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学理论本体向度
不同于载体向度的文学理论那样注重文学和现实、文学和生活的紧密关联,俄国形式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看做是对立的”。[1]这一向度发端于1914年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针对未来派诗歌发表的一篇题为《词语之复活》的评论,使文学理论的生成指向了文学本体自身。
形式主义的出现主要不是为了纠正现有的文学理论,而是为了使关于文学研究独特性的观念能够成立,因此具有很强的向度意义。从这一方面说,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理论本体向度的提倡不仅是一种智性的偏爱,而且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因为他们普遍感到难以容忍理论界的混乱状态,希望文学研究能够出现讲究科学性、井然有序的局面,才主张将“非文学”排除在外,尽管他们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形式主义者不再认为文学是一种言志、载道、表情或达意的载体,而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本体进行研究。他们既以“主观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又拒绝“19世纪自由思想家的现实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批评方法”。[2]因此,他们对世界、读者、作者等文学要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千百年来文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再现与表现、客观与主观、形式与内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问题,要么将其“悬置”起来,要么对其持否定或批判态度,甚至提出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比。正如任何比一样,它也是零维比。因此作品的规模、作品的分子和分母的算术意义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比。[3]类似的观点,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理论的面貌,使文学理论的本体向度得以确立。(www.xing528.com)
进一步说,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把文学当做某种哲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必从文学中寻找作者或其他人的政治、宗教、道德等世界观;也不在于把文学当成社会现实的反映,从文学中去研究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或民族心理的变化;更不在于把文学当成作者主观情感的表现,从文学中探寻作家的传记、轶事及心路历程,而是要把文学特别是诗歌和小说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有的理论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文学研究的新理论,而不在于为文学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并不固守于某种传统的理论模式,而是将文学研究的兴趣聚焦于文学作品这一个“点”,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的语言或形式上,不断地向纵深开掘,使文学理论总体上呈现出脱离其他要素、以文学自身为本体的特点。
形式主义者排斥内容,强调形式,以“形式决定一切”取代以往载体向度的文学理论对内容的强调,并对传统的形式和内容二分法进行了激烈批判,因此,诸种“形式主义”倾向曾被称为“康德主义的翻版”,甚至被批驳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后来,社会政治压力使俄国形式主义被迫告终,其标志是“什克洛夫斯基在1930年1月发表文章表示放弃形式主义”。[4]实际情况是:自1922年托洛茨基(Л.Троцкий)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中用专章批判形式主义之时起,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事实上就一直不断遭到攻击”。
关于“形式主义”一词的由来,伊格尔顿提出:“因为形式学派坚持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颠倒的观点,才使他们从对手那里获得形式主义这个贬义的称号。”[5]也就是说,“形式主义”一词并非是俄国形式主义者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其对手强加给他们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的理论家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内部依据是其形式结构,否认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性及价值,只把内容看成是为形式的存在而必需的手段,即把内容看成是形式的动因,从而把形式的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森本人后来回忆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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