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向度研究：综合研究原则与路径

三　综合研究的原则和路径

1.综合研究的原则

如前所述,综合研究的具体情况是因人而异的,虽然如此,但其基本原则却大致相同,即以研究对象的整体存在为依据,以普遍联系的辩证观点为准则,以体现出总体认识为特点,以对对象的具体的、总体的、系统的把握为目的,将现有的彼此相异、相对或相关的各种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建设性、创造性的整合。

具体到文学理论向度的综合研究,需要把文论话语看成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系统,其中的理论主体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理论家,客体则既可能是作者、读者、文本、语言、社会现实等要素,也可能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研究对象是人还是物,也不管研究范围是大还是小,只要它们与研究者建立了一定的主客体关系,并显示出一定的向度特征,就有可能创造性地把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话语进行分析与综合,纳入到向度的理论框架之内。

从这个基本原则看,综合研究的关键在于以文学理论向度作为核心范畴和切入点考察有关理论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及特定的主客体关系,才能在散乱无序的文学理论面前找到“拨开迷雾见青天”的感觉。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不是各部分相加之和,而是各部分经过有机联结而形成的一种新东西。综合研究的实质在于按照各个理论之间固有的内在关联进行统一融合,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寻找到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承认理论之间的普遍联系为前提的,不仅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使是相异甚至相反的文学理论话语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那就是向度的同或异。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失。^[30]

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文学理论话语之间的联系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综合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文学作为“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之一,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系统,研究者面对这一复杂的系统,“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31]文学理论研究亦然。

2.综合研究的路径

根据文学理论向度的特点,结合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基本目标,综合研究的路径有以下几条：

(1)方法的综合

所谓方法的综合,是指把各种不同的方法及把研究者运用不同方法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从研究方法入手,使向度的探讨获得现实的根基和理论的支持,这也正是文学理论向度研究具有科学性的现实依据之一。对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所运用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整合,是向度研究的重要途径,因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反映,而世界观则决定着文学观,从而使文学理论向度与理论主体所采用的方法论之间具有了某种内在关联。

从研究对象看,方法不只受制于主体的主观条件,也受制于对象的客观性质。“虽然方法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但方法也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32]方法是对象的相似物,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其主观条件,而且与研究对象的特点、规律和性质息息相关。从前者说,对象制约着研究方法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33]

此处所谓之“引向结果的途径”和“探讨的方式”,指的就是研究方法,即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符合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且要随着对象本身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研究方法不仅是对象的相似物,不仅受对象的特点、规律等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限制,与研究者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师承关系、实践经验及具体的研究过程等都密切相关。

在古代,人类试图解答的是世界的本质何在等问题,此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认为诗与真理隔了两层；黑格尔也对文学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推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演绎法是漫长的中世纪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一切以圣经的见解、教父的说法作为文学理论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也表现出与抽象的哲学思辨法类似的特点。其共同的弊端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或其他思想体系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思想见解对文学艺术进行解释,一旦两者不符,便削足适履地将文艺现象套用到自己的理论中去。对此,印度学者简恩(N. K. Jaen)评价道：“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34]原因在于演绎法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所以显出了一定的猜测性和假设性。

亚里士多德除了运用演绎法之外,还将分类、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等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诗学,所得出的理论话语不同于仅以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的柏拉图理论,但亚氏的学说是否就可称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呢?从向度的视角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其方法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卫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其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当我们问这件事物是什么,不是问它是白的,还是热的,有无三尺长,我们要问的是,它是人还是神。’亚里士多德所继承的是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的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部分,而不是毕德哥拉斯(又译毕达哥拉斯)部分或数学部分。”^[35]对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方法论所存在的缺陷来说,这一评论是属实的。

相比较而言,培根(Francis Bacon)创立的归纳法比传统的演绎法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利于把文学理论“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通过“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开辟了文学理论的新向度,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归纳法的产生,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和科学性。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长期以来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然能从对文学的感性经验入手,以极其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指明问题的关键,其中也不乏智慧的火花,但却是一种直观的方法,猜测性、笼统性、假设性很大,缺少的是理性的分析。20世纪的各个文学理论流派的确分别运用过不同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随着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各种不同的方法被应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中,各种方法都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可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新旧方法之所以能够同时共存,是因为它们分别擅长于从不同的侧面对文学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是造成文学理论向度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2)视角的综合

在研究过程中,理论家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比起研究方法的选择对理论向度的影响更大。因为研究视角与研究目的、动机或愿望相互关联,并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对文学理论的向度与形态产生影响。研究视角也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除了理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外,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也会影响到视角的选择。如前所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与理论主体发生了相互作用并构成一定关系的文学现象,在什么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何在等问题上,不同的理论主体由于选择研究对象时的着眼点不尽一致,选择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致使文学理论的向度表现出种种差异。比如,卢卡契(Georg Lukacs)、阿多诺、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虽然都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们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考察文学作品时,得出的“文学现象”却大相径庭。

卢卡契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看成是“典范”的文学现象,而把现代主义文本看成是颓废的文学现象,把现代大众文学文本看成是“低级趣味”的文学现象。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作品的特征表现为典型的塑造,而典型则“凝聚和汇集了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所有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36]进一步说,文学描写的是人,而人“与社会生活、社会的斗争和社会政治不可分割”,他来自社会,又要回到社会中去；同时,文学既是表现手段又是宣传手段,如果不关注现实社会,就不可能塑造典型,也就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更不值得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卢卡契贬低乃至攻击现代主义、大众文学文本的主要原因。在卢卡契看来,凡是伟大的作家,莫不钟情于现实,只有现实才能战胜作家的偏见和个人意愿。他曾多次引用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一段论述,强调巴尔扎克虽然属于正统派,但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并非按照作者的个人意愿进行塑造,而是通过人物形象成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卢卡契提出了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作家的“思想”构成世界观的表面内容,“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的痛苦”是世界观的深层结构,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来。在谈到文学评论的问题时,卢卡契的见解与对作家的评论一脉相承,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在于从小说人物和情节中重新发现“影响社会革命的伟大力量”,因此,卢卡契颇为赞赏地在其著述的《文学史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中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文学史家”,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为“人类总体上处于上升运动的科学”。(www.xing528.com)

不同的是,阿多诺把卡夫卡(Franz Kafka)、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看成是“经典”的文学现象,而把传统的现实主义文本称为“过时”的文学现象,把现代大众文学文本称为“伪艺术”。阿多诺推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本,原因在于它们反对传统的和谐原则,并以反对整齐统一的“断片”样态、反对和谐一致的“震惊”样态、反对确定无疑的谜语样态、反对艺术的精神化样态、反对美的丑样态等曲折地反映了异化深重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拯救人类的绝望”之作用。阿多诺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曾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但随着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异化”现象笼罩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仍以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对现实加以表现,可能会局限于表面认识,无法抵达假象背后的真实。

在今天,谁还要像小说的创始人那样沉溺于客观的东西,追求靠堆砌和细描那些毫无胆识地观察得来的东西的效果,谁就必然只会制造工艺模品,这类作品制造谎言,掩饰这世界的荒谬。^[37]

正是因此,阿多诺主张,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度被人称道的对现实的客观描绘,在现代已丧失其价值,它无法揭示现存世界的荒谬和人类异化的真实处境,只能是“过时的”文学现象。阿多诺还在“否定辩证法”指导下,对大众文学文本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学是启蒙理性在当代社会的恶性发展,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异化,并通过对大众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控制,加深了人的异化处境,“它们以损害作品的深刻含义为代价,通过对耸人听闻效果的追求或对物质财富和感官刺激的惹人注目的陈列,显示了商业主义的途径”。^[38]其虚假的个性、思想的平面化、风格的模式化,使人们在狂欢的同时忘却自己的真实处境,是一种典型的“伪艺术”。

伊格尔顿则把文学的界定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文学现象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出于某种权力或利益制造出来的,因而主张没有固定的文学现象。伊格尔顿自言,他对“文学”这个词并不满意,只是还没有更好的词可以代替才不得不用它。^[39]如果一定要给文学下个定义,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有价值的写作的总和,比如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等等,同时,文学又不仅仅是“体现”某种社会价值的准则,它还是进一步巩固和传播这些价值准则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说,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指的“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作品的统称,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因此,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是一种自我参照的语言”、“文学是‘非实用的’话语”等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样会把文学的定义归于人的阅读方式而不是归于作品的实质。伊格尔顿指出,说文学的价值在其自身而不考虑人们对它如何理解,纯属无稽之谈,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再创造的,文学是一种极不稳定的事物,是在逐步被否定中不断演进的一个流动过程,此乃没有固定的文学现象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现象：作为20世纪重要的西方理论家,卢卡契、阿多诺、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相差并不遥远,理论主旨也颇多相似,并都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但当他们对同一研究对象即“文学”进行解释时,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因理论视角不同导致了文学理论向度的变化。

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上述类似的情况,既不能被表面复杂的理论现象所迷惑,也不能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弊端。必须始终牢记,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但又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它与作者、读者的心理,与读者的需求乃至与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所提供的外部语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深入到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能真正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韦勒克、沃伦(Austin Warren)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综合研究称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40]并用它来“表明从各种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的过程”,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研究对象成为一个“和谐体”。^[41]所谓“从各种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评的观点认识客体”,其实就是指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探讨的过程,因为某一种视角或许便于解释文学理论的某一个层面,但对其他层面的探讨则可能不太合适,只有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采用合适的视角,才能实现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全面、整体的把握。

(3)问题的综合

由于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的殊异,各个文学理论派别对研究对象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偏重,相应地就可能使理论观点表现出种种不同,从而对文学理论的向度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形式主义者关心的是文学文本自身的问题,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强调的是文学语言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阅读,社会历史学派对文学语言与外部语境的关系及其表达思想内容的过程最感兴趣。即使是同样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的文学理论也不尽相同,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比较关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以及诗歌语言的反常性质,新批评派热衷于研究文学语言的语义、语音和修辞方面的某些特征,结构主义则着重揭示文学语言的一般构成规则。

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因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派所侧重的问题不一致,便在相应的理论话语及向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别。对此,西方文艺理论家总结道：“俄国形式主义很早就系统地探索了怎样才能使文学研究有独立的立足点,使其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独特的学科。梳理一下俄国形式主义者用什么方法进行这种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不是改正或修订某种现有的文学理论,而是要使文学理论这一概念真能独立存在。在I. A.瑞恰兹(Iror Armstrong Richards)或其他新批评派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意图的呼声,但是他们没有一人有这样的理论严谨性和一致性,而且他们也没有这样强调文学的独特性。”^[42]这就是一种综合研究的立场。

上述种种理论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约翰·洛克(John Locke)试图超越其他的理论家,便“将这些业已形成的传统比喻加以综合利用”,为18世纪关于心灵的流行观念做了总结。^[43]虽然艾布拉姆斯在此称约翰·洛克的理论是对传统理论“加以综合利用”所进行的“总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洛克的“综合”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而是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拼接与调和。比如,在《论人类的理解力》第一卷中,洛克有时像柏拉图一样称心灵为“腊块”,各种感觉如图章一样在上面留下印记(第48页注、第49页)；有时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各种感觉都在上面留下印记(第121页)；有时认为心灵如一面镜子,只能对事物作原样不动的反映(第142～143页)；有时又把各种外来的和内在的感觉说成是“窗户,光线通过它们照进这间暗室”(第211～212页)。可见,约翰·洛克的所谓“综合”研究,与真正的综合研究是有区别的,如果说综合研究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结论,那么,拼接与调和的结果则是将不同的理论观点相互糅合,或者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摇摆不定。

艾布拉姆斯曾经指出,“在研究中,不同观点的聚合(亦可译为综合或整合——引者注)是唯一能深入研究的方式”。^[44]究其原因,正在于前文所说的因不同派别的理论主体考察研究对象时的侧重点不同,导致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难以数计,其中都可能包含着向度问题,使文学理论具有复杂多样性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便同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前后各阶段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甚至会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托多罗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著名理论家都曾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综合研究必须要面对这些所有的观点,必须“如饥似渴地吸收人们就一个主题所思考过和谈论过的一切”,^[45]也就是必须要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各个层面、各种向度之中去,否则,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更是这样,必须要把文学理论当做一个整体加以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文学理论的复杂性,^[46]原因正在于此。

虽然各个理论流派、各个理论家都坚持认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最重要,虽然他们都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最正确,但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还是会在向度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尽管如此,它们都是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来的,而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和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则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因此,与之相对应的各个问题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换言之,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来的这些问题及各个理论观点之间都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秩序,应该是由研究对象的各种性质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整体存在和历时顺序规定好了的。综合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些问题与问题、观点与观点之间人为造成的界限,按照它们本身既有的内在关联将其组合成一个有序的逻辑体系。

(4)观点的综合

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自于研究者对不同问题的关注,因此,观点综合是问题综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合研究的结果,是形成某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以对作者的研究为例,关于心灵的比喻之所以经历了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再到其他有关比喻等的一系列变迁,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理论家对作家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所持的观点不同。柏拉图曾以镜子中所反映的表象,绘画、书籍中所描写的人物和刻写在蜡版上的痕迹为比喻,以对心灵的感知、记忆和思维的本质进行澄清；^[47]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于感觉的各种领悟“必须这样看待：它们有如一块蜡版刻上了图章和戒指印记,但却又看不见铁或金”；^[48]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把心灵称为“内心深处的存在方式”,形形色色的物质类比构成了它们的平面图,为它们提供了概念框架,因此判定它们“只有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才能传达出来”。^[49]

对于那些虽然不同但并不相反的理论观点,要坚持把研究对象作为客观的参照系,考察这些观点是否具有相通点或交叉点,如果有,就能够把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都注重探讨文学语言的特殊用法,但俄国形式主义强调“反常化”,新批评派则更注重“复义性”,这两种观点尽管不完全一样,却是对文学语言特性的不同方面的揭示,而且这些不同的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常化导致复义性,复义性又表现为反常化的形式,在这一相通点上,就可以把两种观点综合在一起,并从同一个向度出发对其加以探讨。再如,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都关注阅读问题,但前者更为注重阅读的审美过程,后者更为注重阅读的释义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又有相互交叉之处,即阅读中的审美过程和释义过程不是并列、平行或无关的,而是相互重合、相互交叉的,在这个交叉点上,就可能把这两种观点整合起来,这样,就可能在分析的基础上对读者向度的细微差异进行综合研究。

对于那些相反的观点,要根据对立统一的原则进行整合。相反的观点往往各执一端,互不相容,表面上看,肯定一方就意味着否定另一方,但是辩证地看,除去对立双方中的极端观点,其余的就可能构成双方的优势互补,着眼于这种优势互补的关系,相反的观点就有了综合的可能性。例如,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内容决定形式,片面强调文学理论的载体向度；俄国形式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的语言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使本体向度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把这两种观点中各自极端的一面(即决定与被决定的观念)抛开,就会发现前者强调文学内容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又不是截然无关的,这就有可能找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有可能把它们整合成一种新的观点。

有的理论家指出,无论比起方法或问题的整合来说,还是比起相同、相关或相似的观点的整合来说,对相反观点的整合都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而且相反的观点不一定都能互相整合,即使有可能勉强整合到一起,还存在一个从科学性的角度进行判别的问题。这一担心并非是多余的,比如,若像上文所谈的约翰·洛克对有关作者心灵的理论观点所做的拼接那样进行操作,综合研究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意义了。这实际上对本书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复杂现状,为从向度视角对它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但同时也应看到,实际的综合过程要比上述的抽象说明困难得多,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而且需要“在自己选定的研究领域内编一个细密的网,使劲打捞,直到把所有能找到的材料都打捞干净,然后再面向材料,围绕原点开展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要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鞭辟入里的论证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否则,就可能无法达到综合研究的预期目标。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材料的丰富性和理论话语的多样性都在奠定综合研究基础的同时带来了操作的难度,而且,也往往不是一次综合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