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研究文学理论向度

三　文学理论向度研究的意义

1.有助于对文学理论进行综合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全面打开,理论界呈现出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从新、老“三论”到形式主义,从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到新批评、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一直到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等,追新逐后、标新立异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特征,只用了不长的时间,便匆匆忙忙地将西方一百多年间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演练了一遍,其中每种方法和视角的引进与应用,都可能为理论界带来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惊喜,同时也使此前的方法及视角陷入被搁置的尴尬与窘迫。^[62]这的确是近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情况,文学理论就像是墙头草一样,只要有风吹来,它就随风而动,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在研究者们为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或采取新的研究模式而激动不已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理论自身的学术品格。

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探讨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分析的时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简单的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产生于理论话语对文学某一要素或要素间关系的单向度的抽象,并且是散乱地堆积在一起的,它们有的相互对立,有的相互重叠,有的彼此相关,有的貌似无关却不失其内在统一性……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将诸如此类的“简单的规定”加以综合研究,才能把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许多关于文学的抽象规定整合成一个“丰富的整体”,也才能使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于这一点,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颇具深意地指出：由于各种文学理论派别的存在,理论被说成是一系列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的“研究方法”,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论地位和批评责任,但是,各种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之间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此基础上,卡勒认为,“介绍理论比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讨论那些重大的辩论,但不要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63]如果承认这一说法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当前首要的任务就应该立足于对纷繁复杂、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进行综合创新,并从向度着手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综合(synthesis)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传统的二元论哲学将其作为与分析(analysis)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加以考察,综合则指把部分联成整体进行研究。现代学者基于整体论和辩证观点,对分析与综合的截然二分提出了质疑,认为分析之中应该有综合,综合之中应该有分析。在史学领域,人们常在“知识领域里发生整合的过程及结果”的意义上使用“综合”一词,如沃尔夫(Virginia Woolf)正是如此讲述“牛顿的综合”的。事实上,“综合”一词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首先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是一个整体,必须对它进行整体研究,以便克服该学科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概括地说,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时常通过各种层面的内部整合及内外整合,吸纳以往的研究成果,形成整体性的学术结构并更新它与外部的关系,这样的过程,可以称为一次综合。

《周易》中有“生生之为易”的说法,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在变化。时间就是变化,时间不仅能改变事物的性质,还能改变事物的形态和价值。文学理论同样如此。有的理论家指出,“现代文学理论决不是单一的整体,相反它是由各种常常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所构成”,^[64]因此需要把文学理论当做一个整体加以介绍。这就应当站在相对性的立足点上说明可能发生的演变的范围,从而显现出文学理论的复杂性。所谓“文学理论的复杂性”,有着种种表现,不仅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不尽一致,同一派别的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分歧,即使同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前后各阶段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甚至会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研究视角,或对不同的文学要素及其间的关系予以关注的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观点不一、论争不断的具体体现。

然而,长时期以来“关于现代文学理论的论著都是从某个单一理论的角度论述的”,^[65]或者侧重于世界,或者侧重于作品,或者侧重于读者,或者侧重于语言,有的甚至割断历史,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不仅无益于从文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且在具体辨析不同的理论观点时,也易出现片面化、绝对化等弊端,从而造成许多模糊的认识。西方学者埃伦茨韦格(Ehrenzweig)曾谈到,在文艺研究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争执,不能把违反一定理论原则的艺术家批评一遍,而是应该修正理论的原则,使之服从艺术的事实。^[66]这就是一种综合研究的思路。文学理论研究不能事先设计一定的理论范式并削足适履地套用到各种理论现象中去,必须真正地“回到文学理论自身”,对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观点、种种论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

比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虽然对文本自身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了其他文学要素；本体向度是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也并不能一概而论,以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为例,他与巴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他对艺术标准进行思考时推崇社会学内容,并且主张：“审美标准问题研究的社会学途径并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更不仅仅是一个次要的过程。它与这一问题的抽象方面一道成为研究的基本要求。它能使我们精细地探讨美学标准的多变性、多层性与它固定不变的有效性之间的辩证的矛盾关系。”^[67]穆氏提出,艺术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应是设定审美标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然而,不管英伽登的古典主义理想的艺术标准,还是形式主义者主张的形式的文学标准,却都忽略了这一根本。经过研究,穆氏得出了两条关于艺术标准的重要结论：第一,艺术标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构成物,而是不断进行着历史性的变革。第二,艺术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标准,几个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标准“共存并在”是正常而普遍的现实。这样,穆氏就将形式主义者的封闭性文学概念社会化了。

可见,只有真正从向度着手并深入到理论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之中去,真正地“回到文学理论自身”,才能科学地解决文学理论界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争议。这就需要站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寻找更为适宜的理论视角和参照系。从文学理论向度入手进行研究,可以提纲挈领地了解并把握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提升文学理论研究的层次,并对历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的种种纷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有助于对文学理论进行创新研究

研究界通常习惯于按照理论流派的相似之处对文学理论进行归类,却忽略了流派内部不同理论形态的向度差异问题。例如,一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以文本自足为特点的,如果从向度方面将其理解成一种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了纠正作者中心论为代表的载体向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力图朝文本中心论为代表的本体向度转折,但却采取了两条不同的途径：其中一条途径是莫斯科语言小组,最终走向了对封闭语言系统的研究,这在前面已有论述。第二条途径是,因为当时联邦德国的理论危机表现为对读者的热情、对审美感知与经验的关注,这又使他们回到了德国的现象学传统。可见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如果说莫斯科语言小组、布拉格结构主义等可以作为本体向度的代表,那么,以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什克洛夫斯基(В.Б.,ВикторБорисовичШкловский)、艾亨鲍姆(B. Erchenbaum)等人为代表的理论家则从诗歌语言的感受出发,极为关注读者的活动。这一理论观点经穆卡洛夫斯基修正,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另一种向度,它除了受到索绪尔语言学影响之外,还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更为关注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契合了当时的理论需要。

另一方面,俄国形式主义虽然从外部形态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但同时又对文学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如彼得堡诗歌研究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如此。这恰与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借以向旧的文学理论范式发起挑战的理论观点相吻合,德国理论界在普遍摒弃了作品本文批评法之后,正期待着一种既能体现文学的内在审美本质,又具有深厚历史与社会根基的理论形态,从而使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洛夫斯基等人成为接受美学的理论先驱。正如姚斯所声明的那样：“我对文学艺术的种种新的研究方法,以阐释学对接受的优先地位为出发点,又由进一步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充当先导,于是俄国形式主义未充分实现的结果同时也通过康斯坦茨学者群的编纂与介绍,而对西方的学术研究变得适用了。”^[68]姚斯所谓“变得适用了”,指的就是俄国形式主义与接受美学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朝着同一向度发展以至于合流的情况。

由此可见,文学理论向度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传统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刀切”、“以偏概全”等难以避免的问题,防止人们重犯“一提形式主义就与本体研究划等号”之类的形而上学错误,有助于真正回到文学理论自身对它进行创新研究。

如果说文学理论是一棵大树,那么,从其向度说,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理论的固有向度基础上进行多维生长,从而使文学理论这棵大树更加根深体壮、枝繁叶茂的过程。在英国理论家安·杰弗森(A. Jefferson,又译杰弗逊)、戴维·罗比(David Robey)合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中有如下一段话：“20世纪的大多数文学理论家都意识到他们是在继承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悠久传统。现代文学理论和传统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并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69]换言之,现代文学理论固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从其向度看都有一定的理论渊源与内在继承性。具体说来,虽然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确实表现出了某种差异,派别之多,更迭之快,变化之大,给人造成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如果分别考察其向度就会发现,不管各家各派的理论话语差别多么巨大,其间总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联系,那就是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所形成的特定主客体关系。

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都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理论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所做的理论延伸或重新阐释,尽管各个要素的内涵、外延等都可能随着历史发展、时代进步及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的传承却是不可否认的,并在理论向度上得到了相应的表现。这就为我们从新的角度考察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如今,我们有理由、有条件、也有责任站在更高的理论基点上,通过更为恰当的研究视角对诸种文学理论进行创新性、全方位、实事求是的考察与分析。

具体而言,笔者在前文中将文学理论向度归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和文学之外的向度等四种,有以下两层意思：从研究者的角度说,主要指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分别是载体性质的、本体性质的、读者性质的还是研究旨趣在于文学之外的；从理论产品即文学理论话语的角度说,主要指相应的理论形态是载体特征的、本体特征的、读者特征的还是以文学泛化为特征的。如此归类只是出于一种理论研究的需要,文学理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任何批判都只是手段,而批判的目的应该是建构,应该使文学理论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更加合理、更加有效、更加有穿透力。意大利理论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的探究无一不指向当下的生存,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文学理论向度研究的意义也在于此。

那么,历史上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如何体现其向度的?传统与现代的文学理论在向度上有哪些异同?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向度有什么特征?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带来了哪些启示?可以总结出哪些规律?此即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注释】

[1]董学文、盖生：《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载《文艺报》2003年7月15日,第3版。

[2]吴惠国：《理论创新的三个向度》,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黄爱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向度与客观向度》,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5]刘卫平：《论制约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向度》,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1期。

[6]刘复兴：《教育政策的边界与价值向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

[7]顾玉兰：《析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两个向度》,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8]陈少宗等：《科学主义的尴尬与中医学的多向度发展》,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7期。

[9]余志平：《审视·悲悯·超越——编剧李樯的精神向度》,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5期。

[10]闵健：《论校园体育精神的特质与价值向度》,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1]江卫社：《论“革命文学”论争的向度》,载《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2]郑少：《论儒学中“自由”的向度及其得失》,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

[1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1页。

[14]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又译《单面人》,左晓斯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6～187页。

[16]〔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王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7]〔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赵帆声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8]〔美〕叶维廉：《历史、传释与美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1页。

[19]〔美〕雷·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章安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20]〔美〕兰色姆：《诗歌：本体论札记》,载《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1]〔美〕雷·韦勒克：《西方四大批评家》,林骧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22]转引自张廷琛：《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丛书·总序》,载张廷琛《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23]〔德〕H. R.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4]如在200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部分评委就持此观点。

[25]参见西蒙·杜林：《文化研究读本·导言》,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转引自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5页。

[26]Mark O’Keefe,What Are They Saying About Social Sin,New York：Paulist Press,1990, p5.(www.xing528.com)

[27]此书对科学史家萨顿(Geoge Sarton)、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等人的综合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且指出,萨顿从实证论的角度探讨科学史的元问题,而柯瓦雷则从观念论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由此构建了科学思想史的编史纲领,直接导致了内在论(internalism)与外在论(externalism)之间的对立。

[28]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30]〔法〕福柯：《为什么研究权力：主体问题》,载〔法〕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张建超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272页。

[3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3页。

[32]〔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33]转引自王德胜等：《科学是什么——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反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3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6页。

[35]参见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5月的《诗的格律》一文。“戴着镣铐跳舞”是闻一多对诗歌的比喻：诗歌本来应该是自由美妙的内心流淌,可是因为有了诗体形式的限制,诗歌就成了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

[36]〔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序言》,纪树生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Ⅱ～Ⅳ页。

[37]〔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转引自《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8]〔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我的福祸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载〔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39]〔美〕肯尼思·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40]〔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

[41]转引自〔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页。

[42]〔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载《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

[43]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93页。

[44]〔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第五章),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6]参见〔加〕布赖恩·斯托克：《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载〔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47]转引自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99页。

[48]参见〔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我的福祸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载〔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50]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1]Claudio Guillén,“On the Uses of Literary Genre”,Literature as System,Princeton,1971,pp. 109～119.

[52]〔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0页。

[5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加〕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54]〔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6页。

[55]〔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6]〔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57]〔意〕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58]《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59]〔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60]“采用不同的理论构架”对待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问题,是P.约翰逊在1984年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中提出来的,见该书第49页。

[6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62]参见董学文、盖生：《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载《文艺报》2003年7月15日,第3版。

[6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64]陈昭全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前言》,载〔英〕安·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65]〔英〕安·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66]〔奥地利〕埃伦茨韦格：《艺术的潜秩序》,转引自丁宁《接受之维·总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67]Jan Mukarovsky,Aesthetic,Funciton,and Style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em Press,1970, p58.

[68]Hans Robert Jauss,Aestha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Michael Shaw,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72.

[69]〔英〕安·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绪论》,载安·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