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意象，张翎小说建构起诗意古典中国的基本形态。而辨析张翎小说中的文化精神，我们同样也能看到一个诗意的古典中国。从张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注重人文精神，强调家族和群体性，推崇伦理道德，崇尚自强不息的精神。
张翎的作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强调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精神和区域文化精神的价值，期望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找寻一种强有力的共同性和认同感。就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价值，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价值至少有三个层次: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三个层次的价值分别被不同地域的群体所拥有。乡土价值和民族价值，只要不强加于人，可以自适其适……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29]。中国民族曾一度以中国文化精神的博大精深为傲，但近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受到质疑，中华民族在反省民族文化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不断减弱，特别是在现代性的全球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甚至一度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并且，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经济的绝对优势使“西方”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中心，甚至成为许多不太发达国家膜拜的对象。
按福柯的说法，“知识”与“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是西方权力的一种载体，在此情境下，东方文化处于边缘状态，是被控制、沉默的。作为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跨文化创作者，对原住国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寻找和认同的行为，是希望“弱势”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不再沉默、彰显“边缘”群体主体性的行为。爱德华·霍尔在他的《无声的语言》中就揭示过:“文化所隐藏之物大大甚于所揭示之物。奇特的是，它所隐藏的东西最难为其自身的参与者所识破。多年的研究已使我坚信，真正的工作不是理解外国文化，而是理解本国文化。”[3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和结构，张翎的小说也涉及很多方面。限于篇幅，本节分析张翎小说中的中国文化核心——家族。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最稳定的单位是家族，家族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家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像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家族精神，在世界上却是少有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31]
家族的基础是血缘。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是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象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的一伙”。[3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体现出的是宗法血缘关系，血缘是中国传统家族稳定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农本社会。
冯友兰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33]可以称为“家邦”，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中，是通过家族去理解国家的。[34]林语堂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征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35]这种“经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识倍形活跃”。[36]马克斯·韦伯与费正清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也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
费孝通说明了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绝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成长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37]作为重要的社会单位，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承担了多种社会职能。并且，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成熟的农本社会，保守封闭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使中国原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制度在没有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很容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下来，具有绵延性和持久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
张翎写故乡的许多小说，都涉及家族这一主题。《江南篇》写的是名门望族金家的故事。《花事了》写的是做百货生意的文家和花家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邮购新娘》写的是藻溪许氏家族和章氏家族的故事。《雁过藻溪》写的是藻溪黄氏家族的故事。
对中国的家族制度，林语堂持批判的态度，他说:“总之，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它又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骑士之缰索的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38]“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采取冷淡的消极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39]林语堂批判了家族对个人的限制，以及家族“外冷内热”的局限。总而言之，林语堂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是激烈而决绝的。
张翎对家族的态度却是温和的，张翎在作品中强调的是家族中的血缘深情。当张翎写故乡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点:个人命运总是和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家族命运是个人命运的背景，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互相映照。或许因为时代的大潮，家族的存在阻碍了个人的前进，但随着时间的兜兜转转，个人总归是逃脱不了与他血脉相连的家族。家族给了一个人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脱离家族的根而谈个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就好像谈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并且，如果个人没有家族可皈依，特别是远走他乡时，总是感到精神上的残缺。在个人命运发展过程中，个人与家族的关系或许是爱，或许是恨，更多的是爱恨交织，但归根结底，个人与家族是水乳交融的，爱也好，恨也好，家族都是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尽管有个人对家族的背叛、家族对个人的阻碍，但时空流转后，家族总能给个人提供亲情温暖和归宿感。张翎的小说展现了个人与家族的对立的张力，同时也展现了两者间无法摆脱的关联。(www.xing528.com)
《江南篇》中的“我”飞云出生在富商之家。母亲生她时难产而死，她由家中丫头阿九养大。阿九后来成为“我”父亲的填房，在父亲死后，用她的睿智和豁达独撑起金家。阿九没有像别的家长，早早地把“我”嫁出去，而是把“我”当成男儿来养，把“我”送进了中学，希望“我”将来有所成就。“我”爱上了进步青年吴龙启，被他的进步思想和火一样的激情所感染，思想越来越激进。“我”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疗养院工作。由组织安排，和前来疗养的战斗英雄、首长黄尔顾结婚。“我”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医院的副院长。富商家族的背景成了“我”想摆脱的负担，因此，“我”与“母亲阿九之间的关系，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同扯得极为稀薄的棉絮般地维持着。飞云对阿九的称呼也变得极为简洁。在人前提到阿九时她只用一个‘她’字。在罕见的相聚里她用‘你’字来叫她”。阿九对“我”有养育的大恩，阿九用母亲般的仁慈养育了“我”，并且有超越一般母亲的睿智和远见，鼓励我走出旧式女性的生活轨道。“我”与阿九的疏远，与其说是我与后母的疏远，不如说是与家族的疏远，对家族背景的逃离:“金三元布庄的那些旧事，飞云已经在团小组会议上说了一遍又一遍。可每说一遍，总还会有人提出新问题来。在那种时刻飞云忘却了童年富足无忧的一切，开始羡慕那些从赤贫如洗的家庭里出来的同伴。阿九对她的关心，越来越像裹着身子的锦缎，再舒适也是一种捆绑。”时代的外力使“我”疏远了家族及家族的代表阿九，但作品中，我与家族的疏远和我对家族的依赖是两条相互缠绕的发展线索。小说前半部写“我”幼时家族的温馨生活，阿九的仁爱，父亲与阿九、与前两位病死妻子的情感，后半部写“我”走出旧式家族，新时代的思潮让“我”背离了家族，但家族却是“我”遭遇困境时的依靠。作品后半部有两次写到了家，一次是“组织”让“我”和首长结婚的时候，“我”在雨中走了两个多小时，“等飞云感觉到脚上湿布鞋的凉意时，她发现自己坐在了市区一家院落的台阶上”。那个院落里就是她很久没回的家。另一次，也是作品的结尾，阿九如“我”出生时挽救了“我”一样，挽救了难产的“我”和孩子。“我”在情感上再次靠近了阿九，回归了家族。
《花事了》中的花家和文家都是做百货生意的旺族。文家公子文暄爱慕花家二小姐吟云，但吟云为了学戏，离家出走，背叛了家庭。花家无奈，把大小姐吟月嫁给文暄。吟云在外流离多年，解放后，落魄的吟云进了越剧团，入了党，后来成了越剧团的第一任团长，与此同时，公私合营后，花家家道中落。文暄临近解放时去台湾做生意，哪知一去难回。吟云和花家、温家的命运走上了不同的轨道。“文革”开始，花家受到冲击，吟云也不能幸免，吟云和花家人一起到山东避难，相濡以沫，多年恩怨就此化解，吟云、吟月姐妹俩相伴度过余生。小说核心是吟云大起大落的命运和感情纠葛。戏剧化的经历过后，吟云还是在家族温情、姐妹情谊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邮购新娘》里，年少的江信初和许春月互生爱意，但江家和许家悬殊的条件成了他们爱情的障碍，两人为了自由恋爱逃离了家乡。解放后，江信初成了地委书记，但当年与他一起奔赴自由的许春月并没感到幸福，“为了追寻江信初，她已经割舍了拖在她身后的那片巨大的影子。但是她依旧无法像江信初那样轻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后来她才意识到那片影子其实是隐藏在她那个与生俱来的姓氏上。她有一个沉重的姓。这个姓是她无论如何也涂抹不去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没有家世的女人，忙忙碌碌地被时代的潮流拥载着，去投奔一个不是很清晰远大的目标。直到父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她才突然想起了当年她上平阳中学读书，父亲在岸上跟着她的船跑，灰蓝色的布褂子被风吹得鼓鼓扬扬的样子，她的眼睛便潮湿了。”
张翎的小说常有这样一个主题:个人追寻自由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当个人要追寻自由的时候，家族成了束缚，这正如林语堂所说的家族制度是个人主义之否定，它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陈独秀也将“家族”与“个人”对立，并以此区别“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他说，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40]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向心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强化了群体对个人的作用，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富有生机的主体创造性。但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是否能彻底抛弃家族呢?彻底抛弃家族是否又意味着自由的到来呢?正如娜拉、子君和涓生离家后面临迷茫的未来，飞云、吟云、许春月们并不能就此摆脱家族的背景，她们的一生都与家族相缠绕，奔走在逃离和回归之间。
张翎的小说不仅触及中国家族制度的坚固性和持久性，强调家族对个人命运和情感深远的影响，而且重视家族内的人伦间的亲情。费孝通认为，“人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41]费孝通又在文章中指出了礼记祭统中有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属、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十轮。张翎的小说涉及的主要是家族间父子、亲属、夫妇、长幼之间的人伦关系。中国传统伦理注重人际间的等级和差异，带有上下等级制的尊卑贵贱色彩，从家庭伦理扩大到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张翎的小说并不涉及对人伦等级的揭露和批判，而重在书写人伦间的亲情。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姐妹情深，在张翎的小说中都得到了集中表现。如前文所提到的，《邮购新娘》中的许春月，逃离家庭后多年，记忆中仍是父亲慈爱的形象。《江南篇》中的阿九，虽然不是飞云的生母，但仍以无限的慈爱养育了飞云，用宽阔的胸襟包容着养女的背叛，最终以真情唤回了养女。新时代的子女往往都是经过人世沧桑后，发现了“孝”的价值，如许春月在父亲病重之后自责，飞云在人生最无奈时刻对阿九重新信任、依赖。《雁过藻溪》中，女儿末雁对母亲有很多不满，在母亲去世后，末雁回到家乡，了解到母亲坎坷的身世，末雁认识到对母亲有许多误解，于是她感叹:“母亲和她之间，隔的是一座五十年的山。她看得见母亲，母亲也看得见她，然而她却没有五十年的时间，可以攀过那座山，走进母亲的故事里去了”，“她和母亲都已经等得太久了，错过了可以爬山的年龄”。末雁生出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叹。
张翎小说中的夫妻形象不少是中国传统式的，相濡以沫，无私奉献，甚至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如许春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担心自己的家世会影响丈夫的政治生命，以失踪换取丈夫的平安。如阿九，在嫁给飞云的父亲后，悉心照料父亲，替他担当起养育女儿、经营家族生意的重任。《花事了》则把姐妹情谊推向了极致，当年姐姐吟月为妹妹吟云的不告而别去顶婚，但姐妹二人并未反目，而是互相体恤，互相扶持，共同走过坎坷的人生。
“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它的精神本性所决定，它的精神本性是由该民族的境况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的。正是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形成我们民族的精神本性和性格、心理，铸造着我们民族文化迥异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特质与传统。”[42]而中国传统文化又特别坚韧，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是‘文化体系’。”[43]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受个人主观意愿控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深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时间改变、空间转移，仍然能投射出耀眼的光芒。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一些负面特征，例如过分强调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秩序，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昭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义;在伦理型的价值取向观念统摄下，人们的一切思想、活动都被纳入伦理道德规范模式中。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淹没了人性的许多正当需求，导致了不少人生悲剧，使人下降为观念的附属物。这些负面特征在张翎的小说中也有一定表现。小说中的不少人物离家出走，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僵化氛围的逃脱，张翎的小说很多都以解放前后为背景，正是“革命”大潮澎湃的转型时期。在传统和“新思想”的夹缝中，“新思想”给了许春月们新鲜自由的新空间。一成不变、老旧的旧式家族生活与激情荡漾的革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彻底变革，对“家”的背叛往往是文学作品中那个时代青年投身革命的开始。
但总的来说，张翎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有限度的，作家主要还是深情呼唤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意古典的成分。张翎这种创作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性“过滤”，是在异国他乡生存并进行创作的状态下寻找归属感、建立文化自信心的策略。
因为自我经历、个性特征、文化观念的不同，每个个体对同一种文化的接受都是不同的，都会做出不同的取舍，对同一种文化会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性的解读，甚至是创造。写作是进行“想象”的艺术活动，作家在诠释某种文化的时候，会在“过滤”和“蒸馏”的过程中，使文化被重新解释并获得新的意义。“杰缅季叶夫指出:民族情感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和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宗教信仰，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和心理滋味特征越强，民族情感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就越明显。”[44]张翎生活在加拿大“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中，作为来自“弱势文化”中的作家，张翎尝试通过写作寻找强有力的中华文化和文明，“寻找自尊的源泉”。因此，张翎在写作中选择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诗意的一面。
“民族既非语言的单位，也非政治的单位，也非动物学上的单位，而是精神的单位”，[45]“移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消泯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建构心灵家园的努力。在较低层面上，族群的标识唤起温暖的归宿感，并且具有互助的凝聚力;在较高的层面，可能是文化理想的诉求”。[46]张翎写作的过程是作家精神返乡的过程，她追寻中国传统的古典精神，在作品里重温中国文化的沛然生气，从对家乡的书写中寻找精神力量和灵魂归属。
张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其局限性。作品的潜在指向是故国，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是符号化了的故国形象。小说强化了去国他乡者在精神上对故国的依恋，古老中国在张翎笔下表现出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但现实中真实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精神特点，在作品中则表现得比较单薄。因此，张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是建立在“过去”的坐标上的，是作者对“过去”中国的想象和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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