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的论争：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一)论争对象的选择:人为操控性

作为最早出现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致力于新文学的建设,这种建设实际凝聚着文学研究会群体的一种现代性想象,如何将这种想象落实到具体层面,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中?新文学的“新”到底体现在何处?这显然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所面对的非常迫切的问题。

不仅文学之“新”需要凸现,社团刚刚成立的“新”也急需文学研究会迅速扩大自身影响,立稳脚跟。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好的凸现自我的命名手段就是论争,而论争对象的选择,就显得极为重要。

破旧才能立新,对新的彰显需要对旧的批判才能更加鲜明。因此,作为当时旧文学、复古派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学衡派就进入了论争对手的选择范畴。作为新文学自我命名行动的论争对手,二者显然是较为恰当的人选:鸳鸯蝴蝶派是典型的旧文学的代表,而学衡派虽然不反对新文化,但在激进的文学研究会群体看来太过保守,其复古思想更是贻害甚广。还有一点,二者在当时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与他们展开论战,无疑可以获取最佳论争成效。而“较之于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致力于寻求中西合璧文化发展道路的学衡派,鸳鸯蝴蝶派作为完全本土化的、基本上以传统白话小说创作规范为依奉的文学流派,更适合充当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现代性’诞生的有效铺垫”。^[17]而论争,无疑可以充当二者之间确立逻辑关系的中介及传播的途径。

鸳鸯蝴蝶派^[18]起源于清末民初,在五四前后达到高峰。创作以小说为主,内容可以分为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家庭、武侠、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数十门类^[19],主要代表作家有徐振亚、苏曼殊、陈蝶仙、包天笑、李涵秋、朱鸳雏、程小青、张恨水等,代表作有《玉梨魂》、《断鸿零雁记》、《广陵潮》、《九尾龟》、《歇浦潮》、《金粉世家》等^[20],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新报》、《游戏杂志》、《红杂志》、《红玫瑰》等。它推崇消费文学观念,将文学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闲品,《游戏杂志》编者曾云:

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祖德宗功,上下五千年,其肇始之初,不过游戏之偶而已。^[21]

鸳蝴派消闲的文学观念,哀怨感伤的悲剧故事,凄清的叙事情调都建立在这样的土壤上。显然,这些基本特点,都与当时文学研究会等倡导的文学为人生、关怀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后者看来,前者以满足市民趣味为宗旨,重在文学消费功能,只是复制庸碌的市民,而不能创造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这是将文学社会功能设定为启蒙大众的积极效应的文学研究会所无法容忍的。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消闲庸俗、无益于社会人生的文学流派竟然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体,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22]连茅盾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23]这就让立志于新文学建设,梦想实现对国民的文化思想启蒙的文学研究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二者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期”,茅盾就已经将矛头指向了鸳蝴派。1919年底,他受邀编辑《小说月报》新辟栏目“小说新潮”,在《宣言》中提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重思想内容,不重形式”,随后,在该栏目内陆续刊发自己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并且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如第十一卷第四期所登黄厚生的《读〈小说新潮栏宣言〉》,虽然茅盾也认为黄的观点不尽正确,但还是非常欣喜,因为“他反对以小说为消遣品,而认为‘小说是改良社会、振兴国家,在教育上所占的位置,在文学上所占的价值,均能算括括叫的第一等’,却针对‘礼拜六派’而发。”他还在该栏目刊发新诗及一些新人的译作,选取的多是与“礼拜六派”所偏爱的“奇情加苦情的消遣小说”迥异的现实主义作品。^[24]他的努力,终于打开了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的缺口。

回顾茅盾在《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期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对鸳蝴派的论争实际酝酿已久,只是因为当时新文学力量弱小,尚且无法与之直接抗衡,但冲突的种子早已开始萌芽并茁壮成长。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随着新文学力量的逐渐壮大,对鸳蝴派的论争终于可以全面施行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振铎会将《文学旬刊》的办刊宗旨阐释为:

《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的做去。^[25]

而茅盾,则干脆将创办《文学旬刊》的目的解释为:“首先,我们对于鸳蝴派就可以正面攻击”。^[26]

显然,对这场论争的爆发,新文学一方实际是充满了期待的。

遗憾的是,我没能查找到文学研究会成员具体策划论争的直接材料,但是从郑振铎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将鸳蝴派作为论争对象的决心被反复提及:“我们要注全力来对付近来的反动——礼拜六一流人的反动”^[27],“礼拜六派的势力,甚为盛大,差不多没有一个卖日报的人没有不带卖礼拜六等,其他火车轮船埠站,及各烟纸店,小书摊,亦有他们的踪迹……我们想在上海攻击一下。先生在北京方面,也应该给他们些教训才好。”^[28]

综上可见,这种论争的发起带有强烈的预期性,符合文学研究会的期待视野,具有人为设计及操控性。

(二)论争过程:鲜明的策略性

茅盾接手《小说月报》,是两者矛盾全面展开的开始,他将王蕴章主编时期几乎成为鸳蝴派发表基地的《小说月报》改组为新式白话文创作的大本营,从作家群落、栏目设置到整体文学风貌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作家群体中的林纾、周瘦鹃、程小青等纷纷退出,代之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弹词”、“文苑”、“杂载”等与鸳蝴派创作体裁相协调的栏目被取缔,新设的“海外文坛消息”、“社评”、“译论”、“读者文坛”等栏目都富有关怀现实、视阈开阔等特点;在创作风格上,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取代专在“抒情”的鸳蝴派风格成为主流,这样的革新体现出编者已经在积极酝酿着二者全面性的交锋了。^[29]

文学研究会正式会刊《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的出现,标志着这场论争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在文学研究会一方,这场战争显然是有备而来,目的极为明确。

身为主编的郑振铎,撰写了一系列抨击鸳蝴派作品的随感,主要观点为:(一)抨击其消闲的文学观:“以游戏文章视文学,不惟侮辱了文学,并且也侮辱了自己”。^[30](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鸳蝴派尽管“时时冒充新式,做几首游戏的新诗;在陈陈相因的小说中,砌上几个‘解放’、‘家庭问题’的现成名词。同时却又大力提倡‘节’‘孝’”^[31],因此,只能是被历史淘汰的旧文学,新旧文学调和的道路根本无法走通。(www.xing528.com)

如果说茅盾是从发表园地的意义上阻断了鸳蝴派的生存途径的话,那么郑振铎则从理论上颠覆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其游戏消闲的文学观念不仅完全无益于“血与泪”的现实,而且与新文学之间水火不相容,既缺乏存在的现实意义,也不具备现代转型的可能性。此外,叶圣陶等人也纷纷撰文加入对鸳蝴派的批判。

接连受到发表阵地的失守和尖锐的言辞攻击,鸳蝴派作家当然不甘示弱。茅盾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对方阵营的强大压力,他在1921年8月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谈到:“上海谩骂之报纸太多,《晶报》常与《小说月报》开玩笑,我们要他办事,更成功少而笑骂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32]所谓“玩笑”是茅盾化重若轻的说法,实际事态要严重得多。比如,《晶报》上的一篇指名写给“莺雪老弟”(暗指雁冰)的文章就很富代表性。他先是褒扬革新前的《小说月报》,然后讽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越看越弄不明白……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断了……仿佛在云里雾里、简直是莫名其妙”。^[33]并说拿这样的刊物去包酱鸭也嫌臭。

对于鸳蝴派这种夹杂人身攻击的尖刻反击,文学研究会的反应极有章法。

首先是近半年的时间没有正面反击。因为在这一时期,面对鸳蝴派没有明确针对对象及观点,只是近似人身攻击、市井谩骂的反击,一时还难以确定自己的具体进攻策略。而相比于鸳蝴派经营多年的势力影响,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也还没有完全胜出的把握。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文学研究会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支撑自己的完整、统一而有力的理论体系。尽管文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成立宗旨规定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但是如此宏大的使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如何实施?具体的标准与规范是什么?应该说在很长时间里,至少在1922年之前都相当模糊,新文学群体内部对此分歧重重。茅盾后来进行过这样的分析:“关于建设新文化,……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34]

在社团初创并面临外界挑战时,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导致无法用一种统一的口径一致对外,更无力构建起本社团的整体面貌。因此,“一次论战的到来,某种意义上,可以为社团内部统一思想,确立社团内部的主流意见提供一种难得的契机。对于文学研究会来说,的确就是在应对鸳蝴派这样的挑战时,获得了一次酝酿、协调、整合社团文学观念,确立一套既能反映大多数成员文学立场,又能行之有效地回击其他社团论争的基本文学创作规范的良好机会,而且通过论战,还能切实地检验一下自己提出来的文学观念是否真的能够贯通文学与现实,是否真能实现他们所设想的那种结果。”^[35]因此,文学研究会不急于争夺一时之间的气焰高低,在经过充分酝酿协调整合之后,才选择全力出击。

1922年,经过充分准备,文学研究会正式回击鸳蝴派。这次无论是观念还是立场,都已经因为趋于统一而显得明朗了许多。首先进行回击的是郑振铎。他推出《悲观》、《“文娼”》等文章,对鸳蝴派创作行为进行定位,将其命名为“文丐”、“文娼”。批评他们为迎合社会心理,向空虚构招徕读者,互使暗计争夺市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他还注意到改变读者阅读趣味的重要性:“如果这个社会里一般读者的眼光不变换过,他们这班‘卖文为活’的人,是绝对扫除不掉的。即使他们知道忏悔,竟而改过了,仍旧会有一班后起者来填补他们的缺的。”^[36]他还进一步将“游戏消遣”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都归于传统谬误的观念,认为要改变文学现状,只有建立新的文学观念:

我们要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却不能不把这两种传统的文学观尽力的廓清,尽力的打破,同时即去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就是:

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37]

类似的观念在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文章中也有深入阐释,如李之常就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中,列举了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旧小说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并且指出:

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决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为了追求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他明确提出了以“自然主义”作为当前文学基本规范的理由与必要性:

中国的黑暗的现状,亟待谋经济组织底变更,非用科学的精密观察描写中国多方面的病的现象之真况,以培养国人革命底感情不可,非采用自然主义作今日底文学主义不可。中国文学采用自然主义是适应环境。

茅盾在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抨击鸳蝴派创作是“记帐式的报告”,不懂描写,更不懂客观观察:“作者自己既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并将其最大的错误归结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总之,他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全然否定了鸳蝴派小说的存在价值,认为只有自然主义才能弥补上述缺陷,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切实的发展方向。他不仅在该文中以“自然主义”为核心,将文学立场、创作方法、批判角度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系统地阐释了文学研究会的“现代”立场;在随后发表的《写实主义之流弊?》、《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等一系列文章中,更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充分展现了自然主义参与文学与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的种种优越性。^[38]

沈雁冰的阐释极有章法,将对自然主义的介绍推广与当前社会语境有机融合,既稳稳立足于现实土壤,又避免了过分的自我封闭。可以说,“通过与鸳蝴派的论争,‘自然主义’由于有现实需要作为有力支撑,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内部取得了主流地位,完成了文学研究会思想观念的一次整合,使文学研究会表示自己现代立场的最显著印记最终能够浮现出来;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它也籍论争之力,借助鸳蝴派已有的市场影响,完成了文学研究会‘现代’面目的一次成功的塑造和传播。”^[39]

由上可见,二者论争的意义超出了论争本身,成为一个社团整理、建构乃至表现其现代性理想的必要途径。“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文学研究会对自身存在的深入命名与阐释,指向了自身现实影响的传播与扩展,尤其是鸳蝴派是如此适合的对手——只有孱弱的理论根基,质低而量少的论争文章与无可置疑的文学商品化立场。”^[40]

值得注意的是,与面对创造社的被动应战、主动调和不同,文学研究会在与鸳蝴派的论战中不仅主动出击,而且非常坚决地拒绝从中调和的可能。在论争中,黄厚生曾先后撰文《调和新旧文学谈》、《调和新旧文学进一解》,主张二者握手言和,但遭到了文学研究会诸君斩钉截铁的拒绝:“无论什么东西,如果极端相反的就没有调和的余地”^[41],“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一方面极力攻击,免得后来的纯洁的人也沾污泥;一方面灌输文学知识,愿良心未尽死,热血未尽冷的人见了,知道文学的真义,能立刻弃旧屋而就新途。”^[42]这种坚决的态度显然与同创造社论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态度、立场的反差来自于对论争对象定位的差异,定位不同,因此论争的具体策略也存在很大差别。

(三)刊物对论争具体实施的保障

文学研究会非常注重为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充分保障,这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刊物的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中有着鲜明体现,而且反映在积极的版面支持方面。

作为影响深远的知名刊物,《小说月报》成为参与论争的重要载体和焦点之一,对于自然主义介绍与推广最为有力的文章,都刊载在《小说月报》上,它奠定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理论基础,而且通过论战,《小说月报》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与文化领域,而是延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小说月报》的刊物定位(综合性文艺刊物,理论、批评只是众多功能之一)及发行周期(月刊)的限制,不能满足论争的需要,因此,短小精悍、快速犀利的《文学旬刊》的问世成为众望所归。文学研究会明确表示:《文学旬刊》的编辑宗旨重点在于论争和批评,以弥补《小说月报》出刊周期长,此类文章版面有限的不足。

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也附在《时事新报》里开始发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学运动里尽了很大的力”,并且公开承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43]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正流的污蔑的话。”的确,从1921年5月份《文学旬刊》创刊后,几乎每期上都有针对鸳蝴派的批评文章,而且往往都刊登在非常瞩目的位置,作为重点推出。如郑振铎《文学的定义》刊发于《文学旬刊》1921年第1号,《新旧文学的调和》刊发于第4号,《文学的使命》刊发于第5号,《新旧文学果可调和吗?》刊发于第6号……充分发挥了《文学旬刊》出版周期短,反应迅速,版面支持充分的优势,为论争的展开提供了最充分的阵地保障。这样不仅充分弥补了《小说月报》周期长,相应版面不足的缺憾,而且使这一初建的机关刊物迅速找准了自己的文化定位,不仅很快就在文坛上立稳脚跟,而且迅速发挥出自身优势,为文学研究会群体的文化启蒙理想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