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近年的“后现代”文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文化研究、影像文论还是网络文学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文学的世俗化与商品化问题——文学的表现形态、生存环境及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等的变化,均与此有关。这些变化是客观的、看得见的、难以抗拒的,但从向度方面说,我们又完全可以相信,文学理论超越泛化、回归自身是其向度发展的必然。
1.文学形态发生了改变但不会终结
近年来,消费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与经济结合,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都成了赚钱的手段；另一方面是经济与文化结合,品牌推广、广告宣传、创意策划、企业代言等,文学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学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切,曾经使文论家们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因不满于文学的世俗化、商品化及作家队伍的变化,才开始“对塑造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表意系统进行批判性解读”,才开始了一种“与黑暗捣乱”的精神性行动；[85]由于文学的世俗化、商品化及“文学触电”的种种事实,才造成了影像文化的泛滥及文学理论的又一次“转向”；由于网络与文学联姻,才催生了“网络写作”这一新生儿。面对种种情况,人们感到疑惑,甚至有人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对“文学终结论”这一说法,值得认真考辨一番。
1993年,温儒敏在《文学自由谈》第3期上发表了《文学走向死亡?》一文,次年,李清纯在《求索》第4期上发表《“大众文学”与文学命运》一文,两篇文章都对文学在影视大潮冲击下面临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国内理论家的注意。到了1997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全球化对文学的影响》的文章,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传统意义越来越小,并对文学研究的价值提出了怀疑。不知当时我国学者们的理论兴奋点不在于此,还是缺乏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时空条件,米勒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001年,希利斯·米勒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郑重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86]这次,米勒终于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是否正在走向消亡、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文学存在方式的变化等的大讨论。后来,讨论从文学界扩展到了哲学界、艺术界、美学界等等,引起了一些共鸣,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
在这场讨论中,我国大多数学者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既承认文学经典遇到了危机,同时又对米勒所断言的“文学终结论”持怀疑或保留态度。其实,不仅仅米勒,其他许多理论家或思想家也曾先后提出过艺术终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讨论艺术时曾主张,“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了的事。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在1817年海德堡的一次演讲中,黑格尔更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87]德里达也曾在《明信片》中借人物形象之口惊呼：“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这段话曾被米勒及我国许多研究者多次引用,在中外文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终结论”的产生,是导致文学理论向度泛化及形态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外在环境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潮流下,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了如何搞经济建设上,弱化了经典文学的神圣光环,“曾经风光无限而被人追逐的文学成了人们避它不及的弃儿”。[88]其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导致的影像泛滥,是促使文学存在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力。
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摄影、电影及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89]
由于电影、电视、网络、多媒体等的普及,传统的印刷文本阅读逐渐被“读图”代替,特别是随着所谓的“艺术商品化”、“商品艺术化”,传统的文学理论观念改变了,文学艺术的界线模糊了,作家的创作理念淡化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多样化了,评论的标准降低了,文学在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中日益走上了仿佛无处不在、又仿佛早已不在的尴尬境地。虽然这些都是客观的情况,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消失”或“终结”了。
实际上,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是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甚至密切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难以察觉的地步,不管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也不管电脑网络发达到何种水平,永远也不可能代替文学。且不提文化研究始自文学,也不提网络写作栖身于文学,仅以影视艺术而言,就难以脱离文学给予的营养,对此,我国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本子、班子、票子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运作成功的三大基础,其中本子居于第一位。虽然影视剧本与普通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任何形式的电影或电视剧本都是以文学为支撑的,即使是喜欢玩技巧,也不能脱离文学审美在影视编剧与制作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一线编剧胡辛由衷地发出了“电视剧与小说缘分更深”的感叹,[90]许多理论家也都对此有深刻独到的认识,比如,仲呈祥先生的《大学影视》中列专章“从传统艺术到电视艺术”,分为电视艺术与文学、电视艺术与戏剧等章节,讨论了文学作为叙述的营养、文学作为原生态在电视中的保留、文学作为美学观念的发源地等问题,强调了文学对电视艺术的奠基作用及重大影响。又比如,高鑫先生的《电视艺术学》中列专章“电视艺术的文学性”,在对电视艺术的语言、思维、审美特征进行探讨的同时分析了电视艺术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其他理论家还有很多相关的理论见解,一致表示对“文学不死”充满信心。
换言之,理论界对文学的现状表示担心、表示忧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可不必相信文学“死亡”或“终结”之类的言论。德里达和米勒等人关于文学走向“终结”的悲观之词,是根源于当今时代已进入电子技术王国,打破了过去印刷文化(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米勒的担忧虽然对我们思考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有启发意义,但他的极端化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的“终结论”,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的商品化。即便如此,我国学者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文学终结论”,因为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表达情感的需要及对如何才能更好地表达所进行的理性思索,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
2.科技进步但不能代替文学
网络的发达、影像的泛滥、信息数码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文学的产生、存在、传播、接受等都发生了变化。一是创作比过去方便了,依托电脑和网络技术,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一些80后、90后凭借“青春”二字即可在网上拥有大量读者,也因此赢得了出版界的关注。二是文学存在的方式多样化了,喜爱文学的人可以随时方便地从网络上找一些轻松时尚的流行小说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只要有时间就可以通过手机读小说,文学的这种“电子化”存在方式提高了传播的速度。三是由于网络和通讯业的快速发展,文学的接受方式也多样化了,人们观赏电子文本比阅读传统的纸质印刷书籍更为方便。上述种种,曾经令许多钟情于文学经典的理论家感到失落和迷茫,实际上,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文化末日的来临。
纵观文学发展史,虽然文学的存在方式经历了从口头到印刷的形式变化,虽然在信息化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仍然在变化,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仍有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不能取代的优点,其他的媒介、其他的传播方法,都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手段、突出了文学的表达效果、增强了文学的哲学意味,而不会把文学吞噬掉。只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管以哪种方式存在,它都是人类创造的语言艺术,而且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反过来,如果将文学当做玩技术、做产业的试验田,它才可能真的走向终结。诚如有人针对网络文学的存亡所做的评论那样,“就网络写手个人来讲,从写着玩到想出书、赚钱,不过一闪念而已。文学类网站处于新经济时代,也不得不找寻自己的盈利模式……网络文学与市场经济的亲密接触,直接宣告她的贞洁已经不保。”[91]究其原因,正在于忽略了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无论文学以何种方式存在,只有能够经得起“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检验,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恩格斯当年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文艺批评的“最高的标准”。[92]列宁评析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拉赫美托夫型的“真正革命者”形象、别林斯基评析果戈理笔下的“熟识的陌生人”形象、杜勃罗留波夫评析冈察洛夫小说中的“奥勃洛莫夫性格”等,都为我们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判断作品优劣提供了借鉴意义。但随着科技进步及声、光、电与文学的联姻,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娱乐片热”的倾向及“娱乐片本体论”的说法,并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口号。实际上,正如仲呈祥先生所言,观赏性并不是一个与思想性、艺术性在同一逻辑起点上的概念。因为观赏性是以受众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的,属接受美学范畴；而思想性和艺术性则都是以作品自身为逻辑起点的,属作品美学范畴。[93]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并列,不但显得不够科学,而且会以满足受众的观赏趣味为借口加剧科学技术对文艺作品中人文元素的挤压,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
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技术的进步只是改变了文学产生与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并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与声、光、电、网络及数码技术的结合虽然给文学的创作、接受与欣赏提供了新经验,但文学作为人类“诗意地栖居”的一种方式,在没有电影、电视、电脑及网络的时代,它就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如果没有人作为灵长类的情感、精神追求及对诗意栖居的向往,文学可能就不会存在了。从这一点说,网络文学源于人的存在本身而不是技术,原因就在于文学是人学,文学存在、发展的前提都是因为人,无论电脑网络技术多么高超,无论数码影像效果多么精彩,都没有改变文学存在的这个根本前提。况且,电脑网络、数码影像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人在发明这些技术及使用这些技术之余,只要生命还存在,只要心灵不停歇,仍然需要以语言文字为手段进行交流与交往,不论这些语言文字是写在纸上、印在书里还是挂在网上,只要其具备文学的特质,就说明文学仍在继续。
3.文学理论研究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但不能一味照搬
针对2008年社会上闹得妇孺皆知的“三鹿”牌有毒奶粉事件,仲呈祥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艺理论也有两条道路,要么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像给婴儿老老实实喂母乳一样,虽然不创造GDP,但包含着母体的全部营养和必要的免疫力；要么就去追时髦,买奶粉,把有母体免疫力的东西丢掉,喂孩子吃有毒的东西。这一段话看似平凡,实际上有很深的道理。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建设也是如此,借鉴国外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明白,“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94]因此,在借鉴与“拿来”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国外的思想、理论与方法是否符合我国的现实土壤,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如果译介国外的理论只是为了追赶时髦,却不能很好地加以消化和吸收,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的理论问题,或者只是对其中“三聚氰胺”之类能引起感官刺激的内容感兴趣,那么,我们的基础理论建设就很危险了。
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国内有的研究者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顾国内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文化背景的不同,热衷于把不同国度的理论照搬到我国,使本体论、主体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生产论、人本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此起彼伏,使中国文论界成了各个国家、各种文学理论话语的实验田,追“新”成了时尚,逐“后”成了趋势。这固然扩大了中国文论的视野,但也造成了忽略传统理论、基础理论的弊端,且因理论话语产生的背景不同,未必能适用于我国,一味照搬照抄是无益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的。
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开展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的学者以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为标准,把中国的文学现象套到这一理论框架里,得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具有现代性,只具有近代性”的结论,给晚辈后学者造成了很多困惑。再比如,国内有的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感兴趣,就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套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反抗”、“颠覆”、“一间自己的屋子”等概念进行大肆宣扬。实际上,中西方女性解放道路不尽相同,中国的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个“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女性文本与男性文本的主旨基本一致,用女权主义作为尺度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评判并不合适。类似的情况在我国文学理论领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界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反本质”、“反宏大叙事”等旗帜指引下,文学理论很少再探讨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写成什么样等最基本的问题,而是“日趋零散化、肤浅化、工具化、实用化、时尚化”。[95]
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是以文学实践及其成果为依据的,而文学作品总是在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建设中不能盲目地追随西方,不能以移植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代替自己的理论创造,而是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文学实际,在吸取我们民族和全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按照时代和群众的需要进行理论建构。只有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都能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的文学理论才会大有希望。
4.文学理论可以转型但指导思想不能改变
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随着文学产生、存在、传播、接受等各种方式的变化,随着人们研究视野的开拓与创新,文学理论在不断地经历“转型”,文学理论的形态与向度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文学理论的每次“转型”,都必然伴随着质疑、辩解、争论甚至颠覆等批判性的学术态度,但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不能变。
30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形式、方法、观念、内容的“多元”状态,也使它呈现出多次“转型”和相当“繁茂”的局面。不过,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文学理论的流向及其价值系统,就整体和本质而言,在近三十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它的主体依然在先前的基本轨道上前进。[96]
这一说法是符合文学理论发展实际情况的。无论西方理论对我国的冲击多么大,无论网络、影像等新技术对文学的挑战多么大,无论“消亡论”、“边缘论”的反响多么大,但若干年来始终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坚持科学指导思想的同时,坚守文学理论的学科阵地,反对文学理论过于臃肿或过于泛化,努力推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
“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关乎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全局,关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没有自己的特色。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各种文艺思潮的此起彼伏,我国文学理论的形态可以而且注定是多样化的。但是,形态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要多元化。”[97]的确,文学理论形态的多样化,是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及文艺思潮的演变紧密联系着的。
在信仰得势的中古时代和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我们看到有把某一分科或科学拣出来作为通向宇宙或智慧大全世界的钥匙的古典范例。人们将一种认识作为典范,要求其余认识都追随它的方法,也不管它是神学还是数学。在十八世纪牛顿物理学胜利的时代,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学和达尔文的生物学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到那一世纪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的希望。[98]
如果说这种“学科帝国主义”在中外都曾经出现过,那么,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的成就之一即在于摆脱了哲学及总体文化派生物的附属品位置,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科地位。文化研究、影像理论及网络文学研究者们的种种观点,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文学理论的更新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也代表着文学理论的前进与发展。“研究文学理论的‘转型’,关键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能只展现浮面上的、吸引眼球的变化,不去触碰问题的核心”,[99]因此,在讨论文学理论转型问题时,不能只是把所谓“新潮”的东西展览一番,并用以替代文学理论的进展与功绩,而要首先看它的科学性、正确性；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花样翻新的西方文论概念直接引入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中,并用以替代文学理论的创新,而要首先检查它是不是适用于我国,否则,文学理论就可能在向度泛化的同时重新失去自我。
对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做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影像文化、瞩目网络写作虽然给自身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正如有人幽默地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是一个留着歪胡子向所有东西摇头的玩主,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艺术飞跃、理论建设只会起破坏作用,难以做出大有裨益的贡献”。[100]尽管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向度有某种合理性,尽管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影像文化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网络写作扩大了作者的队伍,但真正的文学理论应该是对其中具有文学特质的对象进行“美学的”、“历史的”研究,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鉴赏与接受提供指导意义,而不应在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冲击之下迷失方向。否则,由此而对文学理论自身造成的冲击与毁坏,是不可忽视的,它与以往的一些文学理论相似,迟早要面临或被选择、或被超越、或被淘汰的命运。
应该相信,“通过强化或抑制某些条件或创造某些条件,促使另一种文学理论——比‘后现代’文学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01]并且,这种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理论不是封闭保守、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学现象相适应的,惟其如此,才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开辟新的道路,也才能使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尽早回归正途。
【注释】
[1]隋岩：《电视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
[2]〔英〕梅斯特罗维奇：《后情感社会》,伦敦,塞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仲呈祥：《大学影视·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詹遥：《仲呈祥炮轰“红楼海选”哗众取宠》,载《新闻午报》2006年11月30日。
[5]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6]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7]〔美〕J.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载《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8]Grossberg,Lawrenc,Nelson,Cary and Treichler,Paula(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4.
[9]张旭东：《尼采与文化政治》,载《批评的踪迹》,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8页。
[10]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谢少波译,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载金元浦《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转引自王晓渔：《文化研究中的“中国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11]〔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2]〔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载王宁《全球化与文化 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13]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1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9页。
[16]Grossberg,etc,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4.
[17]〔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2页。
[18]〔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19]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0]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21]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22]参见陆扬：《“文化研究”再探》,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期。
[2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载《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是詹姆逊1982年秋在韦特尼当代博物馆的演讲稿,随后扩展成了一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的《新左派评论》,2000年随着《文化转向》一书被译介到了我国。
[24]〔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5]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6]梅启波：《从文本的角度看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兼谈文学理论边界问题》,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12期。
[27]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28]〔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9]〔苏〕波斯彼洛夫：《文艺学的科学性》,载《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8期。在“所有科学”后面,波氏用括号注明：“无论是具体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是抽象科学”。
[3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载《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1]〔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7页。
[32]转引自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33]Guy Debord,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Zone,1994,pp.1～3.
[34]〔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5]〔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36]傅拉瑟：《摄影的哲学思考》,李文吉等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www.xing528.com)
[37]〔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8]罗岗等：《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40]耿文婷：《主客反转与非切身性——关于影像文化的两点思考》,《求是学刊》2005年第3期。
[4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4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载《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4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第1版。
[44]周月亮：《影视艺术是一种冲击现实的交流形式》,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
[45]仲呈祥：《大学影视·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6]邓艳斌：《普通劳动者理应成为电视剧的主角》,载《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7]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48]邓国军：《网络文学的定义及意境的生成》,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49]马季：《网络文学写作断想》,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50]刘绪义：《存在抑或虚无：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理悖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51]转引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52]张贺：《网络文学不是“提款机”》,载《人民日报》2007年6月19日,第11版。
[53]汪耀进：《罗兰·巴特和他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载〔法〕罗兰·巴特《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54]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55]转引自范小伟：《梦圆网络》,载《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6期。
[56]欧阳友权：《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综述》,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57]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
[58]转引自石春玲：《浅议文化营销》,载《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31期。
[59]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60]〔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
[61]〔美〕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2]〔苏〕波斯彼洛夫：《文艺学的科学性》,载《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8期。
[63]〔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64]胡书庆：《文化研究：一种什么性质的学术取向》,载《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
[6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页。
[66]张俊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的发言》,载《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67]郑雪来：《电影剧作理论价值探讨》,载《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68]季明：《电视剧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形态》,载《光明日报》2003年3月21日,第1版。
[69]〔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郭英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70]董学文：《人性深度与文艺的价值取向》,载《求是》2008年第10期。
[71]宁财神：《度过美丽的夜晚》,见《网络文学的生机与希望——网络文学新人新春寄语》,载《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第1版。
[72]李敬泽：《“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载《文学报》2000年4月20日,第4版。
[7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述》,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74]〔美〕雷纳·韦勒克：《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页。
[75]Mike Feather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Sage Publishcations, 1991,pp.65～72.
[7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77]〔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78]〔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79]〔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80]仲呈祥：《审美之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81]季广茂：《现状·生长·期待——关于文学理论摆脱危机的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2]崔柯：《从两个动力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载李志宏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8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载《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3页。
[84]仲呈祥等：《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一——关于艺术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
[85]胡书庆：《文化研究：一种什么性质的学术取向》,载《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
[86]〔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7]转引自川上子：《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参见http://huangtu.bokee.com/2527619.html,2005-08-08。
[88]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8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90]胡辛：《电视剧与小说缘分更深——兼谈〈蔷薇雨〉的改编》,载《南昌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第1期。
[91]魏英杰：《网络文学已死》,参见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e100d0d444d94c5,2008-07-10。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93]仲呈祥：《批评标准与“观赏性”——银屏审美对话之二》,载《中国电视》2001年第10期。
[94]仲呈祥：《大学影视·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5]王元骧：《文学理论能“告别”吗?》,载李志宏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96]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97]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
[98]〔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9～250页。
[99]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纪念改革开放30年》,载李志宏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00]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101]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