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会刊的设置与发行规范化努力

一、会刊的设置与发行

前文讲过,文学研究会是以现代文学刊物作为主要联结纽带的现代新型文学团体,刊物在团体存在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文学研究会刊物设置与发行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这一文学团体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规范化努力。文学研究会先后改编、创办了《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包括前身——附刊于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文学》)、《文学旬刊》(附刊于北京《晨报》副刊)及《诗》月刊,在新文学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小说月报》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资深杂志,《小说月报》虽然名义上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被客气地称为“代用机关刊物”,但实际上它与文学研究会渊源极深,在新文学史上,1921年至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常常被视为文学研究会的“代名词”。

茅盾于1921年接手主编之职后将其改革为新文学的大本营,使其成为文学研究会群体聚合、联络的重要平台。有关文学研究会的各种事务发布,大到《文学研究会宣言》、《简章》、第一次的《会务报告》,小到文学研究会成员之间的通信,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而且,刊物革新后,主要栏目基本上在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掌控之中,成为其成员创作的主要发表基地。文学研究会一些重要的宣言性或宗旨性的文章,如《新文学者的责任与努力》、《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艺的真实性》等也都发表在这里,通过这些理论性文章,不仅建立起了文学研究会文学观念的基本框架,而且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刊物的理论导向。

在茅盾之后,同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的郑振铎、叶圣陶先后历任主编,虽然在革新后的十年中,主编数次更换,而且各自在自己主持期间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格,但《小说月报》总体办刊风格却始终保持一致,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思想,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学,宣扬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引领创作潮流,培养众多文学新人,老舍、巴金、丁玲等新文学大家的成名作都发表在这里。

作为现代纯文学杂志的鼻祖,《小说月报》为我国文学杂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关注国内外文学动态,注重信息含量,综合性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风格稳健、亲切,底蕴厚重。特别是它严谨的办刊思想,对稿件的严格把关,对刊物主体风格的坚持,运作发行的规范(出刊时间固定,几乎从不延误),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学旬刊》(www.xing528.com)

《文学旬刊》创办于1921年5月10日,附刊于《时事新报》。两年多以后,改为周刊,自1923年7月30日第81期起,改名为《文学》,成为周刊,仍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5月10日172期起,改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独立发行。1929年年底停刊。

《文学旬刊》是20年代最重要的小型文学刊物。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的《小说月报》不同,它公开标明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前者要受控于商务印书馆,而后者则从一开始就基本独立,脱离《时事新报》后就完全独立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前者为月刊相比,后者出版周期短,反应快,批评性、战斗性强。20年代初,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批判,对复古主义的学衡派的反击,以及对创造社宣传唯美主义主张的批评等,主要都是在该刊上进行的。除了对旧文学发起攻击之外,该刊还非常注重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发表了大量文章,培养了很多文学青年,被评为国内最好的文学周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刊物名称、出版发行处都多次变动,但在它存在的八年零七个半月中,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多月里,以及1929年6月至11月内的出版有些脱期外,基本都按正常时间发行。一份文学旬刊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坚持这样规范地出版,在整个新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在刊行过程中,为了确保出刊的及时,编委们还常常要“亲自动手折叠,检点打包,写套封,粘邮票,而且寄发的”^[30]。虽然该刊的主编有过多次调动,先后有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等十几个人单独或集体负责它的编辑,但它始终保持自己特有的风格,并没有受到编辑频繁更替的影响,这也显现出文学研究会对刊物运作的规范化努力的成果。

此外还有北京由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附送于北京《晨报》副刊,创刊于1923年6月1日,1925年9月25日因合并于上海的《文学周报》而停刊,共出刊82期,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该刊立足文学研究会基本主张并且对新文学其他流派持宽容态度,重视创作并强调文艺批评的重要性,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编发过“摆仑(拜伦)纪念号”、“纪念法郎士特号”,译介过莫泊桑、波特莱尔、欧·亨利、夏芝等人的作品,“兼容并包”是该刊的鲜明特色。

(三)《诗》月刊

《诗》月刊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期刊之一,创刊于1922年1 月1日,主编为叶圣陶、刘延陵。虽然叶圣陶在该刊创办的一年半时间里,因为工作变动辗转于杭州、北京、苏州、上海,《诗》月刊的投稿地址也随着他的履迹迁徙,刘延陵也因为工作缘故“用于《诗》月刊的时间很少”,但除了第1卷5期和第2卷2期因故未能按时出版外,其余不仅如期刊出,而且确保了刊物的整体水准与风格。因此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只出了两卷七期,但对蹒跚学步的中国新诗而言,其作用却极为重要。在《诗》月刊创刊时期,中国新诗创作还非常薄弱,因此该刊积极鼓励新诗创作,尤其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发掘与引导,采取多种措施激发作者创作及投稿的热情,不仅发现、培养了大批诗人,为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而且引导读者逐步认识并认同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新诗,促使读者诗歌赏析的审美心理、欣赏品位逐步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蜕变。可以说,《诗》月刊为处于拓荒期的新诗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这些都为日后新诗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学研究会会刊的成功运行,不仅为社团赢得了广泛影响,同时也给社团成员提供了聚集的平台,文学研究会松散而有序的存在状况,与这些载体的选择、建设密不可分。在这些刊物的策划、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文学研究会组织运作的规范化努力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