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女作家近30年的跨文化写作成果

第三节　“越界”后的西方“他者”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女性跨文化写作中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有相似的叙述结构:

(1)主人公在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历尽磨难，或者精神无所依傍

(2)主人公寻找人生出口

(3)西方“救世主”形象产生

(4)主人公义无反顾地奔赴西方

从以上结构中可以看出，叙事者对西方“救世主”形象的想象是在中国国境以内进行的，“我”在焦灼和空虚的心境中对西方产生一往情深的倾慕和认同，西方因“陌生”和“遥远”产生美感，“我”渴望进入西方得到“拯救”。

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但跨越国境之后，当西方不再陌生遥远，文学作品里的西方形象却表现出别样的意味。写作者笔下的西方形象变得混沌不清，“救世主”的虚幻性暴露。当进入真实的西方，西方却变得“不再有真实感”(唐颖《阿飞街女生》)。叙事者的笔很难触摸到西方人的生存和灵魂，以及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方曾经是伍珍们黑暗中的精神指引，而当伍珍们身处真实的西方，西方却成了无法解密的文化密码。国境线内对西方“救世主”的想象和身处真实西方时西方形象的暧昧不清，构成了想象西方的吊诡。(www.xing528.com)

本节从空间、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语言现象、叙事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近三十年来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作品建构跨越国界后的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的方式、“西方”形象的特点，以及“西方”形象与作品人物、写作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节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曼哈顿、车站、地铁等出现频率很高的空间在作品中的被表达形式进行了分析。曼哈顿是代表美国形象的典型符号，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作品中有不少对曼哈顿充满赞叹的叙述，但对曼哈顿的描绘，大多是平面影像，限于作者对曼哈顿这一空间表面的感官印象，缺乏深度阐释。车站、地铁等空间，承载了“越界”者的梦想，同时又隐含流动、不稳定、皈依感缺失的意义，是背井离乡者命运和情感的生动写照。作家们选择曼哈顿、车站、地铁、学校、公寓、饭店等地点为重要地标，绘制西方地图，说明了“西方”对写作者来说，仍是“他者”的空间。

本节从作品中选取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会话实例进行分析，认为近三十年来跨文化写作的大陆背景女作家的作品中的“中西对话”有以下特点:违反“合作原则”、采用回避策略、不对称性、焦虑感，是有效性很低的交际活动。从跨文化交际会话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会话中塑造出的西方形象是高高在上的，西方人在与东方人的谈话表现出不合作性，对东方人的言谈往往采取回避策略，并在会话中引发了东方人的焦虑感。跨文化会话中的东西方交流是有效性很低的交流活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跨文化交际存在很多障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是“东方人”难以真实表达思想、情感的强势空间，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中东西方人的不同态度、立场、情感、策略是东西方关系的表达，从跨文化会话的生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对于东方的压制作用，反映出东方面对西方时的弱者心态和表达困境。

本节还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从叙述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叙述者叙述“西方”时，存在视觉盲点和对自身话语权威否定的特点，“西方”是叙述者“看不清”和“说不出”的。从叙事角度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人对东方人来说，依然以“谜”的形式存在。西方对东方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空白的图景。并且，西方以其强势对东方人形成了压制，引发自我怀疑和灵魂扭曲。

“越界”后的西方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特点:以中国为出生国的空间移位者对西方空间在情感上具有强烈的陌生感、疏离感和被排斥感，在阐释西方空间形象时，移位者表现出了虚弱性和无力性，西方空间形象是移位者们难以准确表达的，更不用说深度刻写了。

综合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血缘的空间移位者进入真正的西方之后，塑造出的西方形象是强势的、冷酷的，强势的西方形象消解了移位者“越界”前对西方世界的幻想，将来自第三世界的空间移位者在强势西方的弱势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强势的西方形象说明，在当今世界，所谓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仍旧是虚幻的，全球化的趋势并不能掩盖和解决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相反，近距离的接触，撕破了许多因距离而产生的温情面纱，使真实的差异和矛盾浮出水面。在对西方强势“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抛弃了对西方的浪漫情感，深入到复杂而冷酷的现实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