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作家勇于揭示历史苦难与抗争精神

二、超越苦难

近三十年跨文化创作的女作家们从多个角度揭示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悲剧。她们笔下的中国悲剧是深重的，甚至是令人惊悚的。在写作中，女作家们表现出了直面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人物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生命之悲，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退缩、绝望。相反，他们以坚韧和勇气对抗困苦和厄运，在生命的重压下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卡夫卡用“无法穿透的黑暗”表达他对世界的整体印象，他的小说充满了令人惊悚的噩梦、内心隐秘的焦灼和苦闷以及悲观厌世的情绪。在女作家们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可以体会到“无法穿透的黑暗”，但和卡夫卡的绝望不同的是，女作家们笔下的人物体现出的是传统中国崇尚“生”、崇尚坚韧顽强的现世精神，从他们对待磨难和悲剧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小人物的生命尊严，体会到困境中生命力量的强大和主体意识的生长，以及中国式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灵魂。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的悲剧意识是对中国式悲剧的深刻体察和把握。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悲剧阐释是“形而下”的中国式阐释，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她们的写作是单薄的，相反，她们从“形而下”的生存中揭示出的中国人面对巨大悲剧时展现出的不屈精神，表现出了一个东方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韧生命力。她们的写作在揭示民族苦难的基础上，展现了普通中国百姓“生”的坚强，在“生存之悲”和“生存的坚强”之间，小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

作家们对悲剧中的人性扭曲、精神压抑的揭示是深刻的，她们通过写作充分表达出了对生命悲剧的体验，但同时，她们并没有放弃对悲剧中普通人所表现出的精神力度和灵魂光彩的赞颂。虹影、严歌苓、唐颖、陈丹燕、张翎等作家皆如此，这或许不是巧合，而是民族精神在跨文化作家内心深处的沉淀。在中西处境的接触、碰撞之下，中华民族特有的面对悲剧时的精神和气度呈现出别样的光芒，作家们通过作品充分表现出中国式的悲剧神韵。周国平评论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区别时认为:“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55]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鲁迅著名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审美哲学对中国人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女作家们反对回避灾难的态度，试图揭示中国历史、社会中荒谬无序的一面。她们用笔写灾难的深重、创伤的持久，揭示动荡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震荡，痛苦如何施压于人的身体和精神，如何侵蚀、创伤人的心灵。她们对中国的伤痛有切肤的感受，以女性的悲悯的目光去观察中国，写出中国饱受创伤的历史及生出新弊病的现实。同时又远离心智的孱弱和苍白的感情，采用坚韧的态度直面现实。

虹影的小说对生存之悲的揭示淋漓尽致，而她对底层人物坚韧生命力的书写也极具功力，颇有萧红和路翎之风。鲁迅在萧红《生死场》的序中写到，小说写的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顽强，对于死的挣扎”，虹影的小说可以说也是以表现故乡人的这种精神为核心。《饥饿的女儿》中“我”的家庭在物质上极度贫困，精神上千疮百孔，“我”厌恶过这个家庭，鄙视过这个家庭，她从小的梦想便是逃离这个贫困冷漠粗鄙的家，寻找新生活。但小说最后，远游在外的“我”还是回归了家庭。即使她还是要重新出发，但出发的原点和以往已经不同。“我”离家后对家的认同，并不完全是血缘关系使然，它更是基于生命反思和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贫困之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在风雨飘摇中生存下来。摇摇欲坠的家庭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磨难，还是顽强地发枝散叶。一对命运多舛的苦难夫妻把一群儿女养育成人，他们所表现出的生存韧性甚至是“蛮性”让成年后的“我”感动，“我”被以父母为代表的底层百姓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打动，认识到这种粗砺精神的可贵，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小人物的生命尊严。虹影《孔雀的叫喊》中的陈阿姨，本来是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受命运拨弄，成了贫病交加的小人物。但陈阿姨和她的家人没有抱怨，他们坚强地应对苦难，让从北京来的女科学家敬佩不已。虹影《上海王》中筱月桂，经历了从一个乡下孤儿到妓院丫头、从流落街头的戏班班主到纵横上海滩的“上海王”的传奇，她用具有草根精神的非凡的胆识和智慧挑战着人生悲剧。

《饥饿的女儿》集中体现了虹影的悲剧观，小说中这样写道:“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以前一生更痛苦。我还刚刚开始活，我不必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在悲剧人生面前无力反抗或逃避的人，在虹影的作品中遭到鄙视。少女“我”曾经深爱自己的历史老师，但在他自杀之后，我看到了他的懦弱，甚至对他产生了蔑视，“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了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不值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少女“我”认为坚强的“生”的意义大于任何所谓的知识和智慧。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第九个寡妇》中的田苏菲和王葡萄，则用狂欢式的民间精神和坚韧的女性品质化解了生命的巨大苦难。人生是苦难的，但田苏菲和王葡萄用看似滑稽的方式面对一次次苦难和厄运，最终成为人生的胜者。田苏菲和王葡萄用喜剧态度与悲剧人生对峙。《金陵十三钗》则把弱女子推向了死亡和杀戮的前台。十几个烟花女子，在国破家亡的时刻，舍身成仁，展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人性的光辉。“金陵十三钗”表现出了遭逢大悲痛、大灾难时坚毅、抗争和高尚的气魄。《金陵十三钗》充分表现了推崇高尚精神情操的中国古典悲剧精神。曹禺认为，真正的悲剧要离开小我的利害关系。他从抗战的现实出发，抨击苟且偷安的人生态度，宣扬具有雄伟气魄的悲壮精神。^[56]《金陵十三钗》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www.xing528.com)

唐颖的小说表现了“文革”期间的深重苦难，但人们面对苦难时惊人的求生意识以及灾难过后严肃的反省精神是她的小说所着力表现的。《阿飞街女生》中的人们每个人都有一段苦难的历史，但他们都认真严肃地活着。小说中的“少女们”经历着巨大的苦难，在苦难中成就了人生的蜕变和精神的升华。陈丹燕的作品也长于揭示人物经历苦难后精神的涅槃。《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中昔日的“洋场少女”们，经历着人世的厄运和沧桑变幻，苦难使她们的人生变得丰富，也使她们的品格变得坚韧豁达。

从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作家们面对悲剧的态度不是绝望，而是从悲剧人生中寻找生的力量，肯定从中表现出的人性的坚强和精神的升华。这和西方古典悲剧的美学意蕴是不同的，西方悲剧强调从现实悲剧中探究“生命本体”、“自我实现”、“价值与意义”、“宇宙与真理”等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问题，它更加认同从生死较量中表现出的崇高感。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笔下悲剧的落脚则大多是经历悲剧后人和命运的融合，她们几乎都表现出了中国人穿透悲剧阴霾的弱小但坚韧的生命之光和精神之光。悲剧意识并不就是等同于悲哀、悲伤、悲凉和痛苦。从女作家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超越苦难的喜悦，体会到存在于苦难之中圆通的生命状态。

从女作家们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悲剧意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作家文化精神中的延续和传承。按李泽厚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57]，它乐生，着重人的现实生存，中国式的生存之道肯定人的生命意识。它追求天人合一，追求现实的和谐的生存方式。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乐感文化”冲淡了中国人的悲剧观，中国人崇尚的中庸、和谐为主导的文化精神使中国人很难具有悲剧精神，难以实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朱光潜先生就曾认为:“我也回顾了一下我们自己的喜剧发展史，凭非常浅薄的认识，我感到我们中国民族的喜剧感向来很强，而悲剧感却比较薄弱。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诗的正义感’很强，爱好大团圆的结局，很怕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好人因小过错而遭受大的灾难’。不过这类不符合‘诗的正义’(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遭遇在现实世界中却是经常发生的。‘诗的正义’本来是个善良的愿望，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和《太上感应篇》的影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悲剧感薄弱毕竟是个弱点，看将来历史的演变能否克服这个弱点吧。”^[58]但这种悲剧观是西方视角中的悲剧观，它无法阐释中国文化框架中的中国式悲剧观，朱光潜先生后来也认识到了这种看法的局限性，西方式的悲剧观并不能完全阐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和意蕴。有学者认为“中国悲剧一般都是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59]女作家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说明了这一点。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悲剧意识中还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即她们的悲剧都是普通人的悲剧，她们着力发掘隐藏在小人物生命中的悲剧感。“西方古典悲剧，基本上是‘大人物’的悲剧，‘小人物’是不作悲剧主人公的，他们只宜充当喜剧的角色。亚里士多德定下的规则: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才可以充当悲剧主角，长久地影响着西方戏剧界。”^[60]在西方古典悲剧里面，人性的壮美和崇高是通过“大人物”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但在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著名人物”，她们所写的是普罗大众，在史册中无名的一群人。虹影的“母亲”、严歌苓的“王葡萄”、“田苏菲”、唐颖的“郁芳”都是历史和社会中最默默无闻的人，甚至于在特定时期，她们被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被忽略，被践踏，但正是她们，在面对人生厄运时，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力量，让人领会到渺小和壮大、卑微和崇高之间的转换。卢梭说过:“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61]他强调人在个人命运中所负的责任。有评论者在评论虹影的作品时认为，“脆弱、柔善、悲伤”在虹影的小说中被“照亮”，“让弱发出强的光”^[62]。其他女作家的创作，同样表现出了“让弱发出强的光”的意识。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普通百姓弱小的灵魂可以走得很远。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评论人们对古希腊生活方式的敬仰时说:“对于一个怀有如此心情的人，一位雅典老人也许会用埃斯库罗斯的崇高目光望着他，回答道:‘奇怪的外乡人啊，你也应当说:这个民族一定受过多少苦难，才能变得如此美丽……’”^[63]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充分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近百年的悲剧，但她们对悲剧中国“美丽”的表达同样深刻。女作家们直面中国社会的伤痛，致力挖掘中国人面对伤痛的精神和品格，刻画一个民族历经苦难而不断重生的伟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背景中写作的中国女作家揭示“中国”苦难的求真的品格，同时也可以看出她们对中国国家真切的认同之感和皈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