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合作与发展

一、与创造社的论争

(一)被动应战

创造社成立之后很快就挑起了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关于这次论争,茅盾曾这样回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是在一九二二年初夏,我们正与‘礼拜六’派进行激烈的论战,接着又与‘学衡派’进行论战的时候突然发生的,说它‘突然’,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同创造社发生冲突;当时我和郑振铎对创造社诸君,尤其郭沫若君是很敬佩的。”^[3]

当时的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新文学的建设,将论争对象锁定于“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阵营。在这种前提下,创造社的炮火虽然也部分地迎合了文学研究会扩大影响的期待视野,但毕竟同属新文学阵营内部,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创造社显然不是文学研究会预期的论战对象,至少不是最当务之急的对象。所以,与创造社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被动应战。

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始终对郭沫若等人盛情相邀。^[4]早在发起时,就曾写信给田寿昌(田汉),邀请他与郭沫若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但田汉没有答复。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就请他到半凇园吃饭,再邀加盟,还是被他婉辞谢绝,只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助。“不加入团体,也可以合作,这是郭沫若当时回答郑的话,我们也以为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郭沫若他们正在酝酿成立另一个文学团体。六月上旬郭沫若回到日本,七月初就在东京成立了创造社。”^[5]

很明显,文学研究会将创造社视为新文学的同路人,当做要努力团结的对象,并没有任何作为论争对象的意愿。以文学研究会对于论争制度的认识和完善,它的论争目的明确,对象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从自身立场出发,创造社在当时并不是发起论争的对象,文学研究会更关键的任务是与旧文学争夺话语领导权,确立新文学的地位和规范。因此,这次的论争,文学研究会是被动应战,而且,最终选择主动放弃。

(二)论争过程

创造社诞生后,迅速挑起了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表面看去,论争的分歧在于两种文学观的差异,但是,如果联系五四文坛的状况与创造社作家初登文坛时的境遇,细读他们挑起论战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除了显在的文学观的差异之外,还包含着争夺文坛话语权力的深层内涵。

当时的文学研究会确实居于新文学核心位置,大部分成员经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直接秉承了文学革命传统,代表着国内新文学的主流。

而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显然缺乏如此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日本的留学生涯,阻断了他们与国内文学革命的亲密接触,相较于国内文坛余波未熄的革命氛围,他们更多注重自身审美理想的创作,显得缺乏社会根基,以这样的作品突入当时的文坛,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

在郭沫若、郁达夫初登文坛时,确实没有得到多少喝彩与鼓励,当人们翘首以盼的“冲破一切传统手法与思想”的“摩罗诗人”破茧而出时,并没有立即被读者广泛接受。不仅在读者那里遭遇平淡,在出版方面也境遇不畅。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用大量的篇幅写自己在上海泰东书局的类似于“食客”的待遇——虽然管吃管住,但不发聘书、不定职位、不发薪水;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发表很多诗作,颇有诗名,但泰东的老板、职员却并不把他看做什么名人。而另一面,他又写到,就是这些轻视自己的人,却为“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的来访喜形于色。笔触虽然充满讽刺不屑,却也流露出一抹辛酸。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积压半年之久才得以分六期发表,但作品中刻意展现的主观情绪的传达受到了很大影响。小说集《沉沦》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出版的时间却是写作过后的两三年,而在1921年,人们“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书”。^[6]

文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胡适在1921年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7]直到1923年,在谈及郭沫若、郁达夫的创作时,他还坦言“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而鲁迅在得知他们在筹备《创造》季刊的消息后表示:“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咖啡(因苦艾酒之类太贵)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8]

原本自视甚高、急于寻求国内文坛认同的创造社诸君对于如此的际遇当然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决心以激烈的言辞发出存在的声音,立志在文学研究会统领的新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

郭沫若、郁达夫挑起论争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艺文私见》、《海外归鸿·二》等三篇文章就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心理动因。

由郁达夫执笔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刊载于《时事新报》的头版上,文中指出:“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

郭沫若则在刊于《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海外归鸿·二》中直言:“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扬,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见解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

这些犀利的言辞,将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国内文坛,指向新文学的权威阵营——文学研究会,并宣称要以自己的呐喊来打破后者对文坛的统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狂妄了……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批评不可以冷却,我们今后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批评,当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9](www.xing528.com)

成仿吾则干脆将创造社的使命阐释为:“把他们(指文学研究会——引者注)的大帝国打倒”^[10],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文坛的霸主。

对于他们如此激烈尖刻的文章,文学研究会颇为反感,茅盾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作为回敬,对《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作品阐述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我极表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措辞虽然委婉、客观,但也暗含锋芒。在稍后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茅盾对自己的出手反击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创造》及郁、郭二君,我本无敌意,唯其语言太逼人,一时不耐,故亦反骂。新派不应自相争,郁君在发启《女神》出版周年纪念时,似亦有此意,不解其何以一面如此说,而一面又漫骂也。”^[11]被动迎战的心态非常鲜明,但创造社显然对他的回击极为兴奋。1922年7月27日和8月11日,郭、郁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发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分别针对沈雁冰的批评观和文学研究会的文艺观展开批判,嘲笑他们提倡为人生而写作“血与泪”的文学主张,都是“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文学研究会对这样的攻击显然有些气躁了,在给周作人的信里,郑振铎忍不住写到:“我们原无与他们敌对之意,而他们却愈逼愈紧,骂到无所不骂。难道我们竟忍到无可复忍之地步而还要忍受下去吗?乞同北京同人商量一下,应如何对待他们?”^[12]虽然周作人及其他北京同人的回复已经无法查证,但接下来文学研究会的确开始了反击:沈雁冰特地撰写《介绍外国作家的目的》和《文学与政治社会》,郑振铎也写了《杂谈》,进行认真辩答。

为了实现自身目的,创造社不仅用最激烈与最尖刻的言辞去攻击文学研究会,甚至专程去挑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籍的错误之处,并写成批评误译的专论。在1922年8月2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2期上,郭沫若就发表了专门罗列《意门湖》(文学研究会出版)的误译之处的专文《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攻击文学研究会不负责任,而成仿吾更是抓住了《小说月报》中佩韦(王统照)误将无神论(Atheism)译为“雅典主义”而极尽嘲讽之能事。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纯粹的、源于审美观差异的文学论争范畴,而进入到意气之争的领域。

由此可见,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创造社之挑战文学研究会,急切地树文学研究会为敌,纵然有文学观念分歧的显在原因,但是,急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争得在中国文坛的席位,从文学研究会手中争夺话语权,无疑是其挑起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13]

但对于文学研究会而言,在夺取新文学话语领导权,建立新文学规范的过程中,既需要新文学内部的主流之争(如与创造社的论争),更需要旧文学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凸现新文学的自我命名行动,这对于真正扩大新文学的影响,立稳脚跟并且真正击败旧文学,至为关键。因此,在旧文学中选取最适宜的论争对手,选取最适宜的论争角度,并且以最充分的技术支持(期刊的版面支持、栏目设计、发表阵地的保证等)展开这种新文学自我命名的论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虽然激烈,但究其根本,仍属新文学内部之争,虽然客观上有助于宣扬新文学的各种观念,有利于引起人们的关注,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但是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羽翼未丰的新文学而言,这种同室操戈未免有些两败俱伤。尤其在论争中,部分文章火药味十足,甚至近乎人身攻击与漫骂,揪住对方一些小的瑕疵咬住不放,不仅没有彰显新文学应有的生机、活力与积极,反倒会让读者心生反感,甚至令旧文学阵营拍手称快,有机可乘,对新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夹进了太多意气和成见,以至成了一场护自己之短,揭他人之疮,讽刺、挖苦乃至骂人的混战,徒伤了感情。”^[14]

(三)主动退出

尽管创造社咄咄逼人,似乎在论争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似乎也已夺得了与文学研究会共同统领文坛的地位,但实质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文学研究会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统地位。显然,文学研究会自身对这一点认识得更为清楚,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果断地退出这次论争。

我们谈到论争的人为设计及操控性,不仅表现在对论争的主动发起、运作上,同样体现在对论争的主动放弃上。对于不再符合自身期待视野的论争,果断予以终结,不纠缠于一时的意气之争,同样显示出论争体制的鲜明特色。

反顾这场论争不难发现,对于创造社的举动,文学研究会虽然据理力争,但是始终保持着较为理性、客观的心态。如沈雁冰在针对郭沫若火药味十足且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文章作出应答的《“半斤”VS“八两”》一文中,还是坚持阐明自己的《〈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是由于郭“党同伐异”而“激”出来的,“并非轻看《创造》,和《晨报副刊》的《估〈学衡〉》是不同的”。这表明,文学研究会一直将创造社作家视为新文学阵营内部成员,因此,他们的批评态度始终较为理性。而郑振铎则干脆发表致郭沫若的信,对他批评《意门湖》表示感谢,并对误译原因予以解释。而对于成仿吾的意气之举,文学研究会干脆不予回应——“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之内;凡涉于事实方面的,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所以成仿吾屡次因辩论学理而大骂文学研究会排斥异己,广招党羽,我们都置之而不辩,因为我们知道与成君辩论是极没有意味的事。”^[15]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创造社的论争中,文学研究会曾经两次有意和解:第一次,郁达夫于1922年8月2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女神〉之生日》,一方面认为“中国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个人都岌岌于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到了目下终至演出甲派乙派争辩,A团与B团谩骂的一种怪现象来”。继而表示“想请目下散在的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拢来谈一谈,好把微细的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合融合,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为此,他倡议于8月5日晚上举行《女神》生日纪念会,以便“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谈我们胸中所蕴积的语言,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以巩固我们新文学的方略”。并对郑振铎发出邀请,请他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参加纪念会,郑振铎欣然应允,表示要多邀文学研究会同人参加,借此机会组织作家协会。纪念会如期举行,与会的除了创造社作家外,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庐隐等,会后还拍照留念。发起邀请的虽是郁达夫,但郑等人的积极应和也非常关键。尤其是提出组织作家协会,更体现出想以和解方式结束论战的诚意,但事与愿违,不仅协会未能组织成功,二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隔阂,反而日见尖锐了。

第二次,就是1924年7月21日第131期《时事新报·文学》上发表《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信》,沈、郑同时公开表示:“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16]从此,果然对于创造社的骂战,不再回应,从而让这场历时三年的论争终于画上句号。

在1923年12月10日上海《文学》第100期纪念专号上,郑振铎还曾对文学研究会的态度立场进行过这样的阐释:

我们更希望国内从文艺的同志,都能向上努力,不可因故而相互倾轧。我们固不希望大家都走上一条路,但至少总愿意在各路上同向文艺的园林走去的人,不要中途打起架来,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

至于我们自己呢,除了走自己的路以外,我们还愿意把本刊公开了,帮助一切为文艺而努力的人——只要他们是忠实的为文艺而努力的。

我们认定一切忠实的向文艺的路走去的人为友人,——我们无论如何决不以敌视之——虽然有时我们也许要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