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丛书的构成、宣传策略、出版实况及其影响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推出,主要的推动力无疑来自新文学社团内部,在整个丛书的酝酿、策划、推出的过程中,郑振铎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很早就有编辑丛书的想法,早在1919年主编《新社会》旬刊时,就曾筹备出版有关“通俗丛书”的工作(后因条件限制未成)。1920年7月2日撰写《我对于编译丛书的几个意见》,从理论上强调了对丛书编辑工作的观念。强调注重质量,态度要慎重,同时要有全局规划,要照顾各学科、各门类:“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该文应该引起了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蒋百里的注意。蒋正在梁启超的指示下主编“共学社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39]此时,郑振铎与蒋百里经人介绍相识,郑应蒋约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两套丛书,加入该丛书的出版。这两种丛书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丛书,而且大多是从俄文直译的,因此,对于介绍俄国文学,推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这些丛书可以看做后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前身,[40]因为这些译者几乎都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而且郑振铎正是通过编辑这两套丛书得到了经验,并得到了“商务”当局的信任,从而使后来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宏大编辑出版计划顺利得到“商务”的同意。
早在筹备发起文学研究会时,郑振铎就开始设计出版该丛书。在起草的文学研究会会章第四条,就提出该会有两种事业,一是研究,二是出版,包括“刊行会报”和“编辑丛书”,并很快得到了“商务”的同意。1921年5月,他进“商务”工作,该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在他的主持下顺利展开了。
(一)宣传造势
1921年5月25日,《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后来又相继刊载于5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6 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等报刊。
5月26日,《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后又登载于5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8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8号等报刊。
5月27日,《丛书目录》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共收书目87种。后又刊发于《时事新报·学灯》,题目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预告》;还刊发于6月10日《东方杂志》、8月10日《小说月报》,书目有所变化,共83种。
该丛书的上述信息在这些影响很广的报刊上的连续曝光,是一种非常见效的宣传手段,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一手法也为后来的丛书编辑出版者们纷纷效仿,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
(二)明确的目的性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编选出版目的极为明确,这一点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缘起》中有清晰的阐释:
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缘起》
本会为系统的介绍世界文学,并灌输文学知识,发表会员作品起见,刊行本丛书。——《编例》第一条
该丛书不仅收入创作,还收入翻译作品和文学理论、文学史著作。特别是后两类著作,更为编者所注重。《缘起》中提到:科学的“批评文学与文学史著作”,“在中国是向来没有过的。我们把它们介绍来的原因,就是要使文学的基本知识,能够普遍于中国的文学界,乃至普通人的头脑中。”
在《编例》中,列在最前面的书类是:(1)文学原理及批评文学之书;(2)时别的、地别的及种类别的文学史及文学概论; (3)各作家之评传,个人的及集体的。
在目录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鲜明,排在最前面的是:
文学的近代研究 莫尔顿著(美) 郑振铎译
文学的原理与问题 亨德著(英) 沈泽民译
文艺思潮论 厨川白村著(日) 谢六逸译
文艺概论 黑特生著(英) 瞿世英译
文艺之社会批评 蒲克著(英) 李石岑、沈雁冰柯一岑、郑振铎译
戏剧发达史 布兰特马太著(英) 王统照译
近代戏剧 列费森著(德) 李之常译
意大利文学史 胡愈之编
俄国文学史 郑振铎编
英国文学史 沈雁冰编
德国文学史 蒋百里编
法国文学史 冬芬编(www.xing528.com)
美国文学史 瞿世英编
北欧文学史 刘健编
西班牙文学史 郑庆豫编
匈牙利文学史 李特尔著(匈) 沈泽民译
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克罗马特金著(俄) 谢六逸、沈雁冰沈泽民译
太戈尔研究郑振铎、瞿世英编
……[41]
虽然碍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全部出版,但是这种启蒙的初衷还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在编例和目录中的体现及发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20年代初期,如此重视理论建设的,文学研究会及其丛书是独一无二的。
(三)“丛书”出版实绩
“文学研究会丛书”自1921年10月开始出版,至1937年4月止,陆续出版107种。在翻译方面成就斐然,共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等8本文学理论名著,还有泰戈尔、莫泊桑、高尔斯·华绥等35位外国作家的50多部作品。入选的主要是外国知名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在读者中很受欢迎的作品。如1922年10月版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12月版的王尔德《狱中记》,7月版的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都多次再版。同时收入本土作家创作集:瞿秋白、叶圣陶、老舍、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朱湘等人最初的创作集,都收入其内。
同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系统的,在20年代还包括以下几种丛书:一是“小说月报丛刊”。1924年11月—192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12册为1集,共60册。郑振铎主编,徐调孚助编,选入的都是曾在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四十八开本,每本约七八十页,售价便宜,便于携带或保存,所以也深受读者欢迎。
二是“文学周报社丛书”,仍是由郑振铎主编,时间跨度为1925年12月至1930年5月,共出28种。除了文学作品及理论外,还收有丰子恺的两本漫画集。现在提到该丛书都说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但最早几部书问世时,开明书店还未诞生。1925年初,《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因为发表关于性道德的文章而被资方开除,在郑振铎等人的支持下,章办起了“妇女问题研究会”,郑把《文学周报》及其丛书都交给该会印行。章锡琛于1926年8月1日正式创办了开明书店。
上述两种丛书,都是与郑振铎当时主编的刊物或副刊有关,大多收入的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而且多采用小型形式,装帧简易,出版周期短,容易推广。
此外,还有“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书”。1924年1月至1928年10月共出9种,均为郑振铎主编。他在所撰写的该丛书的序言中指出:
现在提倡戏剧的人很多,学生的爱美的剧团也一天天的发达起来。但剧本的产生,则似乎不能与他们的需要相应。到处都感着剧本饥荒的痛苦。到处都在试编各种剧本,而其结果,则成功者极少。……所以在现在的时候,通俗的比较成功的剧本,实有传播的必要。我们印行这个通俗戏剧丛书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该丛书共收入20个剧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套新的剧本丛书。在20年代,专门的剧本丛书很少见,该丛书的推出无疑对我国现代戏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编者的非常清晰的编选宗旨——引导中国戏曲的发展走向——实为中国新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这一丛书系统的,在30年代还有“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主编都是郑振铎。前一种丛书出版起止时间为1930年5月至1939年10月,共14种,内容包括阿志巴绥夫《沙宁》(郑振铎译)、路卜逊《黑色马》(映波译)、福楼拜《萨郎波》(李颉人译)等长篇小说,以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内不同作家的作品选译,如傅东华选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化外人》,卞之琳选译的外国诗、散文、短篇小说集《西窗集》,朱湘选译的外国诗集《番石榴集》以及法国、日本、俄国小说集等,都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品。
“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是整个“文学研究会丛书”体系的收尾之作,目的在于对经过十余年发展的新文学创作进行总结,推动创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推出过程中,为壮大声势,以一次同时出版10本书的方法来推出。第一批于1936年3月出版,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沦落》、杂文集《生之忏悔》,叶圣陶的《圣陶短篇小说集》,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张天翼短篇小说集《万仞集》,朱自清散文集《你我》,李广田散文集《画廊集》,何其芳等人的合集《汉园集》,萧乾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顾一樵等人的戏剧集《西施及其他》等。第二批于1937年6月同时出版,包括王任叔短篇小说集《流沙》,靳以短篇小说集《渡家》,李健吾戏剧集《这不过是春天》,蹇先艾短篇小说集《乡间的悲剧》,杨骚的诗剧集《记忆之都》,萧乾的杂著《小树叶》,艾芜的短篇集《芭蕉谷》,涟清的短篇集《黑屋》以及郑振铎历史小说集《桂公塘》、书信散文集《西行书简》等。因为抗战的爆发, 1940年后只出了三种:王任叔短篇集《佳讯》,郑振铎论文集《困学集》,许杰的《许杰短篇小说集》,都是由郑振铎主编的。
由上可见,编者不仅注意收录成名作家的创作,更注重收入新涌现的作家作品;不仅注重作品的质量(很多都是当时的上佳之作),而且注重各种文学类别的搭配。郑振铎在主持这两套丛书的编选出版工作时,文学研究会其实即将或已经解体了,但他仍坚持该会的名义,也是为了贯彻发展我国的新文学事业的初衷。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总数达到250种以上,时间跨度达20多年,囊括了各种体裁的创作、译作,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等,涉及50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收入100多位本土作家的创作和译作。虽然著译者大多属于文学研究会群体,但编选者并不以此为圭臬,始终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30年代后更是收入了很多非会员作家的作品。无论是规模、时间、质量,还是启蒙意义、影响都在新文学史上卓然出众,唯一可以与之比肩的,是巴金在三四十年代主编的“文学丛刊”,但后者不收译作,理论作品也很少。[42]因此,就连在政治观念上存在偏见的台湾现代文学研究者陈敬之也这样评价“文学研究会丛书”:
内容包括了文艺的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作家也包括了老的、新的、会内的、会外的。在新文艺的“量”和“质”的表现上,都相当可观。而那时的新进作家,由于得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提挈和陪护而因以成名的,也实在不少。这是它最开明、最卓越,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点。[43]
(四)文学与出版的结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丛书的出版是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深层合作的结晶,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开明书店的合作,也创造了一种社会系统中较为良性的循环机制。作为出版业,经济效益、商业化目的是后者首要考虑的内容,而文学研究会建设新文学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两者不同的追求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系统的常态。在丛书内容选择及出版运作上,既体现了引导文学研究会新文学建设的意图,也兼容了出版商商业利益的追求,不仅展现了新文学发展的实绩,也反映了出版者的商业目的。
文学研究会初期推出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大部分出版于1921年至1925年间,其他四种丛书的出版发行,基本是1925年至1948年,前两种丛书中大部分是外国译著,文学研究会成员自己的创作不足三分之一。这种选择,既有前文分析过的文学发展建设方面的因素,也有着较为强烈的商业市场运作需求的痕迹。
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最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商业利益、市场效益。变革中的市场和读者群不满足于旧文学,但对新文学又往往持观望态度,最有吸引力的当属对外国文学的引进介绍。所以,前两种丛书中译著占据更多比重,显然有商业运作经营因素的考虑。在译作的选择收入过程中,虽然非常注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引进介绍,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还是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与接受心理,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数量上,仍然是作品占多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译著则数量较少。
实际出书与书目广告之间,在数量与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如1921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上刊发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中大部分是外国作品译著,少部分为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译著,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集只有叶圣陶小说集《隔膜》和陈大悲的戏剧集《幽兰女士》。但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则有了不小的变动。目前能够见到的该丛书共有107种,但本土作家作品集则收入了瞿秋白、叶圣陶、老舍、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朱湘等人最初的创作集,显然有了很大的增加。丛书最初的书目与实际出书之间的变动,原因有很多,因资料所限,现在无法将其一一厘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变动背后显然存在着出版商商业眼光与新文学社团文学建设之间的某种默契。剩余的四种丛书因为出版于1925年以后,此时的新文学已经立稳阵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与自己稳定的读者群。因此,“商务”可以直接推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的品牌。在此基础上,为了稳妥起见,确保一定的市场销量,他们不忘吸引具有其他阅读期待的读者群,因此,辅之以“世界文学名著”、“通俗戏剧”等内容与宣传,既可以全方位地展现现代文学发展的成就,又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商业利润。[44]这种商业运营策略不只限于“商务”这样的老牌出版商,一向以进步闻名的开明书店在推出“文学周报丛书”时,选择最有可能打开销路的丰子恺的《子恺漫画》作为丛书之首,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是文学家与出版商二者互补的产物,呈现出独特的现代文化景观。
这种互补机制更深层的原因是城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创作群体主要聚合在北京高等学府及学术机构中,在改造旧文化、建构新文化的过程中,从根本上仍然保留了知识分子作为精英文化主导的特征。而“商务”、“开明”则立足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商品经济的市场化确立了城市文化的机制。文化成为商品,是现代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出版业把现代传媒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文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支撑点。因此,“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通过“商务”、“开明”两大出版业陆续出版,并非简单是一个新文学自身实绩的问题,它是一种现代文化现象的范式。现代的出版业为边缘性的松散型的自由文人提供了聚合的空间,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或自由文人又创造和推动了商业性的出版业。彼此互补恰恰体现了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的形态,即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聚合与互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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