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实绩和思想启蒙的研究成果

一、丛书的编选宗旨:展示新文学发展实绩,深化思想启蒙

除报刊之外,书籍也担负着文学传播载体的职责,丛书的出版更能反映出版业与文学联姻的文化现象。文学研究会本着展示新文学发展实绩,推动思想启蒙深入的原则,先后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等六类丛书共250余种,总时间跨度约20年(部分丛书在文学研究会解体后仍在出版),品种之多,历时之久,一时无二,成功显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力量和气势,并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丛书相互辉映,成为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两大丛书。文学研究会借助现代出版的制度力量,进一步确立了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推动了出版与文学的结盟,文学话语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直接影响到以后现代出版史中“文学丛书”的大量涌现。

现代文学丛书不同于传统的“丛书集成”,后者主要发挥“图书馆”、“资料室”的作用,目的在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而现代的“文学丛书”则首先是出版者经营与策划的结果,它不仅带给出版商商业利益,同时还要有普遍的社会利益,担负着文学的创造、传播的功能。因此它“是文学大众化、平民化价值追求与现代出版形成社会公共空间和文化的产业化的多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丛书’的背后,包含着创造与传播、个人与社会、审美与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多种关系。”^[36]

当然,没有出版与文学的联合,文学建设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现代文学丛书也不可能顺利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丛书“不是发表新文学作品,而是对新文学进行‘盘存’,借助现代出版,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37]新文学需要获得社会的承认,需要确立自己的位置空间,现代文学期刊为它提供了最初的发表基地,将这些已经发表的零散的单篇的作品汇集成书的工作则需要“丛书”来承担。新文学发展取得的整体实绩,只有最后形成书本的形式,才能得到最彻底地展现,从而产生最深刻的社会效应。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现代出版业的有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无疑是最佳选择,这样,不仅新文学可以借助现代出版业全面展现发展成果,商务印书馆也能够通过自身具备现代社会特质的文化资本——出版业对文学的发展实施自己的影响,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的问世。(www.xing528.com)

商务印书馆在《小说月报》革新后不久,就开始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组织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与“小说月报丛刊”。丛书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由出版社的规模与实力、策划者的眼光与意图、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号召力互相联结作用。文学研究会着眼于新文学建设,目的明确,而商务印书馆在具体编选方面则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与商业利益,运作十分谨慎,二者在合作中彼此调整适应,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效。这种丛书出版模式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后各种丛书大量涌现,如“创造社丛书”、“未名丛书”、“乌合丛书”、“狂飙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七月文丛”、“七月诗丛”、“每月文库”、“野草丛书”、“北方文丛”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述现代文学史中涌现的“丛书”现象无疑可以最直接地显示新文学发展的整体力量和气势。

丛书的编撰是新文学成绩的集体性展示,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从文学理论的倡导发展到了创作实践的实施。它总结了新文学在最初发展时期的成就,以作品选和导言的形式完整地呈现出新文学的历史和意义,并努力把新文学的观念渗透为一种制度形式,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