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理论向度的特征
既然文学理论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文学理论向度就相应地具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特征。但是,在现有的关于向度的理论探讨中,一般都侧重于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谈某一对象的向度问题,缺少的是对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
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届毕业生刘宗坤的博士论文《基督教罪论的个体向度与社会向度》主要讨论的是基督教罪论的客观走向及客观特征,缺少对“个体向度”和“社会向度”的具体界定,而且何谓“向度”语焉不详。文中对罪的“个体向度”没有直接论述,谈到“社会向度”时,作者的行文是这样的：“几乎没有人否认在传统原罪观中隐含着罪的社会向度问题,不过在历史上,它往往为教会和神学家们所忽视。迦太基会议和天特会议所颁布的有关原罪的教义便没有直接涉及罪的社会性问题,而是以个体罪性为核心”(第58页),可见作者是把罪的社会向度等同于罪的社会性了。实际上,客观性只能代表向度的一个方面,主观性是其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作者本人在论文中所引述的资料：“一般的基督教传统以及具体的罗马天主教传统始终以某种方式承认罪的社会方面。这一点仍然没有错,尽管在梵二会议之前的数个世纪中,罗马天主教有关罪的神学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主义以及对个人和个体行为的关注。”[26]既然如此,只偏重于某一方面谈论向度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科学史的向度》一书则截取了科学史发展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一段,通过其发展情形对科学史研究中几种主要的向度进行了描述与比较。《科学史的向度》是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袁江洋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一部著作,2003年3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27]该书根据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将科学史的向度分为四种：科学哲学向度、历史向度、科学向度及社会学向度。这一划分是否符合科学史的实际,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之内,仅以作者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为例,其立论基础在于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科学史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实际上,科学史的向度不只与科学史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等主观因素有关,而且与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科学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只将科学史的向度标准定位于主观方面,是值得斟酌的。在《科学史的向度》一书中,科学史家曾经提出或运用过的综合研究方法,更大程度上是作为研究对象存在,而不是作者的主要研究方法。原因在于,本书主要是“从职业科学史家的视角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某些元问题给出较为系统的再回答及解决方案,故曾以‘科学史的反思’为题撰写写作大纲”(见该书的后记)。可见,该书的主要立足点是研究者的主观倾向。作者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单一视角的缺陷,在文中解释道：“离开北京大学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当时曾思考过的、未及形成较明晰看法或未及充分展开的、与科学史相关的‘元历史’问题。然而考虑到博士论文本身已是某种成文的文本,考虑到它过去几年中已为一些大学里的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所了解,而且,考虑到现在的思考与当时的见解之间的一致性,故决定这次出版时仍令其基本上维持原貌,不对之作大幅度修改。”[28]既然如此,作者又把该书定位为一种元理论著作,认为它“讲的不是科学发展的历史(history of science),而是如何研究科学的历史(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它不是狭义的科学史著作,而是科学史学著作”,可见其科学性是打了折扣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作者将书名冠之以“科学史的向度”,谈论的却只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把人文社会科学完全排除在“科学史”之外,不管其论证得多么周密,也很难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科学价值。
为了避免理论研究中的上述偏颇,笔者从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主客体关系为切入点,认为文学理论的生成既有主观作用力,也有客观作用力,因此,文学理论向度既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又具有一定的客观品质,此即文学理论向度的特征。
1.文学理论向度的主观色彩
文学理论向度的主观色彩,是由研究者的主体素质、与研究活动相关的主观因素等决定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素质
①动机意识
研究者是否能够从事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活动,与他们的理论动机有一定的关系,否则,研究者对文学事实的观察与思考就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文学理论的向度也就可能有所偏颇。布莱奇(Bragi)曾从不同范式对“动机”进行了论述——按照客观范式,首要的问题是：它(对象)是什么?而按照主观范式,首要问题变为：我想知道什么?布莱奇认为这就是人的“动机”,动机实际上是先于客观范式的问题,有助于理解人类的蓄意行为或其他行为,而在这些行为或活动中,选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的全部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人类只有通过语言,对自身行为的认识才能实现。因此,动机促使人们获取自我意识,反过来自我意识又给予人们能力,来进一步调节并产生更复杂更适合于人发展的动机。
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29]
简而言之,研究者的主观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主体创造着现实,那么客体则是由主体的动机限制和界定的。
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绝对前提”说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从某个绝对前提出发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在不同的动机、愿望与“绝对前提”驱使下,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就可能会得出与其愿望相符合或至少是相关的理论见解。比如,仅仅在“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就至少有以下一些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柏拉图(Пλτων)认为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两层；什克洛夫斯基(В.Б.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Шкловский)认为文学是纯形式；托多洛夫(Todorov)认为文学是使之能够表达的规则与符码的具体而系统的聚合；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以白日梦形式体现出来的想象的替代物；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文学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象征；福柯认为文学是某种权力的话语；埃斯卡皮(Escarpit)认为文学是包含设想、中介物和活动特性的特殊交流方式,等等。这些见解与文学理论主体的“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相联系,时时渗透在研究的过程中,成为他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强大主体动力。
福柯就曾坦白地说,20多年来他工作的目标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在这一目标驱使下,他将自己的理论活动定位在“研究将人转变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理论动机。[30]福柯所从事的20多年理论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即研究者的动机意识可以作为某种动力介入到理论研究中,并可能产生重大的实际意义。原因在于,无论在文学阅读、接受还是研究过程中,人都不是以一种空白状态介入到对象中去的,而是带有一种“前理解”,即事先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某种关于文学的理念,并依照这种理念开展文学活动。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尤其如此。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作为领会的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由于可能性作为展开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这种领会着的、向着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能在,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我们把领会使自己成形的活动称为解释。”[31]具体到文学理论,理论主体在进行研究时一般总是具有一定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从研究者的愿望和动机中获得了动力。当然,理论观念的形成不仅仅是满足研究愿望或“绝对前提”的过程,而可能包含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从理论主体的角度看,愿望是促使理论观念形成的比较直接的动力,并通常以理论立场或思想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某些理论观点以统一性,从而使文学理论话语体现出一定的向度特征。
②自主意识
自主意识指理论主体能够自觉地发起研究活动,并积极地将研究推向前进的意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复杂的,还可能受到经济、文化、政治及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难以把握的因素,研究者如何能够对特定的研究领域发生兴趣并从某一角度确立研究计划,如何设置适当的研究目标并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有赖于他们的自主意识。文学理论不仅要确认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各种已有的规范,而且要揭示作为整体的文学与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诸如文学话语的机制如何被特定的意识形态修改,文学如何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如何因为自己的美学立场而产生独特的发现等等,这些发现是其他学科无法承担的。究其原因,正在于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相反,如果研究者人云亦云,缺乏自主意识,就会造成文论研究的模式化和文学理论的停滞不前。比如,“摹仿说”作为一种载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占据着西方文坛的主流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多种原因,但也与当时研究者的自主意识不够强有关。
文学理论研究是一种带有人文性的科学活动,从总体目标看,它应该是求“真”的,除要致力于解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么用”等“五个W”的基本问题之外,还应着力于探讨文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着力于将有关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去,并会在文学理论的向度上得到或多或少的表现。举例子来说,关于文学的“五个W”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是从载体、本体等向度进行理解的,读者要么被看成是被动的接受者,要么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就不可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达到“求真”的目的。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德国学者伊泽尔(Wolfgang Iser,又译伊瑟尔)以其《本文的召唤结构》、《暗隐的读者》、《阅读活动》等研究成果,与姚斯(Hans Robert Jauss,又译尧斯)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等著作一起,对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为文学理论朝着读者向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按照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本文是文学的唯一实体,每个本文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构造,是绝对地、无条件地独立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蕴藏在本文之中,一切背景材料和相关文献都是多余的。他们对“本文”这一概念反复进行讨论,认为本文是语言所记载的与作者原意相分离的一种客观知识载体。本文不同于“作品”,也不同于“文本”,既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人类知识演进的原因。正因为本文中记载的信息具有与作者的原意相分离的特点,为了正确解释人类知识的演进,必须重视读者的作用。以伊泽尔和姚斯为代表的研究者以此为重点,使文学的读者要素与其他要素一起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可能在充分发挥研究者自主意识的基础上,纠正过去文学理论中忽略读者的弊端。
具体说来,伊泽尔与姚斯都曾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识,都坚持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对“作者—本文”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本文—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将读者的作用作为自己的理论重点,并因此被人称为接受理论的“双璧”。但他们采取的途径和切入的角度又各有特色：在理论起点上,伊泽尔是从解释新批评和叙事理论开始其接受美学之路的,姚斯则作为小说研究者从对文学史的探讨走向了接受理论；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依据上,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影响很大,选择解释学作为哲学背景,而伊泽尔则钟情于现象学理论,其主要概念和理论模式大多是受英伽登的启迪；在理论重心上,姚斯一直对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伊泽尔则更重视对具体的“本文—读者”关系的纯理论探讨；在学术风格上,姚斯致力于进行接受美学的宏观构架,不断转移理论视角,不断修正和改变自己的理论观点,显得比较有气势,伊泽尔则更注重具体精细的微观建设和细致的研讨分析,使其理论成果因集中紧凑、前后一致而显得比较严谨……种种不同,都表明研究者的自主意识在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及对理论向度的影响。
③批判怀疑意识
批判怀疑意识是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形成或改变具有决定作用的一种主体意识,指研究者重视理性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评价和批判,并可能得出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结论。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者面对着现有的理论,是否能够在肯定真理的同时对其中不合理或过时的部分进行大胆的否定、批判和怀疑,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向度及发展进程。“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在他的论文中所能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32]在现存的文学理论中发现可疑之处并大胆地对其进行解剖和分析,肯定其中的合理部分,改造或变革其中与现实相违背的不合理部分,这是保证文学理论向度维持常态或发生改变的基本主体条件。
文学理论与其他各科知识、各门科学一样,是从各种问题开始的。问题就是矛盾或不一致,即理论与事实、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的矛盾,发现了这类问题,人们就可能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做出大胆的预测,于是就有了各种理论和科学。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更是明确主张“科学研究始于问题”。[33]原因在于问题的提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从经验中观察什么、如何观察以及能够观察到什么,并直接决定着理论观点的提出和理论研究的方向。例如,由于研究者发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出于对这些理论的怀疑和反叛,法国诗人莫雷阿斯(Moreas)于1886年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象征主义”一词,要求诗人努力探索内心的“最高真实”,才使象征主义文论应运而生。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经指出：
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34]
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问题的出现会带给被问的东西一种开放性,使人们可能从各个方面进行解释；其次,问题的开放性又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具有由问题的视阈所划定的指向或界限,从而预设了某种限制,使研究过程中的批判怀疑意识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35]
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坦白道,他曾带着近代物理学的知识结构去研究亚里士多德,并提出了一些不太符合规定情景的问题,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库恩发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敏锐的先哲,在众多领域有过突出的理论贡献,但在谈到“运动”时居然说出了那样荒诞不经的观点,使他所有的天赋在解释运动时荡然无存,而且这些荒谬的见解在其后的漫长时代里被后继者不断进行讨论,且被反复引证,这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反思自己,并认识到：必须学会提出正确的问题,即把提出的问题与它的语境、条件、效应史等结合起来,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原著中的荒谬之处,再尝试着提出问题。[36]这样,从批判怀疑意识出发提出合理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就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某种影响。
(2)理论主体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性
第一,文学理论研究者可能是他研究的文学现象所反映的社会事件的参与者,也可能是他所评判的社会群体中间的一分子,因此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
歌德(Johann W. Goethe)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总结：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37]
文学理论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一方面,他面对的文学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缺乏主体的姿态或缺乏对客体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研究主体又生活在文学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之中,他的研究活动与理论话语必须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吻合。因此,当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谈到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实践时,说自己是“积极的主体和消极的客体”,并主张既不写文学理论的过去,也不写它的未来,而是写它过去的未来。[38]
从这一角度说,西方现代阐释学所提倡的客观主义理论追求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因为被阐释的对象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观追求,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以超然的纯客观态度去解释对象。阐释学所倡导的“理解”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方式,总是具有某种历史性和主观性,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存在于历史性之中,而主观性来自于人所存在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使理解总是难以摆脱特定的“先行结构”,因此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误读”。如前所述,研究者一般总是具有先在的理论假设,并且通常要站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及所处的文化历史环境去考察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其对于研究工作的理论价值,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不是被动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这是文学理论向度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理论主体会把自己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等带进研究过程,并可能影响到研究的结论。
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物质的、自然的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科学家,以其科学家的身份,在道德或伦理问题上不偏不倚……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是对是错,是善是恶,而仅在于是真是假。”[39]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可以在研究对象面前保持某种超然的态度,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伦理中立”,可以不把他们自己关于好坏、善恶、美丑、有用性等方面的判断带进研究过程,坚持相对客观的立场,只关注他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怎么样,而较少顾及该对象“应该如何”。不同的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立场探讨理论问题,像丹纳(Hippolyte Taine,又译泰纳)所主张的“既不禁止什么,也不宽恕什么,它只是鉴定和说明”,“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橘树和桑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40]之类的客观、中立的文学理论是不存在的。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一种人文现象,其中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宗教情感等,研究者也可能把自己的个人爱好、喜怒哀乐等主观因素带进研究过程,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向度的生成。
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也很明显。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研究威尔斯语的有关结论对理解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英语中的颜色有green(绿)、blue(蓝)、grey(灰)、brown(棕)等,但在威尔斯语中,blue和grey是同一个词,都是gles,所以一般的威尔斯人都无法辨别蓝色和灰色,只有那些懂英语的威尔斯人才能对这两种颜色加以辨别。这个事实说明,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下认识事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研究者面对文学这一复杂的人文现象,看到什么、怎么思考等都与其先在的知识结构有关。以弗洛伊德为例,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他将自己有关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三重意识结构及本我、自我、超我等三重人格结构的知识用于研究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Ф.М.)的小说、浪漫主义作品及表现主义作品等,其中的人物言行和性格变化都成了他精神分析学说的支撑材料。弗洛伊德还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体验贯注在文学理论话语之中,比如,他认为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是为了转移、补偿内心的欲望,哈姆雷特迟迟不杀克劳狄斯,原因在于他心中的“恋母情结”。由于弗洛伊德事先搭建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概念术语,他将这些概念术语应用于对文学艺术现象的分析评论之中,从生物本能出发,用无意识和潜意识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理论的向度,在中西方的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以个体性、独特性为特征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敏锐的主观感悟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与理论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生活体验等息息相关。法国学者圣伯夫(Saint Beuve)曾经说过,他批评的特长在于“把自己置于作者的地位上,置于研究对象的观点上,用作品的精神阅读作品”。[41]否则,就可能会得出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原因在于,理论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人生体验等方面的差异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视角的选择与研究范围的确定,而且还会直接决定着文学理论话语的独特性和个体性,使他们往往对研究对象中某些特定的部分产生兴趣、作出反应并诉诸一定的理论话语。表现在文学理论中,便会影响到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的确定,从而使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向度特征。
第三,理论主体研究目的的先在性。(www.xing528.com)
理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说法,“只有获得了一种理论观点的认识才真正有能力确定行动的方向”,[42]正是由于以先在的理论为指导,研究者才会选择文学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具体到文学理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复杂体系,研究者究竟选择其中的哪一部分作为研究客体,是与其主观定向有着密切联系的。胡适提出,“一切心的作用(知识思想等)都是起于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有了目标方才从已有的经验里挑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器具和资料……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带着意志和兴趣的；没有一种心的作用不是选择去取的。”[43]胡适认为人的知识、思想等都来自于兴趣和意志,并定下了选择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必须从已有的经验里挑选“方法、器具和资料”,最终的结果是受先在的目标决定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Theoria被看成是惊讶提问与理论好奇的结果,Theoria主要探讨的是事物或者生命的内在目的,也就是Telos,而与实践无关。[44]这一说法固然有失偏颇,却表现出主观因素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影响。进一步说,理论主体在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时,可能选择不同的视角,并使文学理论的向度表现出种种差异,这与他们的研究目的息息相关。文学理论研究如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向,理论主体提出或论证任何一个假设,都不是漫无目的的。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理论本身的上述特性,另一方面在于理论主体作为“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有着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地方：“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45]人的生命存在之所以高于别的动物,原因在于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尤其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总是受某种先在意识的驱动。
关于这一问题,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据称,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史前过程：它植根于人的精神活动中,正如从莱维·布留尔(Levy Bruhl)到莱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关于认识发展的各种理论一样,其间产生了很多争论,论战的双方常常以先入之见作为出发点诘问道：到底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物质力量影响着信仰、态度和行动呢,还是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回答的那样物质力量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时候可能并非如此?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追求纯粹真理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46]这一信念在漫长的时代里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直到进入现代社会才受到置疑。
实际上,与人的动机全然无关、与人的价值判断互不联系的纯粹理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的观点、詹姆士(James)关于人的意志先于认识的“动力心理学”、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介入”理论、海德格尔的“感应是认识的基础”等理论,都说明并不存在与人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无关的所谓“纯粹理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学理论向度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2.文学理论向度的客观品质
文学理论向度是否能够得以显现,文学理论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到何种程度、涉及哪些层次等等,除了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等方面制约之外,同时也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由此决定了文学理论向度的客观品质。
(1)向度与理论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表示“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了“规范”、“模式”、“范式”等义项。这个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库恩认为每个科学的理论都包含一个核心,每一种科学的发展进程某种程度上都处于某一范式之内。他主张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科学史,提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科学发展模式,认为科学是从“前科学”中演进而来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范式”。
有的理论家认为,范式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提问活动,不同理论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正在于它所代表的问题不同。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理论家选择了一种文学理论范式,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区别真假命题的标准与尺度,也就选择了一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比如,载体向度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倾向性与典型性,这些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产生的理论问题,随着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派别来说,它们变得不再重要或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如果上述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理论范式与其向度之间就具有某种相关性。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认为,“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47]这是新的理论范式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否则,文学理论就很难朝着新的向度发展。换句话说,理论范式的更替在某种意义上与向度的改变有关系,文学理论向度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
姚斯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词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认为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与自然科学大体相近的发展过程,它并不是一种通过日积月累的文学事实和考据结果对文学本质进行发掘的认识过程,而是以“质的飞跃”、“创造性断裂”及“革命性突变”等为特点。他进一步提出,文学理论批评的范式同科学研究的范式一样,也在依照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而更替,不管它如何被以往的理论家共同体所公认,也不管它如何有效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只要它不再能够指导人们“解难题”,总有一天会被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所取代。[48]
库恩指出,“范式”的范围是理论主体能够重新提出问题而不放弃自身理论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赋予某些问题的同一个含义,他在《必要的张力》中强调,“‘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这是姚斯提出文学理论范式发生“质的飞跃”、“创造性断裂”、“革命性突变”等观点的理论基础。他进一步认为,文学理论家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在通行范式的不再有疑问的解释范围内进行精确定义的工作,这一范围保证有一个答案存在,又事先确定了哪些事实可能产生有助益的结果,从而消除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的危险”。
姚斯利用科学哲学的观念阐释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新的思路,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他认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质的飞跃”、“创造性断裂”及“革命性突变”等特点,从向度方面看,这样的观点是不太科学的。在库恩的理论中,除了强调“科学革命”之外,还强调“研究传统”,而姚斯在借鉴范式理论时只偏重于其中的“科学革命”部分,特别推崇的是其中的客观知识、科学革命、科学共同体等概念,这固然有助于我们对需要理解的一些东西加以掌握,但同时又将我们需要理解并加以掌握的另一些重要东西比如“研究传统”忽略了,这就与人类文化传承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弊端。
实际上,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范畴,很难像自然科学的“范式更替”那样经历“创造性的断裂”或“革命性的突变”,而是内在地相互传承、相互包含的,在这方面,任何绝对主义的思路都可能导致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虽然我们承认理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但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与“创造性断裂”或“革命性突变”毕竟是不同的概念。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经提出了“过程论”的观点,即“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49]也就是说,旧的思想虽然可能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灭亡”,但由于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它“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并可能以别的形式、通过别的途径出现在新的历史时空中。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指望理论家能够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形成严格的范式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即使有时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某个理论派别,但比起自然科学界的学术共同体来说,它是相对松散、相互包含、相互继承的,从而与自然科学共同体显出了一定的差异,其理论范式也不像自然科学范式那样能够经历“创造性裂变”或“质的飞跃”。关于这一点,有的理论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能力的空前增长同人类认识自身行为和处理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的停滞不前,恰恰形成鲜明的反差。其强烈程度似不亚于任何一种龟兔赛跑。从泰勒士仰观星象诱发的探索欲望至今不过两千数百年,人类的旗帜已经不可思议地飘扬在外星之上,而我们对人性和社会历史的探讨却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进步多少。”[5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就在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渐变”式的内在传承,与自然科学以“裂变”、“飞跃”等为特点的突破式发展是不同的。
举个例子说,叶维廉的理论著述中有一个“模子”的概念,其含义大体上与“范式”一词相对应。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是创作、学理上的推演还是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会有意无意地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在《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一书中,叶维廉曾借“青蛙和鱼”的寓言来说明“模子”的问题：水底的青蛙和鱼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青蛙无意中跳出水面,在陆地上见到了人、鸟、车等,感到很新鲜。回到水里后,青蛙便把自己的见闻讲给鱼听,当青蛙说到人穿着衣服,鱼便想到了一条穿着衣服的鱼；当青蛙说到鸟在天上飞,鱼便想到了一条长着翅膀的鱼；当青蛙说到车带着轮子,鱼便想到了一条带着轮子的鱼。因为鱼没有见过人、鸟或车,只能依赖原有的“模子”,依赖它最熟识的样式去构思人、鸟和车的样子。
这种情况在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中是比较普遍的,以“文类”(Genre)这一模子在诗人及理论家那里所发挥的作用为例：诗人在面临着经验中的素材时,必须要寻找合适的形式加以表达,而当该模子无法表达诗人经验中的素材时,诗人就可能使模子变体,增改衍化而成为一个新的模子,但旧模子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与自然科学的范式更替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研究者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可能对作家运用的模子有所认识和了解,对其结构的增改衍化过程有所了解,才可能在有关模子的理论范围内对该作品进行研究。因此,纪廉(Claudio Guillén)在其《文类的应用》中提出,文类引发构形,文类既可向后看,又可同时向前看：向后,是对过去一系列既有的作品的认识；向前,文类不仅会激发一个崭新作品的产生,而且会逼使后来的批评者对新的作品找出更完全的形式的含义。[51]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向度与范式之间是内在的相互包含关系,这是它具有一定客观品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2)向度与理论形态
文学理论的向度与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种向度上可以有多种理论形态,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形态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向度,这是文学理论向度具有一定客观品质的另一原因。
“文学理论形态”指因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结构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事实,是进行向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材料。文学理论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同一个理论观点,如果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形态。美国学者M.怀特(M. White)在其专著《分析的时代》中指出,“这个理论较诸那个理论更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但是,这是指使我们自己更加满意而说的,而各个人所强调的他们的满意之点却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里的每一样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任意地捏成各种形态的。”[52]文学理论的向度,就隐藏在各个互不相同的理论形态之中。分述如下：
第一,因理论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不同,文学理论形态有工具型、方法型、思想型和知识型。
工具型。有的理论家把文学理论研究作为“导向和方法论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53]因此,他们在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进行探讨时,不但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和功能,而且将文学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就出现了“工具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在此,“工具”一词是侧重于研究者认为文学“有用”这一角度来说的,并不包含贬义,而是一个中性词。“工具型”的文学理论形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能重视文学的愉悦功能,用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或麻醉人们的痛苦心灵；可能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用于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并让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等等。
方法型。如果说“工具型”的文论形态注重文学“有用”,那么“方法型”的文论形态则注重“如何用”。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又译雅各布逊)认为,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把方法作为它们唯一的“人物”,然后,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和论证这一方法。可见,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理论的形态与向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古今中外,几乎每一种文学理论派别都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的不同,怀特认为就像“是与刺猬同狐狸之间的斗争相等同的东西——是更多地属于方法而更少地属于理论的事情”。[54]怀特把理论纷争比喻成“刺猬同狐狸之间的斗争”,没什么输赢可言,因为很多都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只是因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已。因此,“理论被说成是一系列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的‘研究方法’,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论地位和批评责任”。[55]这正说明了“方法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在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思想型。如果文学理论来自于研究者的哲学实践,其目的不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或发展,而在于更好地阐释研究者的思想观点,以便建立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就会产生“思想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在外部表现上,思想型的文学理论一般都不讲究体系的完整,而是作为特定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散见于研究者的著作或言论中；在内部组成上,一般都不具备独立的结构功能,即主要不是为了建构某种文学理论体系,而是借讨论文学来完善已有的思想体系,其中的文学理论话语只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只是零零散散地分布于思想体系之中,理论对象与客体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研究目的上,拿文学来“说事儿”不是为了文学理论自身,而是为了验证先在的思想观念,或者是为了补充原有的思想体系。中国的孔孟老庄文论及国外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文论都是如此。
知识型。如果文学理论来自于研究者的阅读实践,其目的是为了进行文本分析或者为了指导创作,并总结出了一套关于文学的知识或经验,就会形成“知识型”的文学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的最大特点是以文学知识的面目出现,具有知性化特征。在理论的内部组成上,相对来说结构比较完整,即有关的理论见解是从文学出发的,研究视角来自于文学自身而不是来自于文学之外,理论对象与理论客体具有某种对应性。在理论的外部表现上,“知识型”的文学理论形态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或者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针对文学现象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说明,或者总结出了有关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经验或规律等等,因此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
第二,因研究视角不同,文学理论形态有作品中心型、作家中心型、读者中心型和社会中心型。
作品中心型。如果文学理论话语是以文学作品自身为侧重点的,可以称为“作品中心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如中国齐梁时代的“四声八病”说和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三一律”等。20世纪初,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语言系统“自己固有的秩序”[56]上。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的这一观点自然会对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产生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者运用一系列语言学和修辞学术语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情节、结构等进行了细致的定性、定量分析,从而把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提升到了相当高的地位。
作家中心型。若研究者以作家及其创作过程、创作特点等作为研究重点,可能形成“作家中心型”的文论形态。它的出现是基于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等的反叛,基于对以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以丹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论和以左拉(Émile Zola)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论的矫正。比如,“表现主义”理论认为,作家与逻辑学家、道德学家及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作家的特性是直觉,作家的创作活动是直觉活动,因此,认为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对“艺术的心灵传达”进行研究,即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家由联想、想象构成审美意象的过程进行研究。有的理论家甚至认为,作家的心中一旦产生审美意象,文学创造活动就结束了,作品只存在于作家的心中。[57]这样的理论观点尽管有失偏颇,却突出了作家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读者中心型。读者中心型文论形态的出现,是理论家把读者的阅读和批评家的评论活动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结果。鲁迅认为,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帷秘事……”[58]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又译乔治·普莱)指出,“在某人开始阅读之前,只有一个纸做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以它在某处的无生命的在场表明它作为物的存在。就这样,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在书店的橱窗里,书等着有人来把它们从其物质性和静止性中解脱出来。”[59]书本这种客观的存在,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萨特提出创作是为了读者的自由的一种呈现,英伽登提出文本自身包含着阅读,其共同之处在于将读者的阅读看成作家创作的目的之一,认为创作的意义在于给人提供一种感受,使人感受到人与世界的存在及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萨特在《为谁写作》中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鞋匠可以穿他自己刚刚做好的合脚的鞋子,建筑家可以住进自己建造的房子,作家却不能总是读自己的书。作家是通过对世界的某个方面的选择来确定他的读者的,反过来,作家也要通过对读者的选择来决定他创作的主题,因此,所有的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着它们所确定的读者的形象。这就突出了读者的作用。
社会中心型。如果研究者认为文学内容与社会现象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并且主张文学要为社会的繁荣发展服务,可以称为“社会中心型”的文学理论形态。这一文论形态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把作品放到一定的时代氛围和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要求作品具有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并“采用不同的理论构架”[60]对待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规模论争。二是注重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艺既受经济基础支配,又与意识形态其他部门具有密切关系,不能忽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三是重视文学的社会学特征,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创作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的理论,甚至将文学纳入整个社会的框架体系中加以研究。
第三,因理论文本中理论观念与主体所采用的方法论之间表现出的关系不同,文学理论形态有观念演绎型、经验总结型和横向移植型。
观念演绎型。在文学理论文本中,如果研究者是从其哲学观念推导出文学理论话语的,可以称为“观念演绎型”。从外部形态说,“观念演绎型”是自上而下的文学理论,即先在的哲学观笼罩甚至统御着文学观,先有了关于文学、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再由这种观念推导出文学理论话语及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哲学思维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这一理论形态的语言表述一般比较抽象,并与哲学的运思方式基本一致。哲人们对文学的考察常常立足于文学之外的视角,非文学理论范畴的“理式”、“仁德”等成了考察文学特征的逻辑出发点。这一文学理论形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自身的原因,“19世纪末期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还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61]因此,文学尚未被看成一种独立存在的研究现象,即便谈到了一些文学问题,也是把文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补充成分或论述依据进行表达的,文学理论只能依附于别的思想体系而存在。
经验总结型。如果文学理论来自于对创作经验或作品特点的总结,研究者把文学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即先有了具体的、形而下的创作或批评经验,然后经过自下而上的观念提升得出了文学理论话语,此即“经验总结型”的文学理论形态。从外部形态上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文论话语的逻辑起点是文学实践或文本自身；理论研究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指导创作或进行文本分析。这一种文论形态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它的产生也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存在条件息息相关。当时各种体裁的创作、各种类型的理论与批评刺激了理论家思维方式的变革,对文学的“形而上”的观念演绎被“形而下”的实践经验所取代,哲学的统合让位给了直观的把握。经验总结型文论形态的产生,对文学理论走向独立有着建设性意义。
横向移植型。如果有关的理论观念是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借鉴过来的,就会出现“横向移植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实质上,这一理论形态主要是从别的领域借鉴了考察文学理论的新视角或新方法,从而改变了文学理论的面貌。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观念演绎型”或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型”,理论主体不再主要以文学理论研究丰富哲学体系,也不再主要以经验总结积累文学知识,而是力求开拓思维空间,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由过去的“研究什么”变为“如何研究”。在内部组成方面,这一理论形态一般不求结构的严谨或体系的完备,而求方法的更新；在研究目的方面,有的是为了验证研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有的是为了促进理论方法的变化和理论自身的繁荣,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一理论形态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和主观原因：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学科建设的日益完备,使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日益明显。主观方面,理论家们不再致力于建立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客观方面,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理论观念变化很大,标新立异本身在学术上受到了重视。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别的领域每出现一种新观念或新方法,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以至“老三论”、“新三论”等都在文学研究界有了回声,并以系统论观点分析鲁迅的作品及其笔下的阿Q形象等,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变化很大,但后来发展到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研究中去,得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以上对文学理论的范式、形态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其中可能有不尽准确、不尽完备之处,但目的是为了更加透彻、更加方便地研究文学理论向度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理论形态可能属于同一种理论向度,比如工具型、作家中心型、观念演绎型等都可能是载体向度的；同一种理论向度也可能包含不同的理论形态,比如本体向度就可以把知识型、作品中心型、经验总结型等都包含在内。
总之,文学理论的向度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因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在地包含于文学理论诸范式、诸形态之中,这是文学理论向度具有客观品质的另一个表征。换言之,文学理论的向度既与作为研究者的人有关,又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有关,如果割裂二者的关系或者忽视其中的任一方面,就可能会对文学理论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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