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在作家群体建设方面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对新老作家的积极引导与扶植,还体现在对作家群体创作思想的整合与梳理方面,它非常注重理论对创作实践的引导。因此,受其影响的作家创作,其创作理路及中心意识,都注重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鲜明的理性批判色彩。
文学研究会将文学界定为“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对这种工作的内涵,“在当时被理解为‘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57]于是就有了思考人生价值,探究人生意义等核心问题的提出,“为人生”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最响亮影响最深远的命题,而且成为创作指导思想的主流。该主题虽然不是由文学研究会首创,而是它积极继承“新青年”和“新潮社”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结果,但是因为它的积极倡导并取得了一定业绩,因此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将其视为文学研究会文学及理论的主要特色。
文学研究会高举为人生的旗帜,将社会思考和人生探索视为文学的必要内容,要求作者从不同角度去描述或揭示人生社会,描写普通人或下层人的疾苦,尤其是精神上的苦闷,期望通过这种形式,“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为使“文学为人生”成为一种共同的追求,文学研究会成员注重通过《小说月报》等刊物媒介对创作动向进行适时和适当的调整。首先是从理论上对“人生”进行基本界定:
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指出:
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
……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下一个字是为人类呼吁的,不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是“血”和“泪”写成的,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人类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余饭后消遣的东西![58]
随后,在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上相继以显著位置刊出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社会》,胡愈之《新文学与创作》,在《文学旬刊》上刊出之常《支配社会的文学论》等多篇文章,立足多角度、多层次对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深入论述,反复强化,加速民众对它的接纳与认可。(www.xing528.com)
1923年12月3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文学》上发表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再次论及“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起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现代的活的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
上述文章不仅都刊发于当时影响甚广的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等),而且都放在头条[59]或第二等极为显著的位置作为重点推出,因此,这些围绕同一主题撰写的文章不仅从理论上详细阐明了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重要性,而且成功借助现代刊物这种当时最为快捷有效的传播媒介,实现了对广大受众,特别是新文学创作者的规范和引导。这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走向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反观当时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写作确实大多出自“为人生”的引导,问题文学、乡土文学等各种文学现象都突出体现了“为人生”的追求及在人生意义上“有所为”的品质。
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立足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人们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作家要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要着眼于当前社会,批判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描写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因此,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作家群体创作往往注重表现深刻的思想力度,理性睿智的文学品格。无论是庐隐笔下热烈真诚的人生思索,还是冰心那些“爱”的咏叹,或者叶圣陶笔下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形象,甚至“乡土文学”的许杰、王鲁彦、蹇先艾等作家作品中的苦难而麻木的旧礼教牺牲品……无论文学形象如何千差万别,其关注的中心都是自我与人生、社会现实的关系,描写的目的大多在于唤起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对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民众的同情,最终实现思想启蒙。
但是,不可否认,文学研究会理性熔铸的小说虽然提高了文学的思想性,但文学的形象性却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在作品中,当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他们的苦闷彷徨,都指向对社会的批判。但对人物生存背景的描写却往往过于简单甚至理想化,不能体现生活本身的丰富与复杂,因此,他们描写的“爱的哲学”的力量和“人生究竟是什么”的彷徨都是为表达社会问题而设置的,而不是来自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正是观念和思想的意识削弱了自我,或人物丰富复杂的本能,以及广阔而多样的文化潜能,而深深地陷入了单一的社会批判。”[60]因此,无论题材是什么,其留给人最深的印象还是作者所传达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或某种思想观念,作品充斥着人生问题的思考,人生哲理的探究,不仅很难看到作者自身情感的流露,作品中的人物也大都是在某种理性观念指导下塑造的形象,缺乏鲜活的生命力。
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为人生”的文学创作理路与社团整体目标是一致的,都为了争取社会对新文学的认同,巩固文学研究会新文学中心的位置。而“问题”、“人生”、“乡土”等社会化题材的创作,与文学研究会群体理论思想的发展走向也是一致的。理论家投身于理性思考,作者则努力将现实理解转化为“观念形象”,这样的组合虽然会部分地削弱真正的文学精神,但是却为新文学在广大社会群众中得到承认推波助澜,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确实加速了社会文化对新文学的认可与接纳进程,使后者得以建立自己较为稳固的群众根基。
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文学发展初期的失调:“一个新群体的产生,突出强调建立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秩序和规范,而相对地削弱了精神的完美也是合乎情理的。”[61]而这种悖论,在以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成为了某种规律。
文学研究会不仅将对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偏重作为一种文学发展模式固定下来,而且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新文学创作。反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发展,就大的范围而言,始终是在两种文学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斗争中发展着,即文学创作是否要用一种观念来进行先行的指导?承认观念先行的文学创作,必然要与文学的功利性、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相联系,秉承这种观念的文学创作,无论身处左翼还是右翼,都更注重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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