化的叙述，很多大岛人参加革命竟然是为了寻求刺激。虹影《孔雀的叫喊》中柳璀回到了出生地良县，小说叙事因此转回到她出生的解放战争年代，打开了那个年代革命背景中的情感纠葛和人性挣扎。

理性精神增加了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创作的容量和深度。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倾向于塑造具有理性精神的女主人公，和女作家本身的身份不无关系。进行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大多为知识分子。这些女作家是以留学或访学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作家本身的经历、体验、思考模式就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特质。思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行为，理性也应该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属性。这些作家笔下人物的理性精神实则是作家自我精神的投射。并且，接触地带产生的许多复杂问题，如种族、国家、文化、宗教、信仰、身份等，这些问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容易引发空间移位者的理性思考。

波伏娃认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是个谎言，因为自然在人的发展上只扮演了极小的角色，人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女性气质是随时代改变的，也是可塑的。传统文化中，理性是一个和女性交集甚少的领域。随着时代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现代社会女性生存领域扩大，自由度增大，知识水平提高，这对女性理性精神的生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理性精神是女性现代主体人格建立的重要基础，女性只有拥有思考、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只有拥有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能力，才可能充分表现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有拥有深邃的思想力量和精神的穿透力，才可能言说自我，审视他人。拥有理性精神是成为独立的现代人的重要条件，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对女性理性精神的表达，是对中国血缘女性主体精神的重要发现。女作家们的写作，发掘了中国女性的理性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女性主体性中具有现代感的组成部分。

中国女性传统精神和现代理性精神，表面上看，是对立的、矛盾的。但它们又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都是以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为基础，强调女性的自主性。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女性形象的一种可能性:传统的坚韧、宽厚、仁慈和现代的独立性、理性相结合，既有传统意义上女性的“阴柔”，又具有现代女性的思考力。女性的“强”并不是“雄化”的强，应该是在尊重女性天性基础上的具有独立性和女性尊严的“强”。当然，文学创作是想象的过程，与现实有一定的差别，并且，“显而易见，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整个‘菲勒斯’中心秩序尚未被完全瓦解、消除之前，企图建立一种完全脱离男权传统的充满新意的‘女性传统’、‘女性特质’、‘女性特色’等等是难以实现，也是难以想象的。”^[19]但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写作中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给中国女性认识自己、建构自我主体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对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和肯定，对整体现代人的精神建设也有启示意义。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理论尘嚣日上，对理性的怀疑是后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理性的怀疑在否定权威、反对权力、鼓励差异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怀疑的“度”如果把握不好，又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导致社会失控。

人类社会并不是严格按照“线性”模式发展的，即便是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后现代性，这也并不意味着许多非现代性的问题就已经得到了解决。在人类对自身问题还存在很多盲点和误区的形势中，如果一味强调后现代性，势必造成人类认识自身的更大混乱。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的复杂性并不是用某种简单概念或者模式就能概括总结的。越是复杂的环境，越需要理性精神。从人类历史的整体上看，某个社会经历巨大转型的时候，往往都是理性精神最发达的时候，而理性精神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转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社会还远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抛弃理性和深度的社会。当代中国的精神格局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中国社会在裂变中艰难地寻求新生。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还需要强大的理性精神去认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笔下女性们的理性精神，可以说是对这种社会特征的呼应，女作家们的跨文化写作重新扛起了理性的旗帜。

中国女性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也受到几千年文化历史、转型的社会结构、五花八门的理论和思潮的共同影响，要在这些相互纠缠的各种因素中辨析中国女性发展的脉络、看清突破和局限，实非易事。有评论者这样分析20世纪晚期女性写作的状况:“在回顾20世纪晚期女性书写的时候，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女性在试图以一种豪迈的气概撰写自己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的时候，却犯了一个‘深刻的片面’的错误，而这错误使她们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自我的密室。女性的命运到底该如何去改写?女作家在探索，开始以积极的方式真实记录了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的生活，女性文学也渐次以多姿多彩的姿势，撰写着女性自己的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20]在中西文化接触这个独特的空间，女作家们对于女性问题有独特的思考。空间的变化，为中国女性看待自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她们对于中国女性传统精神的重新阐释，以及对于中国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和张扬，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