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及其内涵

第二节　“越界”前“救世主”形象的产生及内涵

中国视角中的西方形象犹如蝉蜕之变，历经变换，衍生不同范式，具有动态性。中国视角中的西方“套话”，是时间性的历史产物，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5]

从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作品对西方的想象和虚构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和解读，而且还可以从作家对西方形象的塑造中，分析出中国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自我确认的方式和特点。本节希望通过对文本的细部阅读，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笔下，西方到底是何种形象，以及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对西方所持的态度，并从她们对“西方”的叙事情感、视角中表达出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分析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和心态。

查建英、刘索拉、唐颖、陈丹燕、周励等是人生经验、创作风格不同的作家，但阅读她们书写这段生活的作品，却不难发现有相似的故事建构方式:在“文革”创伤背景中进行“西方”寻找，在寻找过程中创造出“西方”的“救世主”形象。

查建英早期作品的大多数主人公都在“文革”中度过青春期。她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小说标题开宗明义，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美国”的强烈渴望。下乡知青伍珍，在穷乡僻壤硬是“泡苦了”，过的是“不见天日的鬼日子”。时代拨弄似乎使伍珍走到了命运的死角，但“出国，这前景使她眼前突然明亮开阔起来”，伍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终于开始了在美国的“新生命”。唐颖《阿飞街女生》写的也是一群女性“文革”前后的命运故事。“阿飞街”一词，本身就有浓重的“文革”色彩，“……‘飞’是招摇，带些轻浮，有些不正派的意味，所以把阿飞和流氓放在一起说，把一条街冠之以‘阿飞’，无论如何是臭名昭著的……”。“阿飞街”上的五个女生，在“文革”中共同成长，“阿飞街”不仅承载着她们苦难中的青春，而且也为她们面向西方打开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窗口。二十年后，米真真、萧永红、郁芳、章霏、戴珍妮这几个“阿飞街”姐妹，在人世沧桑后相聚在纽约:“我们想象了许久”^[16]的地方。在恐惧和绝望的年代，遥远的“西方”给予了阿飞街女生们温暖和希望。二十多年后，女友们终于在纽约相聚，“西方”对在“文革”中成长的“阿飞街女生”自有不寻常之意。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书写了一个买办之家对“西方”痴迷的感情。上海甄家在半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是个“买办”之家，“买办”的家族事业成就了甄家的风光和辉煌。解放后，甄家失去荣华富贵，特别是“文革”期间，经历了巨大的冲击，沦为社会的最下层，但“那时候在上海，是这样的盼望着美国啊，像一个流浪的人盼望着回家”。刘索拉的作品以主人公对西方激进的膜拜反映了“文革”后年轻人对“文革”彻底的告别。“卡夫卡”、“勋伯格”、“巴托克”、“甲壳虫”等西方文化符号是《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等作品中主人公崭新的精神资源。《你别无选择》中森森听着《莫扎特朱庇特C大调交响乐》，“顿时，一种清新而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深深地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污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中青春期叛逆者们的世界充满了颠覆和解构，没有规范，没有禁忌，极尽戏谑之能事，狂妄大胆地否定权威，但叛逆者们对“卡夫卡”、“勋伯格”们却充满了敬意。森森们反抗禁忌和权威对人个性的扭曲和压抑，“卡夫卡”、“勋伯格”这样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人精神自由的人物成为森森们的精神教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不仅是为森森们呐喊助威，也是对反传统的西方现代文化的致敬。

在以上作品中，西方被想象成了“救世主”，作品人物对西方的向往带有强烈的宗教性色彩。在宗教中，“救世主”的出现以黑暗世界为背景，以救人于水火为使命，为苦难者寻找亮光。对伍珍们而言，西方像荒漠中的水或绿洲，担当起了拯救的角色。作品描述的世界黑暗如深渊，伍珍“黑夜孤鬼似的躺在老知青户的土炕上，对这孤鬼似的半轮月亮，恐惧与委屈把她生生踒成了一张弓”(《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郁芳“是个死过去又活过来的人”(《阿飞街女生》)。深渊般的黑暗为西方拯救形象的出现做了充分的铺垫。而小说对“新生”的向往，也颇有宗教的被拯救意味，伍珍“正在为自己的新生命而苦苦奋斗”，甄范妮“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西方“救世主”形象参与到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形象学中所说的“社会总体想象物”，直接回应了当时的社会期待。伍珍“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呼喊，在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被置换成了“到纽约去!到纽约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写道:“只有到了纽约!我才不寂寞，只有到了纽约，才有我施展才能开拓道路的天地!‘到纽约去!到纽约去!’”。此前中国与西方的种种复杂的恩怨情仇，在此时被简化为黑暗中的光，历史上曾被空白化、离奇化、理想化、二分化、丑化的西方“套话”，被塑造成“救世主”这一“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17]。

离开出生国、奔向西方，自然有西方强大的物质条件为诱惑。国门开放，物质极度充裕的西方对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人群的吸引力可想而知，这也为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样书写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的作品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出于男性之手的《北京人在纽约》，同样对中国人在美国传奇般的经济胜利做了细致书写，并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样，在当年产生了轰动效应，极大地满足了不少读者成就物质神话的想象。

但精神追寻则是大多数作品的内核。西方“救世主”形象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精神状况有紧密的联系。“文革”是中国人的一段梦魇。“文革”使中国社会秩序和规则遭受严重摧毁，传统失落，价值失范。中国“文革”后时代是废墟上支离破碎的时代，也是急待弥补和拯救的时代，人们迫切希望建立新的文化象征体系，如此时代推动了西方“救世主”形象的生成。(www.xing528.com)

“寻找”是中国“文革”后叙事的一大主题，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都是以“寻找”为核心的。在中国“文革”后的“寻找”叙事中，“西方”这一中国人已经陌生的名词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显性话题。在思想资源上，人们迫切学习各种西方思想。在生产技术上，西方无疑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80年代前后的“文化热”与对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有一定的关系，“……积极引进当代西方某些先进的科技文化，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形成这次‘文化热’的重要‘热源’”。^[18]在生活方式上，曾经被解读为“腐朽”、“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向封闭已久的人群展现出强烈的吸引力。在对“西方”的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终于越出自我封闭的樊篱，将自身推向世界性的舞台。

1949年以后，因为分属两大敌对意识形态阵营，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是对抗的关系，双方的形象因疏离而产生空白，这给误读和歪曲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想象提供了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视野中西方“救世主”形象产生的原因，也可以在拉康的理论中得到解释。拉康认为，“他人”的存在是成长的重要条件。拉康以婴儿的成长为例说明了这个论点。拉康认为，婴儿期自我界定的行动依赖他者的条件，婴儿不仅生活在对“自我”的想象中，而且更以“他人”的符号界为“镜”确认自我、建构意义，用他人的存在确认自己的身份。拉康说:“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依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己，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19]“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各种既有的思想和知识资源都被质疑，犹如急待重建的废墟。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作品人物以“婴儿”自比，把去西方看作“新生命”的开始。

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也与异国情调有关。法国诗人谢阁兰在谈论异国情调时认为，差异和距离是异国情调产生的根本原因，“一切为认识主体所熟知的、同质的东西都不会产生美感，只有陌生的、遥远的、异质的、异己的东西才是美的源泉，并且这种差异之美不是静止地存在于某个陌生事物本身，而是能动地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距离中，存在于异和同的反差中”。^[20]差异和距离产生了想象的异国情调。谢阁兰认为，“真实”是人的感官感知到的经验世界，“想象”是发生在人的大脑中的东西，如概念、梦幻、思想等。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写道:“那年我整整二十岁。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年无人做这种性质的远征。这两个因素使得一切都染上一层浓郁的浪漫冒险色彩。”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以上论述生动的注解。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基于这些原因:“文革”后中国信仰缺失，固有的价值体系失范，成长过程中“他人”存在的参照意义，以及异国情调的吸引。

“文革”后没有强有力的价值系统维系“中国”认同，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不再具备圣化的品格。传统文化日趋衰微，现代权威尚未生成，在“启蒙”的引领下，人们挣脱了强权的束缚，拥有了重新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但环顾周遭，不免感到焦虑和彷徨，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自我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21]人们开始寻找可以让自己产生认同感的东西，开始萌芽的改革打开了人们接触西方的窗口，“为认识主体所熟知的”的中国已无“美感”，而“陌生的、遥远的、异质的、异己的”的西方变为“美的源泉”。1949年之后中国和西方接触匮乏，人们对西方的认知仅限于片段化、零碎性的浮光掠影，并且，因为意识形态因素，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西方，在中国叙述中被妖魔化了。而隔绝和妖魔化，更增添了其“异质性”和“异己性”的神秘，导致了“陌生化”和“间离化”审美效果的产生。西方是几十年来被中国政治权力话语遮蔽的符号及图景，对西方的想象和幻想中的认同，不但打开了中国人选择新的命运、认同体系的一扇门，也表达出写作者对曾经经历时代的反抗和嘲弄。

想象西方、把西方塑造成“救世主”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抵抗“过去”和“现在”的意味，人们借对“他者”的渴望表现对诡异历史和错谬政治的反抗。德国学者顾彬认为西方人关注异国，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以一个异域表达对欧洲的厌倦;二是西方人一直想寻找一种原始社会，借之批评自己的社会和文化。^[22]对西方“救世主”形象的塑造，同样也有文化利用的问题，人们以对异域的向往表达内心的失望和对社会曲折的批判。这也是对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的一种回应，以想象的异质空间抵抗内心的焦灼和空虚。在焦灼和空虚的映衬下，“西方”这一非经验性的空间显示出极具诱惑性的美感，成为生命新生的寄寓之地。遥远异质的西方唤醒了人们心中蛰伏的梦想与激情，也为焦虑和恐惧提供了想象的出口。陈丹燕说:“我是在一个国门禁闭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对个人自由想去的地方，读想读的书，看想看到的电影，听想听的音乐，非常介意。我上大学的时代，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解放和自由，对我有圣经般的含义。所以，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要一走万里。”^[23]对西方的“救世主”想象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精神事件，个人命运、社会政治、文化、国家历史在此交结，经历大悲大痛的人群在西方“救世主”的假定情境里获得镜花水月的短暂安慰。

“文革”后中国寻找出路的渴望是如此强烈，“西方”形象在当时难免呈现出幻想性的神话色彩。西方“救世主”形象也表现出了文化解读过程中的误读及阐释受限。对“西方”的重新发现，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面临失去自我的另一种危机。“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期，中国社会呈现出极为复杂、甚至可以说难以理清的局面。拉康认为，婴儿以母亲为“象征秩序”，与镜中自身的形象结合，建构起自我形象。但这种认同是虚拟的，包含“镜像迷误”的因素。父权、霸权、意识形态等以无形的方式，在背后操纵这一认同过程。把一个“异质体”当作“救世主”或母亲，并不能解决自身发展中盘根错节的问题。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在想象中被抹去了，霸权、意识形态等问题也被回避了，“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从原来的敌对者不知不觉变成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榜样和未来文化发展的自我前景。这一现实给本土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失落感和错位感也是激发出文化身份焦虑的原因”^[24]。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是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