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论争机制的影响

第一节　文学论争机制

反观现代文学史,充满着文学论争。从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新文学与学衡派和甲寅派、“问题与主义”论争,到30年代的“左联”与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艺、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再到40年代的“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文学论争,几乎每一次论争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制,除了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外,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很多论争都不仅仅是出于纯粹的文学创作需要,或基于创作而提出的文学理论,而是还着眼于社会形势对文学的要求。其关注中心也往往会偏离文学,更多指向社会现实中的其他问题。文学论争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包含着政治、美学、权力等多维因素,只是历次论争中各有侧重而已。要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其真实面貌,必须对上述因素有全面立体的认识。鉴于已有研究对于政治、美学冲突论述颇丰,本书的着重点在于深入探究文学研究会的历次论争中所体现出的话语权力争夺的深层意图。

文学借助论争吸引社会注意力,获得话语领导权,论争重心不仅仅局限于对概念本身的阐发,而是尽可能占领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通过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扩大文学影响的方式和手段,论争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和推广,并逐渐蔓延开来,传染和渗透进新文学肌体。^[2]因此,对于一种文学思潮或一个社团来说,要想确立自己明确的宗旨与立场,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论争。(www.xing528.com)

通过论争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能够迅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对于胸怀远大志向,并已经“包罗各派人物”的文学研究会而言,成立之初,也是颇感寂寞。迅速扩大影响的想法非常明确。尤其是“新文学”社团的“新”到底落实在何处?隐藏在“新”背后的“现代”如何被清晰指认和命名等问题摆在成员面前。因此,通过论争而凸现的自我命名行动,是被期待的结果。

在文学研究会发起的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强烈的人为操控性。论争的发生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有着人为设计的痕迹:依据需要来具体设定论争内容、对象、步骤,方法,并且注重对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体制保障。论争发生的期待视野既包括新文学自身建设,也包含着扩大自身影响,占据文坛中心,享有理论主导权等多重复杂因素。从上述需要出发,经过谨慎的考虑,确立最基本的思路,然后选择最适合的论争对象,按照预先设定的思路给对象定位,然后进行逻辑严密的系列攻击:用论争对象的不合时宜来陪衬自身的合法性意义,并且注意将论争与国情发展需要、与对当前文坛流弊的分析紧密相连,在大的文化背景中凸显自身的价值,从而进一步确立自己的主流、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身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发展的规范(以文化启蒙为宗旨)。文学研究会注重为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保障,这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刊物的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中有着鲜明体现,而且有着充分的版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