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女作家跨文化写作近三十年成果

二、家国记忆与个人记忆的融合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在记忆中进行的身份认同把个人性、国家性和民族性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身份认同不仅是个人性的，也是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25]“世界公民”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只有辨明经由不同文化记忆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才可能真正走上个人身份皈依之路。借助记忆，作家们努力建构起个人史、民族史和国家史，在私密的个人史和公共的民族史、国家史之间，作家们展开对“我是谁”的身份探寻，文化认同有在族群以及文化、历史上建立的必要性。

在近三十年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从抗战开始的中国记忆是女作家写作的重点，这一段七十多年的时间包括“二战”、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土改”、“文革”、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国家形态、国家定位、民族文化等产生着巨大变化，在此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的家族命运、个人命运、个人的现实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变化。近三十年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不但写民族国家的“宏大”史诗，而且写个人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微观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大凡她们的作品，都以个人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浪潮中的成长经历为故事发展主线，中国女性在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精神发展、主体意识、身份属性是最受关注的领域。可以说，近三十年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是在宏大国家历史背景之下展开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想象。

张翎的《金山》中，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和中国记忆是切割不开的整体。以方得法为主的个人记忆，及其坎坷的家族记忆，都和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金山》是关于华人移民个人经历、中国家族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融合，从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个人和家族的微观历史，而且可以看到百年来民族和国家的宏阔历史，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个人、家族、国家紧密关系的表达。查建英、严歌苓、唐颖、周励的作品主要写经历过“文革”的女性赴美后的精神出境和自我认同，她们的作品反映在独特政治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面对新世界的内心挣扎，其中，严歌苓作品的“记忆”触角还时常抵达抗战、民国等历史时期。虹影的作品写解放前后至八九十年代“草根”阶层的精神和命运。陈丹燕的作品主要写从近代开始在西方文化冲撞下上海城市的精神发展，以及此过程中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命运。王蕤、朱晓琳、郁秀等新一代写作者的作品则主要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离开中国后的身份认同。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创作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作家们的“记忆”逻辑中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但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个人性成长是作家们更为关注的对象，作家们重视个人身份在民族国家变动中的形成方式和特点，作家们期望在过去记忆之中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做了什么?(www.xing528.com)

以严歌苓的写作为例，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提到“文革”，但正如她所说，她作品中的“文革”不全是血泪控诉，通过“文革”，严歌苓写出了少女成长的轨迹、人性善恶的探秘、对历史文化的反省，甚至作者还常用略带幽默的笔法，写出了对那个时代一些生活片断的怀念。她的小说集《穗子物语》以少女“穗子”为主要人物形象，通过穗子的眼睛，严歌苓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冷酷黑暗，写出了人性的被扭曲。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她又时常使用轻松调侃的语调，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写出了轻喜剧的意味，如她在《老人鱼》中写少女们偷竹笋的场景:“穗子见最年长的女孩弯腰拔下一根竹笋;她双手握住露在地面上的笋尖，整个屁股悬空向后坐去，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拔起来……然后她指定一个孩子叫卖，像卖冰棍儿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拖鞋大队》写的是一群父亲被“打倒”的少女在歧视的夹缝中如野草般生长的岁月，小说写道:“耿荻除了上学，其他时间都和‘拖鞋大队’泡在一起，参加她们夜袭军管会代表，往‘革命作家、画家’家的煤箱里掺猫屎，朝工宣队长家晒的山芋干上涂尿液，还要撕毁新张贴的批判她们父亲的大字报、大标语。‘拖鞋大队’在夜里十二点之后繁忙无比，完全是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地下武装。”严歌苓将写作的笔触伸向“文革”时期少女成长过程中的隐秘体验，混沌的成长历程成了个人性得以保留的精神飞地，作家在其中寻找特殊时代的“自我”和“个性”，进行穿越“文革”外壳的精神之旅。严歌苓在谈到和“穗子”的关系时说，“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她还说:“应该说这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26]，个人经历和小说人物经历的重合，使作家看穗子们的眼光带有爱怜的意味。

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创作中，有一大批和“文革”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文革”语境中书写个人生活经历，作家们的“文革”写作带有很强的自传性特点，个人的经验和遭遇受到广泛关注。严歌苓写“文革”，写的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穗子”经历的“文革”，虹影写“文革”，写的是长江边底层贫苦人家女儿成长岁月中的“文革”，唐颖写“文革”，写的是上海弄堂里巷中少女经历的“文革”，周励写“文革”，写的是北大荒下乡女知青遭遇的“文革”。以上的“文革”书写和作家的个人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文革”背景中，作家们寻找逝去的岁月，追忆成长经历，因为“文革”承载了她们宝贵的青春岁月，是她们生命不可切割的部分。对这些作家来说，“文革”不仅是政治符号，还有超越政治的青春意味和生命意味。在严歌苓的“文革”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女纯真和污浊相生相伴的成长，在虹影的“文革”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苦难重压下人性的挣扎，唐颖的“文革”书写重在表达姐妹情谊，周励的“文革”记忆围绕爱情进行。在“文革”中，“我”在成长，“文革”时期是“我是谁”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抛弃“文革”背景谈成长，对严歌苓、虹影这一代作家来说，无异于水中捞月、镜里看花。只有植根于具体历史境况之中，个人性才有可能避免被想象成被悬置的抽象物。因此，当作家们在异国他乡寻问“我是谁”的时候，“文革”记忆得以屡次重现。

因为对个人成长的关注，作家们对记忆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作家们的作品一方面展现出了记忆之悲苦，一方面又从悲苦记忆中写出了诗意。严歌苓这样说过:“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的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的了解”。^[27]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史诗性的”和“抒情性”的辩证，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特点，“国族”记忆书写体现了“史诗性”特点，个人记忆则体现了“抒情性”。“史诗性”和“抒情性”的融合贯通使女作家们记忆写作的美学内涵呈现出二元共生的特点——悲凉和温馨、壮阔和柔美同时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