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西之间与身份问题
何为身份?简而言之，身份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哪里去”、“我认同什么”等问题。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前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交往的有限性及人们文化经验的单一性使人们的身份相对容易辨识，民族文化的稳定性让人们容易找到“想象的共同体”。
传统的身份认同方式非常稳定，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认为，人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相同民族的人们提供一个稳定、不变和持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这里所说的身份，并不是指人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的位置、角色、职责等外在因素，而是指决定人内心归属的文化因素。在传统社会，人们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同的文化符码”，身份属性是稳定的。
当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成为新的历史经验，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变，对个体身份本质主义的理解遭到质疑。边界的流动弱化了传统神圣共同体对个体普泛的规定性，个体对神圣共同体的“想象”不再单一固定，所谓恒定或本质的东西都会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跨文化地带的个体生动表现出差异性、断裂性、间断性、变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个人在跨越边界的流动过程中，必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嬗变，个体身份表现出不稳定性、多变性和无限性。萨义德即持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他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1]萨义德还认为，“自我”或‘他者’的身份绝不是一件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知识和政治诸方面，在所有社会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反复的过程。他认为，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复合性的，是人为建构的。[2]霍尔也说，文化身份有其连续性，有类同和延续，但同时也有差异和断裂。他指出，文化认同不是永远固定于某些本质化的过去，它在历史、文化、权力的变动过程中不断被重新结构，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因此，“身份”是“永不完结”的“生产”。
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身份确认可以使个人获得心理安全感。在国与国封闭和相对封闭的时代，族裔身份固定、明晰，具有历史连续性，是集体经验性的，能提供心理安全感。当国家边界日益松动时，身份体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经验。空间移位者在族裔之间选择、摇摆，在文化间游走，在过去和现实、东方和西方的接触中，“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曾经如何建构且仍在建构的自我、主体和族群等关于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概念”。[3]在全球化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多元文化的影响，越来越频繁地跨越国家边界，经历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生活，文化理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可能会发生巨大改变，在种种变化之下，以往的身份系统将松动，人们往往会产生“我是谁”的疑惑，重新为个人身份定位。(www.xing528.com)
身份问题是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被反复追问。作为第一代跨越国界的个体，作家们体会着人生和文化巨变，作家们的作品展示了旧身份失去、新身份尚未建立的失落和迷惑，作家艰难寻找新身份建立的途径，阐释这一过程中的得与失。她们的作品还以身份建构为支点，探讨国家、文化、历史、人性等问题，印证了身份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反映着诸多特征、存在于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体系中的观点。
本章选取了两个角度考察女作家们作品中的身份问题，第一个是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第二是作品中的记忆问题。通过对女作家们作品的阅读，我认为，她们的小说中塑造的跨越国界的人物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生活环境、人生目标等可以说千差万别，但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边缘人特征显著。她们作品中的边缘人群体人数众多，可以说正是这些大量“边缘人”的存在，支撑起了近三十年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作品体系。因为作家们本身也有生动的“边缘人”体验，所以她们对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注入了真诚的情感和大量心血。在她们的作品中很多边缘人形象是很成功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打动人心。“边缘人”的概念充分表现了身份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对边缘人形象的解读入手，我们可以在感性人物形象和围绕他们展开的故事的基础上，切实感受进入西方的中国人的身份困扰。
本章考察女作家作品身份问题的第二个角度是记忆问题。按安东尼·D.史密斯的说法，在集体认同这个问题上，记忆起到重要作用。探寻跨越边界者如何回到记忆中去、对记忆的选择、对记忆的情感态度，读者能够发现跨越边界者身份定位的许多秘密。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作品中中西之间人物的身份界定总是和记忆如影随形，记忆对空间移位者的性格、命运和情感归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返记忆是全球化语境中别离故土的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尝试，也是对认同危机的反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是在国家性和民族性基础上的个人身份认同，作家们没有把个人的身份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进行思考，而是在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追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但对记忆的寻找并没有给作品人物稳定的身份认同感，作家们试图从过去记忆中寻找可以认同的精神资源，但记忆中有很多让人断裂的混乱的部分，令人质疑、反省，让人们体会到更深刻的虚无感，人们并没有从记忆中寻得身份的稳定感。这和“边缘人”形象是相通的。
女作家们的写作充分表达了对身份确认的需要，她们的写作过程本身也是探寻自我身份的过程。她们身份寻找的非终结性说明了全球化时代身份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命题，是一个在建构过程中的命题。现代人的身份不再是稳定的。它意味着巨大的可变性，晦暗未明。这是现代人的伤痛，但同时，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复杂，说明了现代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从女作家们的身份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们对身份失落的痛苦感受，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身份失落、身份寻找中看到无比丰富的人性、生存方式和文化体验。在身份寻找的过程中，作家们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跨越边界的人们的生存边界和精神边界可能达到的范围进行了探寻，作家和小说人物在达不到目的地的寻找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也加深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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