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取消稿酬，探讨中国文学制度

二、稿酬制度上的反复:“新青年同人”取消稿酬的举措

1916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正式设置稿酬——“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二元至五元。”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作为该运动大本营的《新青年》销量迅速上升,一年之中就升至万份,销量增大,利润增加,本该增加稿费,但《新青年》却登出了取消稿酬的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大作见赐者,概不酬。^[27]

“新青年同人”的此举并非出于“不言钱、耻言钱”的传统观念,而是为了提升革命文学的价值,使其免遭流言的诽谤。《新青年》的口号是文学革命,为了革命,当然不能再要稿酬。而且,《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后,如果不取消同人自己的稿酬,势必引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猜测与“革命是假,捞钱是真”的流言,使革命文学的价值大打折扣。如果取消稿酬,则不仅可以避免流言之扰,还能保证文学革命的圣洁。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领导者,《新青年》取消稿酬的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他新文学报刊,如《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灯》等纷纷效仿不再支付稿酬,并且在新文学报刊中流行开来,成为了一种时尚。

当时,一种将稿费、版税与新文学、文学革命完全对立的观念,曾经被明确提出来,主要体现在戏剧与戏剧文学方面。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汪优游,他在《营业性质的剧团为什么不能创造真的戏剧》中指出:要创造真的戏剧,必须摆脱金钱的束缚,召集有志研究戏剧的人,仿西洋的Amateur和东洋“素人演戏”的方法,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介绍西洋戏剧知识,“造成高尚的观剧阶级”。Amateur即“业余的”、“非专业的”,被陈大悲直译为“爱美的”,他还于1922年初组建新中华戏剧协社,在北京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实践“业余的”才是美的,非职业的才是“爱美的”戏剧主张。(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作家不言钱、耻言钱,著书不为稻粱谋,是因为他们大多有官职宾位的俸银和酬资,“新青年同人”取消稿酬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因为他们大多享有薪俸丰厚的教职,他们的收入是当时普通工人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如胡适在北大月薪300元,而上海茶叶店的工人则只有两三块钱。但是并非每一个新文学作者都享有“新青年同人”这样的教薪,他们取消稿酬的举措,客观上将许多晚出的新文学家抛到了十分窘迫的处境,如当时已经享有诗名的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已经在文坛上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经济上却非常拮据。在日本期间,因为他发表作品的报刊都是不支付稿酬的新文学刊物,为了补贴生活,他只好去兼职教中文,《女神》赢得的赞誉并没有从经济上改善他的生活。1921年《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在泰东书局出版,他选择了十分抽一的版税,虽然并没有真正兑现,但还是体现出了新文学作者对于稿酬制度的态度转变。而泰东书局拖延许久之后才变相支付的工资,也着实让诗人欣喜到写家信给父母报喜:“近来男之生活已非常富裕矣……二老请勿再为男虑。”^[28]而让他感觉生活非常富裕的金额,是400 元,仅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一个月的工资。

取消稿酬的举措,不仅使晚出的新文学作者生活窘迫,同时也使部分同人自己处境陷入尴尬,鲁迅就是其中之一。1918 年,稿酬制度刚刚取消时,他不仅有教育部的工资,还有在大学里兼教职的收入,可谓衣食无忧。但是1920年,北洋政府开始拖欠公职人员工资,教育部与学校首当其冲,鲁迅不仅收入锐减,而且面临两度买房、兄弟失和,第二次购房欠下的债务,拖到去厦门时才还清。就在这一期间,鲁迅完成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如果交给商业出版社进行商业包装运作,肯定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即使按照最低的稿酬或版税标准计算,他也可以在经济上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鲁迅还是选择按照“新青年同人”的规矩——将稿件与印资交给新潮社自费出版,因为缺乏商业运作,最终只是保本而已。发表作品不领稿酬,出版作品完全自费,公职与兼职收入都被拖欠,身负债务的鲁迅还要生活,无奈之下,他也去购买彩票,还将彩票寄给了在上海的周建人,希望他就地监督。这种与他一贯风格大相径庭的做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压力带给作家的巨大影响。

与众多新文学作家因为取消稿酬而经济困窘的处境不同,非新文学作家那里却是不同的景象。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采用“商务”书号,使用“商务”的销售网,而且抽取书价四成的版税,并且享有千字20元的稿费,仅此一本书,就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背景深厚的梁启超实际生活富裕,即使如此,他不但没有放弃稿费与版税,而且尽力争取更高的金额。而通俗文学作家也在这方面奉行同一原则,例如张恨水虽然有薪酬稳定的固定职业(编辑兼记者),但也尽力争取更高的稿酬与版税。

当时的新文学家气势恢弘,观点新锐,被视为当然的时代弄潮儿。但涉及稿酬,却噤若寒蝉,仿佛被禁锁锁住了喉咙。而稿酬制度的反复,带给新文学发展的却是极大的阻力,很多作者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选择其他职业,这无疑极大影响了新文学的健康走向。因此,早日打开新文学作家关于稿酬制度的禁锁,走出观念误区,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文学研究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以自己的努力与卓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