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论争：学衡派的制衡与补充

三、与学衡派的论争

“学衡派”是对围绕在《学衡》周围的作者的称呼,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核心。^[44]学衡派与20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的区别很鲜明:他们在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方面差别很大,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估价、对未来的设想都各不相同,介入新文学运动的方式、态度及其运用语言也不一致。“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新学教育,拥有与20世纪更为接近的知识结构,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和色彩,关注重点在于对中西文化的梳理和总结。与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

学衡派以自己的声音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他们与新文化派的区别在于对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理解和侧重不同,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差异。新文化派是主流,而学衡派是有益的制衡与补充,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一)论争缘起:确保新文学的稳固与发展

虽然现在的学界更多认可学衡派理论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认为它在新文学发展史中享有自己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对文学进化论的批评更是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但是在文化新旧更替的时期,“启蒙”和“救亡”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重任,文化激进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正平和是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的。相比之下,学衡派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无疑显得不合时宜,也就注定仅能成为新文化发展中的支流。只能“旁皇歧路,预思来日,忧思谁知。弥觉孤凄也已。”况且,学衡派也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正平和,他们立足于“一偏”却不自认,反而要竭力将这事实上的“一偏”说成是文化的全部或者精华,实际与它所追求的“客观”、“公正”自相矛盾——鲁迅的名篇《估〈学衡〉》正是一针见血地挑破了“学衡派”的这种无法自圆的尴尬。

当时的新文学尚属起步阶段,来自守旧一方的压力巨大,新文学阵营必须时时警惕、高度戒备,随时应对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在这样的心态下,当时身属文化激进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不可能对学衡派的主张持有包容理解的态度。当时的文学研究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新文化阵营并没有真正立稳脚跟,广大普通读者对新文学仍然感觉隔膜,而对旧文化的接受相对而言则在审美趣味、阅读习惯等方面更易接受。因此,新文学的道路还十分艰巨。在这样的责任和压力之下,文学研究会对待学衡派的态度也就可以非常容易理解了。

文学研究会多次强调学衡派的危害性在于对广大普通读者的强烈迷惑性,阻碍着普通读者正规文艺欣赏力的形成,因为“群众的正当的文艺欣赏力,至少要迟十年始得养成。”^[45]而读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艺的发达,一要有作者,二要有读者;中国目下果然缺乏作者,而尤缺乏读者。中国的作者界就是读者界。”^[46]对于当时新文学曲高和寡的状况,文学研究会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做这些东西的,买几本看看’,这句虽是反动派讥笑的话,但是颇有几分近乎实情。”因此,对于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派的负面影响,尤为深恶痛绝。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研究会为何要对学衡派展开论战,甚至始终坚持激进到不无偏激的态度。因为“中国今日一般民众,毫无文艺的鉴赏力,所以新文学尚没有广大的读者界;要养成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欣赏力,本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或者要比产生一个大作家还困难。而况还有反动派作退后的运动呢?”^[47]

一语道破天机,对读者的争夺始终是新旧文学之争的关键,文学研究会充分认识到了读者对于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当时新文学观念尚未完全深入读者的现状也有清醒的认知,并且明确意识到——读者正规的(即符合新文学发展期待视野的)文艺鉴赏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对读者的培养与争夺,就是决定新文学发展命运的重中之重。而学衡派等人的观念既然对影响如此重要的读者群体有着如此鲜明的负面诱导,“这等曾经的反动派,……能阻碍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文艺欣赏力之养成;在这一点上,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小。”^[48]那么,功利色彩极强的新文学阵营对他们根本不可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更加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去逐一认识并接纳其理论观念的合理之处。因此,激烈甚至不无偏激的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

由此,文学研究会一再强调的学衡派的危害性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反动运动,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潮,正像政治上的反动已经到了最高潮一样;我们不肯在时间上开倒车的人应该怎样呢?等他们自己被时代潮流所淘汰么?还是我们要用几分力,推进时代的轮机呢?我们应该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49]

由于文学研究会始终认为学衡派的观点会导致守旧派的卷土重来,所以,必须极力批判其立场与观点,不能给它留任何喘息的余地。因此,必须极力凸显其保守的一面,以此为镜,张扬自身激进的立场与观点,扩大影响。与鸳蝴派明确的本土旧文学立场不同,学衡派代表着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因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必须对其予以揭露与批驳,才能确保新文学的发展与稳固。郑振铎在1921年11月3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不仅表明了这种立场,也体现出文学研究会发起这场论争的预先策划性:

想不到复古的陈人现在还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绝无宗旨,时新时旧,尤足令人浩叹。圣陶、雁冰同我几个人正想在《文学旬刊》上大骂他们一顿,以代表东南文明之大学,而思想如此陈旧,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写至此,觉得国内尚遍地皆敌,新文学之前途绝难乐观,不可不加倍奋斗也。^[50]

茅盾在稍后致信周作人时,再次申明了文学研究会参与这次论争的决心与目的:

如今《学衡》初出,若不乘此稍稍辩论,又恐“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青年先入了这些话;所以赶紧订正他们,又很重要。^[51]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对学衡派选择主动出击,将自己融入五四新文化激进派对学衡派的论争中的举措是有备而战,事先经过了一定的商讨与策划。论争不仅仅是意气之争,而是经过了斟酌与酝酿的策略之举。

(二)论争过程

在对学衡派的论争中,文学研究会群体仍旧十分讲究策略与章法。

首先对其进行定位。将其界定为“穿洋服、说洋话的复古派”,是当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他们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却又镀上一层西洋的金装,说什么‘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凡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其实他们对西欧文化是一窍不通。”^[52]这就从基本立论上否定了学衡派存在的价值——即使穿上洋装、镀过金,也只是对西方文化懵懂无知的复古派。

然后是选择恰当的角度,展开攻击。对学衡派,因为已经给其定性,就在此基础上选择最适宜的角度进行论争。因此,论争的核心主要围绕是否赞同进化论、白话文能否取代文言文,言文能否合一,模仿古人及现实主义等。(www.xing528.com)

学衡派的活动始于1921年,到1924年,因为反动军政界与文艺界的旧势力相互联合,“形成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加之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分裂与混乱,其影响达到高峰。针对这种情况,茅盾等人首先致力于对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清理。他在《文学》周报第122期上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就该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有些做白话文的朋友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立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有些做白话文的朋友又……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后者直指早年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等人。

文学研究会在论争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从大文化背景中获得自己文学发展的支撑点——直接用世界近代文化、文学思想观念指导自己,顺应社会变革的政治标尺与受欧洲近代文明影响的外来文化参照系始终是它牢握的思想武器。文学研究会在充分吸收自然科学进化论的基础上倡导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宣告旧文学的必然灭亡与新文学的必然发生。进化论的发展观,为其争取生存发展、变革现实提供了思想支柱。但过于强调新旧文学之间的变异性、断裂性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则割断了传统文学延续性的取向。

文学研究会的这种立足世界大文化背景获得文学发展理论支撑的特点与学衡派有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各自寻找的支撑理论的内容大相径庭。文学研究会青睐进化论而学衡派则推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因此,在国内新文学发展的价值取向上二者南辕北辙。又因为都难以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出现和解与宽容,不可能以平和的心态理性接纳对方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从而审视并改进自身不足,而且恰逢新旧更迭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意识使得他们不可能摆脱价值取向中的功利性,因此只能走向非此即彼的对抗。但是,在论争中,文学研究会显然在借用大文化背景方面更胜一筹,学衡派却因为对西方文化知识积累的狭窄而时时处于下风。在系列论战之中,文学研究会日渐娴熟的论战技巧也使得对方难以招架。

针对学衡派“中西合璧”的理论根基及其喜欢卖弄洋“典故”的特点,文学研究会撰写文章着重揭露其对西欧文学的无知,从而在理论基点上颠覆其价值体系。如梅光迪的长文《评提倡新文化者》,主题为反对文学进化论,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英国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茅盾在1922年2月21日版的《文学旬刊》第29期发表《评梅光迪之所评》,指出:韩士立已死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西欧文学评论界早就否定了他的观点,对他的评价是“并非以发现一条任何的评论原理而成卓特……彼所卓特者乃在于其评论之条蒈与丰润……而此则能打击读者使发昏,不自知的乱赞赏起来”。而且,西欧的“文学底种类的进化论”的兴起,还在韩士立去世之后,所以梅硬拉韩士立来做“人证”,实际是在颠倒系统,企图“以一人之嗜好,抹煞普天下之真理”。

针对梅光迪的文章中引用爱尔兰人钱斯德顿的观点来批判新文学派“言西洋文学,则独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说独幕剧及堕落派之著作,而于各派思想艺术发达变迁之历史与其比较之得失,则茫无所知”,茅盾指出,钱斯德顿是现代最有名的反对新思想的怪杰,思想颇为极端,这样的取证只能说明梅等人“见一隅而不见全体”,“梅君可引一极端的钱斯德顿以为痛骂新思想的‘人证’,则他人亦可引克鲁泡特金之言以为西洋之无政府党,或引德国GeorgeKaiser以为德国皆表现派;请问梅君能承认么?”

学衡派在反对白话文,主张言文不应合一上,也注意选取西方的理论依据。胡先骕曾说“诗家不必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欧西文言,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还举例希腊古文学的重要意义来驳斥白话文主张。茅盾在1924年发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53],予以驳斥。文中指出,学衡派自己研究西洋文学,却忘记了自己多钦仰的英美文学大家原来都是用白话做文章的,只觉得中国人抛弃了极美而有悠久历史的文言不用是极笨的选择,“可他们竟忘记了自己所钦仰的西洋民族,其中如德、意、法等国,当初有一班人也为了要用白话做文章,揽上了许多麻烦”,而在西洋文学史颇负盛名的希腊人,现在也在抛弃他们那“极美而有悠久历史的文言。”^[54]

在其他两篇发表于《文学旬刊》上的《杂感》中,他对希腊的文白之争进行进一步介绍,指出,在希腊“有过最光荣历史的文言,也只好让路给白话了”,因此,历史证明,“现代人须以现代语”的观点是举世所趋、不可抗拒的。

学衡派在反对白话文的论述中,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为此,茅盾、郑振铎等人纷纷撰写文章予以反击。茅盾在《写实主义的流弊?》^[55]中对吴宓将欧洲写实小说与中国的黑幕小说和礼拜六派小说相提并论予以驳斥,指出,吴宓对于欧洲写实主义小说缺乏全面研究,只将帝俄时代的写实派大师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等拿来做例子,说明他对这些人实际是毫无所知的。针对吴宓所说的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读后令人感觉悲观,茅盾反唇相讥:“吴君若以‘引人悲观’为‘下劣作品’之特征,那么,吴君所崇拜的浪漫文学大家德国人葛德所著的《少年维特的悲哀》却确实引起几个少年人的自杀,不知吴君亦斥葛德是下劣的作家否。”

郑振铎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杂谈》,批判吴宓将俄国写实小说、黑幕小说、礼拜六派小说混为一谈是极端“盲目”,并质疑被某些舆论界赞为“研究西洋文学,得其神髓”的吴宓是否真的研究过西洋文学?列举易卜生、史特林堡及托尔斯泰的作品来驳斥吴文中所阐述的“写实小说作家不作问题小说,不行训诲主义”的观点,指出写实小说不但都带着各种问题,而且极力主张训诲主义,进而对学衡派提出质疑:“这种人也来谈西洋文学,而且俨然主什么大学的文学讲席,真不得不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叹了。”

参加论战的还有茅盾胞弟沈泽民,他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来抨击学衡派,其中《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56],从三个方面阐明白话代替文言及言文合一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最容易普遍、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出现代的思想和情感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

在这场论战中,文学研究会刊物提供了充足的版面支持,最大程度地确保了论争阵地。尤其是《文学旬刊》,因为其出版周期短,反应快,批评性强等特点,特别是公开标明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的身份,使其不再受控于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可以较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因此在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研究会批判学衡派的重要文章《评梅光迪之所评》(郎损)、《驳反对白话诗者》(郎损)、《写实小说之流弊?》(雁冰)、《杂谈》(郑振铎)、《文学界的反动运动》(雁冰)等发表于此,并且确保了重要的版面支持。上述文章大多作为刊物最重要的头条位置推出,极为醒目。此外,《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雁冰)、《反动?》(雁冰)等文章也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显要位置。为营造更强烈的声势,文学研究会还选择在刊物上同时刊发针对同一批判对象的文章,如1922年11月1日《文学旬刊》上的《写实小说之流弊?》、《杂谈》分别从不同角度批判吴宓将“黑幕小说、礼拜六文学与写实主义相提并论”的文学观念。几乎同时出版的1922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也在重要栏目“社评”中同时推出了沈雁冰的两篇批判学衡派的文章《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和《反动?》,这样就从宣传气势和论争内容上给予对方沉重的打击。

果然,在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学阵营主流派的轮番攻击下,学衡派很快就“噤若寒蝉,不久即告彻底垮台了”。^[57]而文学研究会在这场论战中不仅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借助这种形式进一步确立了其所倡导的新文学的价值体系,确立了新文学的规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建设中的权威地位。

毋庸置疑,在新文学初创时期,文学研究会采用的这种“以鲜明对抗性的参照系,寻求自我生存的立足点”的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不仅成功实现了自我命名,彰显了自身价值,初步建立了自我话语的权威性;而且对文学启蒙主题的强调的确有益于民族觉醒,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但其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过于强烈的功利性使他们沾染上浓重的政治化倾向,激进的叛逆心态则使他们对待文学传统资源的态度往往流于简单与急躁。

这种借助具有强烈人为操作性的文学论争来确立有利于自身的文学秩序的运作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无论是“左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及“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还是“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论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借助于文学论争寻求文学发展的秩序和规范,都带有人为设计和操控的烙印。

诚如学者王本朝所指出的:论争重心不在概念的阐发上,而在于尽可能划定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文学论争成了争“势力”、争“中心”、争夺确立新文学的规范。“所谓新文学规范,就是文学秩序与制度的建立,文学标准的设定,不容许芜杂的文学的生长,扰乱文学的秩序,它常以宏大、权威话语出现,将个人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文学之初期就已露端倪,并不断持续、发展下来,成为了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一种文学制度。”^[58]文学论争机制的建立不完全是文学范畴的事情,社会现实的压力,旧文学的潜滋暗长,使新文学不得不时时提防外界的围攻。一次次文学论争,最终通向了文学秩序的建立,社会欲望被内化于文学,在看似不经意间却建构了稳定的文学机制。

争夺理论主导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规范新文学,既然要建构新文学的规范,只限于口号论争还不够,需要从理论到创作再到批评都有一套具体的方案。先建立“话语优先权”,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树立文学“典范”,占有话语领地,然后推出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语境中,创作与理论是否适合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要全方位构建新文学的“规范”,仅有理论和创作显然不够,还需要将理论具体运用到对作品的实际批评之中,在这种批评实践中充分显示理论的权威性与创作的丰富性。从理论到创作再到文学批评,建立起自身严密的话语系统,文学理论与文学体制相互融合,新文学的规范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