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三、“视觉盲点”和“话语权威否定”中的他者:以严歌苓作品为例

杨义在论述中国叙事学的特征时，提到中国小说的视角和“聚焦与盲点”的问题，他说:“所谓视角是从作者、叙事者的角度投射出视线，来感觉、体察和认知叙事世界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本自身来考察其虚与实、疏与密，那么得出的概念系统就是:聚焦和非聚焦。视角讲的是谁在看，聚焦讲的是什么被看，它们的出发点和投射方向是互异的。”^[81]杨义从聚焦的概念引出了“焦点”的概念:“聚焦的中心点，名曰‘焦点’”，^[82]同时也引出了“盲点”的概念:“与焦点处于另一极端的，是盲点。它属于非聚焦的领域，是聚焦的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是阴影，是盲点。”^[83]

华莱士·马丁在谈到小说技法时认为，小说技法是形式，“但形式并非仅仅是故事如何被讲述的问题;它也可以包括意象的结构、隐喻以及从行动(action)中浮现出来的象征”。^[84]华莱士·马丁的观点说明了作者如何控制视点是一个有意味的过程，从作者如何讲故事的显性形式，读者能够发掘出潜藏在深层的暗示、隐喻意义。杨义所说的小说视角、聚焦与盲点等都属于小说技法，视角、聚焦与盲点等形式同样带有隐喻意义，杨义也认为，聚焦和非聚焦的盲点“虚实共构、表里相应，共同组构成叙事作品的生命。”^[85]

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严歌苓作品在“看西方”时的“盲点”问题。严歌苓的两部小说《女房东》和《魔旦》都暗藏东方人看“西方”的潜在视角。通过对《女房东》和《魔旦》两部小说的细读，可以发现，《女房东》中老柴看沃克太太、《魔旦》中的叙述者“我”和小说中的人物阿玫看奥古斯特，都存在视觉盲点。小说中“东方人”努力想看清“西方人”，但最终都以无奈告终。小说“看”的过程和结局，是作者对东西方关系的表达。严歌苓小说中的视觉盲点，是弱者“看”强者产生的视觉效果。

然后分析了严歌苓小说《魔旦》“说不出”的叙事特点。当东方叙事者“我”叙述西方人奥古斯特和“我”自己的白人丈夫的故事时，用话语权威否定的形式表达了中国人“我”面对西方对象时“说不出”的茫然处境。《魔旦》中的“我”叙述西方人时，带有明显的迷惑感和不确定性。“说不出”说明东方叙事者理解西方时存在障碍，东西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疏离，也揭示了弱势东方面对强势西方时的被动命运。

(1)视觉盲点

严歌苓的《女房东》讲述了中国移民老柴与女房东之间的故事。整个故事以老柴对女房东沃克太太的想象、对沃克太太偷偷的“看”为线索。

老柴以不可思议的低价租到了条件很不错的房子，“老柴直到搬进来还不相信恁好的运”。好运背后，是女房东沃克太太之谜。沃克太太行踪神秘，从不让老柴见到真面目。沃克太太的神秘引发了老柴的好奇，他总是忍不住从蛛丝马迹中捕风捉影地想象沃克太太的身份和形象。神秘的沃克太太让老柴既兴奋又恐惧，并常常陷入自责和懊恼中。老柴总是希望能见到沃克太太的真身，把自己从“窥视”的漩涡中拯救出来，但每次都不能如愿。老柴在希望和失望中备受折磨。机会终于来到，一个停电的夜晚，沃克太太昏倒在楼梯上，老柴终于有机会“看”到沃克太太，但黑暗之中，他只能看到“她面孔的大致轮廓”。当老柴终于有机会靠近沃克太太时，叙事者制造了“黑暗”的场景。这“黑暗”中接近的机会使老柴压抑已久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挣扎，老柴最终还是抑制住非分之想，打电话叫来了人，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小屋，第二天，老柴退了租。

严歌苓擅长描摹人物内心，老柴的好奇、兴奋、沮丧、懊恼、希望、绝望等交杂的情绪，在小说中表现得丝丝入扣。老柴对沃克太太的想象，夹杂了肉欲的成分，但同样折射出一个东方人靠近西方世界时的灵魂挣扎与精神症候。沃克太太对老柴的吸引，老柴对沃克太太的好奇，以异族间的陌生为前提，对老柴而言，沃克太太意味着他所陌生的、无法走进的西方世界，他只能在黑暗处窥探，在内心揣测、臆想。从老柴的视点出发，沃克太太总是朦朦胧胧的，被安置在远景中，即使偶然的近在咫尺的近景，也因为黑暗和自身的惶恐，让老柴无法辨明对方的形象，遑论心灵的接近。老柴处在“看”的位置，沃克太太是“被看”的角色，是老柴视觉关注的对象，但老柴的“看”是被动的，反而是“被看”的沃克太太操纵着“看”的老柴，老柴处于弱者之境，在老柴想象中柔弱的沃克太太却是强势的。从表层上看，《女房东》是一个房客对房东不乏肉欲的想象与内心挣扎，而在深层，它揭示了东西方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揭示了东方走近西方时的好奇与自卑，东方认清西方的艰难。小说通过个人情欲，表达了个人与国家、人种、文化的寓言性联系，这正如詹明信所说的，“通过个人情欲，竖立一则国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色”。^[86]

严歌苓其他的一些作品也揭示了东方人视点中看不清的西方，如《魔旦》。《魔旦》讲述了一个性别错乱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阿玫是反串女角、有“金山第一旦”之称的中国男孩儿。白种美国人奥古斯特爱慕阿玫的美艳，对他产生了暧昧情感。阿玫在奥古斯特的注视下被细细描摹、赏析:“阿玫在昏睡和昏迷之间，头脸还是杜十娘，两颊各有两片桃形桃红，上端一对叶形黑色是美女面谱上的眼睛。极其对称的桃红、黑色中间劈出一道粉白，它在下端扩展成一个三角形，三角的中心，便是那一粒红豆的嘴唇。”与《女房东》一样，《魔旦》也存在“看”与“被看”的关系。这一次“看者”是奥古斯特，“被看”者是阿玫。与《女房东》不同的是，“看者”奥古斯特是强势的、主动的，《女房东》中也有昏迷的场景，但处于弱势地位的老柴由于内心的挣扎和怯懦，不敢去看昏迷的沃克太太。奥古斯特则借阿玫昏迷之时，将他仔细赏玩。并且，奥古斯特的“看”，改变着阿玫对自身的认知，“当他知道奥古斯特对他的认识有一定出入，就千方百计向奥古斯特心目中理想的阿玫去靠拢”。

奥古斯特对阿玫的凝视带有窥淫的意味，他从凝视中获得性愉悦。奥古斯特不仅是在观看，他的注视挟带着权力。而被凝视的阿玫，在奥古斯特凝视权力的掌控下处于沉默的状态。西方人奥古斯特对东方人阿玫的“看”，隐喻着西方对东方具有控制性的凝视。

奥古斯特想象并制造了一个形象清晰的阿玫，但“奥古斯特在阿玫半溶解的视觉中是个幽灵般的影子。”对阿玫而言，奥古斯特只是个赤胆忠心的戏迷和神秘奇特的追求者，与叙事者一样，阿玫无法揣测奥古斯特的内心。奥古斯特对阿玫的疯狂追求颇为怪异，阿玫很难辨明奥古斯特所说的故事到底是真话还是谎言，叙述者“我”也是如此。“我”是到唐人街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寻找华人历史的华裔，在阿玫的视点中，奥古斯特是个迷团。“我”对西方人的阐释也和阿玫相同，“我”费尽心力，打算解开阿玫的谜团和奥古斯特的谜团，“阿玫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但对于奥古斯特，“我”始终表现出阐释的迷茫和无力。“我”精心设计了他的结局，但“这个结局我怎样努力都难以使它圆满。它总有不少漏洞”。如果说奥古斯特痴迷于一个在东方主义知识系谱中创造出来的东方，在东方主义知识系谱中想象阿玫，那么，华裔叙述者“我”和故事中的阿玫，在西方世界中都缺乏想象西方的力量。阿玫永远不知奥古斯特的真实来历，“我”在大量的历史史料中探寻，最终也没能解开奥古斯特之谜。“我”努力通过史料想象阿玫和奥古斯特之间的故事，但最后即便是在虚构中，“我”也放弃了奥古斯特故事真相解决的可能性。阿玫生活在大半世纪以前的美国，东方人对西方人的臣服使阿玫成为被动的被赏玩者，虽然“我”所处的时代已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80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思潮，但“我”依然解读不了奥古斯特的故事，东方对西方他者的视点盲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魔旦》中的叙述者“我”和阿玫看奥古斯特、《女房东》中老柴看沃克太太的视点盲区，象征着移民拥有的弱势文化遭受所在国强势文化冲击和压制时产生的虚弱感和无力感。

在东方人眼中，西方形象是无法把握的，表现出空白性和模糊性。但是，空白模糊的西方形象却具有强力，影响并压制着东方人。

(2)话语权威否定

严歌苓的《魔旦》以视觉盲点的策略表达了“看”不清的境况，并且用话语权威否定的形式表达了东方人阐释西方时“说”不出的茫然。

当叙述者“我”虚构奥古斯特的故事时，使用的是典型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试图以此建立真实感。但小说又存在另一条叙事线索:叙述者努力建立的字面上的逼真性又被自己否定了，“我”无法使故事圆满，认为它总有不少漏洞。“我”希望借助对历史资料的查找、梳理，重建奥古斯特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奥古斯特的思想、情感、欲望，不能追根溯源，找不到事情发生的原因并推断出发展的过程和结局，于是，“我”一面建立故事，一面质疑自己建立的故事的真实性，在真假之间游移。“我”最终推翻了对奥古斯特故事结局的假设，推翻了叙述者自己的话语权威。字面逼真性、努力建立权威感和权威感自我否定之间形成了矛盾。

《扶桑》里的“我”书写扶桑故事的自信态度，和《魔旦》中的“我”描述西方人物时的困惑和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好吧，你让我试着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先让我煮一杯咖啡，好好提炼一番词句，否则我要写一整本书也写不清这感觉。

反正写不对可以涂掉，再来。

从以上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为扶桑代言的信心。

“扶桑基本上是一个被言说者，她没有很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需要由一个叙事者去言说她。”^[87]一百年前的“你”扶桑和一百年后的“我”是心有灵犀的，“‘我’和‘你’相隔一百年，身份处境殊异，其实都是华夏儿女，都有洗不掉的文化烙印，都是来求生存和发展的，都必须面对这个陌生而严酷的世界”。^[88]只因为“我”和扶桑血缘的相同，“我”视点中的扶桑才如此灵动，扶桑的辛酸、欢乐才会被叙述者深入、细腻地表达出来。

《扶桑》是一百年后作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叙述者“我”潜入一百年前“第一代中国移民”扶桑内心的故事，小说中不断转换的“我”、“你”的人称使用，让“我”的故事嵌入到扶桑的故事中，使文本仿佛是两个华人女性之间的共时性的心灵对话。“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89]百年前后华人女性“过去时”和“现在时”之间的联系，勾勒出华人在西方社会命运延续的痕迹。“我”在叙述扶桑故事时，建立起了一定的话语权威。

与之相对的是，是当解读克里斯及他背后的西方世界时，叙述者“我”自认无力的态度，而且，她还把对解读克里斯的艰难与解读白种人丈夫的艰难联系在了一起，“得老实告诉你:我对白种人的猜测常有误会，漫说是你那时代的白种少年，就是和这位做了我丈夫的白种人，我也常常因为对他心理判断错误而引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对话”，“你可想而知，我对克里斯的内心感受的理解可以差错到多远”。叙述者“我”认为自己对克里斯的理解常有“误会”和“差错”，叙述者对自身的话语权威不确定。当克里斯和“我”丈夫被作为受述者时，叙述者强调的是不可知性，“如果我们把‘全知’重新定义为基于人类公共经历而产生的想像，那么由于人类没有无中生有，释其不可释之术，这种想像也是十分有限的”，^[90]“全知”的权威来自“公共经历”，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差异，性别的差异，筑起“我”和克里斯、丈夫所属的世界之间由于“公共经历”匮乏而产生的难以逾越的高墙。在“我”和克里斯、丈夫之间进行想象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放弃了“释其不可释之术”的虚幻性，解构了华裔的“我”阐释克里斯和白人丈夫的话语权威。克里斯、丈夫、西方世界在“我”的叙述中仍然保持神秘状态。

乔内森·卡勒认为，虚构作品的可信性最基本的一种材料是“实在者”，“(the real)，它无须辨明，存在于现实之中”。叙述者“我”声明，阿玫的故事有唐人街移民历史展览馆图片为证，故事是“实有”的，证明了故事在材料上的可信度。乔内森·卡勒认为虚构作品可信性的第二个范畴是“文化逼真”，华莱士·马丁将其扩展为两个亚类，第一个亚类由社会领域的惯常行为所组成，第二个亚类是变化的人类行为，如俗语常言、道德规范、文化心理法则等。在想象奥古斯特的故事时，“文化逼真”的两个亚类阻碍了叙述者把故事向前推进，奥古斯特所在的西方世界的惯常行为、道德规范、文化心理法则等是叙述者陌生的，因此，叙述者和阿玫都无法进入奥古斯特的内心，叙述者找寻不到奥古斯特行为的“事出有因”，而“事出有因”赋予故事动机和动力，推动故事的发展，直至结局。“‘人的关心’和‘因果关系’是卡勒归入‘实在者’和‘文化逼真’范畴的东西的一个方面”，“知道什么对人有意义，历史学家就有了一个主体;知道人的思想、感情、欲望，知道它们的变化无穷的表现形式，以及作为它们的中介的社会结构，历史学家就能形成一个假设，以解释某件事为什么如此发生。这个假设决定着哪些事实将受到审视，以及它们如何被联系起来，经常依赖于纪实文献的小说家也采取同样程序”。^[91]“我”想寻找真相，以失败告终，但这不是一次徒劳的寻找，它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出另一种事件真相:当东方人试图解释西方时，西方是难以释清的谜团。

话语权威的自我否定不仅与逼真性的建立有关，而且，“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叙述者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上贴近这一主导社会成了构成话语作者权威的主要因素”，^[92]从阿玫所处的排华时代到“我”和老柴所处的“多元文化”时代，华人的地位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处于主流社会之外，“我”对自我话语权威的否定是华人移民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支配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外化，表现出了隐含其中的权力关系。

作为被述者的“西方”，在严歌苓小说中表现为东方人的视点盲区和阐释不清的对象。“叙事模式作为小说家实现其创作意图的一种方法，说到底是一定艺术观念的产物，而在这个艺术观念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范式。”^[93]这种叙述方式表达了华裔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处境。因为叙述方式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叙述方式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社会常规，“这些社会常规本身也处于社会权力关系之中，由这种权力关系生产出来”，“构成这种权力关系的因素至少还应包括在一定的历史社会中互相作用的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教育、性态以及婚姻状况”^[94]，在西方世界中，华裔在种族、阶级、民族等诸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严歌苓以“看”和“听”的弱势表达在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处境。东西文化的差异和隔阂、东方在西方的边缘状态使东方看西方时存在盲区;叙述西方时，叙述者以放弃话语权威的方式，揭示了西方压制下弱势东方被动命运的真相，华人作为被压制的团体，被抛在以白人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之外，无从有西方世界的经验，或仅有有限的经验。“经验是知识的可靠来源”^[95]。在华人视点中，西方是看不清的，在华人的表述中，西方是不可说的，如此情境下，产生了严歌苓小说中“空”的西方形象。

严歌苓的作品，是对西方“救世主”形象的反拨。对“闯入”西方的东方人而言，西方形象是认不清、辨不明的。叙述者看西方时，存在视点盲区，因而“看”不清;叙述者描述西方时，因为隔膜而“说”不出，或者“说”出以后又做自我否定。严歌苓以对“静默”处境的表达，阐明她关于种族问题的思考。她用“看”不清和“说”不出的方式，塑造出了强势西方的形象。

“看”不清和“说”不出的“静默”的叙事结构有着独特的隐喻意义。“看”不清和“说”不出，是华人在西方社会被压制的后果。华人理解西方世界、参与西方社会、在西方社会中实现价值的愿望难以实现，被流放在西方社会的边缘。

严歌苓也借用“看”不清和“说”不出的方式，表达东方人对强势“西方”沉默的抗议和挑战。“看”不清和“说”不出，揭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和疏离，巧妙地表明了华人在西方世界的“不在场”。真实的西方不仅不是东方的救世主，而且还使东方人陷入失去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困境。

【注释】

[1]［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丹麦］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文化对话:形象间的相互影响》，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3]李慧国等:《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4]［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7页。

[5]沈庆利:《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异域想象》，《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第114页。

[6]转引自刘可:《清末西学输入与中国的现代化》，见张立文、王俊义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7]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8]沈庆利:《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异域想象》，《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第114页。

[9]张弘:《全球化语境的反思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当下使命》，《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1]周宁、宋炳辉:《西方的中国形象——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156页。

[12]［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页。

[13]宋明炜:《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

[14]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15]［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16]程永新、唐颖:《对谈录》，见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17]转引自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18]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见张立文、王俊义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

[19]［法］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见:《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0页。

[20]秦海鹰:《重写神化——谢阁兰与〈桃花源〉记》，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21]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7页。

[22]［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3]陈丹燕:《城与人——陈丹燕自述》，《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第19页。

[24]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与“再阐释”》，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5]［美］丹尼斯·伍德:《地图的力量》，王志弘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6]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27]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2页。

[28]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29]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30]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31]王蕤:《哈佛情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2]朱晓琳:《法国故事》，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3]王卫城:《哈维:时空转换中的后现代状况》，见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www.xing528.com)

[34]金惠敏:《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35]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布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见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36]［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前言，第3页。

[37]［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前言，第7页。

[38]［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39]［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40]［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41]［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页。

[4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3]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7页。

[44]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45]许力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

[46]许力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

[47]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48]何自然编著:《语用学和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49]周宪:《文学与认同》，《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50]［德］伯格，卢格曼:《社会实体的建构》，邹理民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9页。

[51]严歌苓:《美国故事》，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52]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3]张翎:《盲约》，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54]朱晓琳:《法国故事》，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55]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56]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57]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页。

[58]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59]严歌苓:《美国故事》，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60]桂诗春编著:《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61]桂诗春编著:《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62]黄国文编著:《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63]桂诗春编著:《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64]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65]许力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66]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英国情人〉的断想》，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67]顿珠·桑:《走进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68]《严歌苓文集·无出路咖啡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69]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70]张翎:《盲约》，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71]［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利: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72]［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利: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73]［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利: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74]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75]金惠敏:《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155页。

[76]［美］阿里夫·德里克:《寻找东亚认同的‘西方’》，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77]［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78]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79]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80]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81]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82]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83]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84]［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85]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86]梁秉钧:《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87]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见《严歌苓文集·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88]雷达:《我读〈扶桑〉》，见《严歌苓文集·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2页。

[90]［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91]［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92]［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93]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94]［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95]［美］琼·W.斯科特:《经验的证据》，见郭宏安、徐葆耕、刘禾主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