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浅议《典论·论文》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浅议《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末建安时期有著名的“三曹”，这就是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其中的曹丕，在创作成就上虽然比他的父亲和弟弟稍差一些，但造诣也很高，他的七言诗和长篇杂言诗都写得很好，是这些文体中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优秀的文人作品。特别是，曹丕在创作诗、赋之外，还擅长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就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有创见的、系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既表达了曹丕的文学思想，又体现了曹魏王朝开国后的文化政策。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典论》，共20篇，分别探讨和论述了文、史、哲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可惜的是，这部书的大部分篇章在唐宋的时候就散失了，其中《论文》一篇，由于被南朝梁代的萧统编进了《文选》（即《昭明文选》），才完整地保存下来。

《论文》谈的是关于文章批评和写作方面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文章”既包括诗和赋这些今天所谓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经过精心构思而写成的说理散文、应用散文，大致上相当于今天文学理论上所说的“广义文学”，所以它一向被公认为是一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从文章开头到第四段，作者论述的是文学批评问题。其中批评了三种错误的文学评论态度，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具体进行了文学批评实践。

曹丕的文学批评是从研究文学的作用及其与作家的关系入手的。在当时“文人相轻”的现象，一直阻碍文学更好地蓬勃发展。因此，作者首先批评了“文人相轻”的文坛弊病。他列举了古今两个例子。古的例子是东汉前期的班固小瞧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傅毅，班、傅两人的作品本来各有所长，不相上下，但是班固却抓住傅毅写文章时有拖沓的毛病，加以嘲笑。今的例子是举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这七位当代作家，说他们各自在学问和写作上都有独创的成就，因此在文坛上都像宝马良驹一样，各逞才能，并驰文苑，不相示弱，如让他们之间互相佩服，那是很难办到的。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文人相轻”这种毛病，历来是文坛上存在的痼疾，所以有必要予以批评和纠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批评的这种不良风气中，实际上又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错误态度，一个就是只看人家的短处，对别人吹毛求疵；另一个就是自以为是，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谓己为贤”：既“善于自见”——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又“暗于自见”——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短处。这种情况，在班固嘲笑傅毅的言外之意中已经可以隐约听出来；在当代七位作家的诗文中更清晰地表现出抑人扬己、重己轻人的毛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人相轻”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文人自贵，缺少自知之明。这两种错误态度对开展正确的文学评论，促进文学创作，都是非常有害的。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免于斯累”呢?作者主张：一定要“审己以度人”，就是要先全面地、正确地剖析自己在写作上的优缺点，然后用同样的态度、标准去衡量别人的作品，切不可用自己的长处，去量别人的短处，先“审已”而后“度人”，才能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此，作者对当时七位著名作家与作品进行了具体的评析，态度客观，有褒有贬。他指出：王粲以写辞赋见长，好的作品可以敌过前代辞赋大家张衡和蔡邕。徐干的辞赋有时写得过于舒缓，缺少遒劲之气，但也可以和王粲媲美。不过，这两人的其他体裁的作品，就比较平常。陈琳和阮的奏章和文告，在当代最为出色。应的文章气势平缓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则是雄壮有余而精细不足。孔融的气质和才性都很高妙，超过当代一般人，但是他不善于议论，文章的论证胜不过文辞，以至于常常夹杂一些诙谐、戏谑的词句，但是他写起自己所擅长的文体来，是可以和古代名家杨雄、班固的同类文章相提并论的。这些论点，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评论态度很坦率，好就说好，坏就说坏。同时也比较辩证，在表扬之中，能指出不足；在批评之中，又能肯定长处，不走向绝对化。曹丕关于文学批评的思维方法，是当时社会风尚在文艺品评中的一种反映，它的出现，是我国文学批评开始走向理性的标志。

另外，在这部分里，作者还批评了“贵远贱近”和“向声背实”两种错误态度。

在文章的前半部，作者还研究了“文体论”，就是关于文章体裁的划分和各自特点的观点。在文章中，作者以多种文体和建安七子等多位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研究了诸如文学和其他著作的区别，各种文体对风格和体裁的不同要求，作家个性与风格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文体论的先河。(www.xing528.com)

在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完整的文体论，包括对文章体裁特征和风格两方面的理论。文体分类学始自《诗经》，但《诗经》分为风、雅、颂，只是总集中的类目；而《书》只以时代先后为序，却并没有提出文体论这一问题；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韵《七略》，把“诗赋”跟“诸子”“文艺”等文章作了区分，可是也没有对它们作文体上的论述，因此也没有提出较完整的文体论。

对文体论做明确论述的，首推曹丕。文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意思是说：凡文章从根本上说都有它的共同性，而不同的体裁又各有其特殊性：奏章议事的文章要典雅，书信和议论文要有条理，铭文和悼词贵在真实，诗歌和词章应追求文采华丽。此四种体裁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作者们所擅长的往往只偏于某一方面，只有全才能将各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出色。曹丕的文体论，首先是对文体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分类。其次是提出了不同文体对文章风格和修辞的不同要求，以及文章的体裁同作家的个性、天赋的关系，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文体论。

曹丕还提出了“本同”的范畴。其涵义是说就同一历史条件下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其文章的内容来说，本质上存在着某种共同点；而不同的文体的文章表达方式也各有所“宜”，也就是在形式上、结构上有其差别和不同点。这些看法是极有见地的。因此，曹丕所说的“奏议宜雅”的“雅”字，指的就是正的意思。因为，“奏”和“议”这两种文体是呈给皇帝看的，议论国家大事的，所以一定要写得严肃庄重，典雅大方；“书”和“论”这两种文体是分别用来记事和说理的，必须写得条理清楚，逻辑性强；“铭”和“诔”这两种文体，一是用简约的文字刻记人的功业或警语，一是叙说死者生前事迹的，当然应该以素朴、质实为好。这些都属应用文范围，而不是纯文学。因此，所谓“雅”“理”“实”三种要求也是根据各种应用文在实用上的需要而提出的。而“诗”和“赋”这两种文体，一是侧重抒发主观情感，一是侧重描绘客观物态的，属纯文学类，则要求写得形象生动、辞采华丽。应该说，曹丕关于“诗赋欲丽”的见解，反映出作者已经有较为明晰的文学观念，大大推动了以后关于文学的体裁与形式的规律的研究。

在文章的第六段，作者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接触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关系，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风格论。那么，怎样理解曹丕的“文气说”呢?“气”，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用来探求世界的本源和物质构成问题的。明确提出养气并第一次把气的概念引入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孟子提出了著名的“知言养气”说。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孟子看来，气是指内心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只有养气才能知言，气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作者气质的优劣会对作品的优劣及其社会效果发生影响。而汉末魏晋时期，清议流行，喜欢以“气”和“才性”来品评人物。曹丕是受了当时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用品评人物的方式来评论文学，第一个提出了“文气”之说，并以建安七子等人为对象，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和论述。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就是说作品的艺术风格离不开作家的气质、个性，作品的各种风格主要是由作家的个性、气质凝聚而成的，而并不是在写作时，想要哪种风格就有哪种风格。作者以音乐为例，说尽管是同一支歌曲，曲调和节奏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不同的人演唱起来，因为各人的引气行腔不可能一致就肯定会唱出不同的风味、情调来；而引气行腔之所以“不齐”，有巧拙之分，这是决定于资质天赋，因此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想互相学习，也是很难办到的。曹丕关于风格的论述，给后代文学风格论以重要的影响，在陆机、刘勰的文章中，发展了风格论，使其更为成熟，趋向科学和理性。在文章的第七段，作者提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价值问题。曹丕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理论，是在前人关于文学性质及其功能的论述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政治需要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它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社会地位，对当时和以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国古代一向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论主张，曹丕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价值。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著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这段话中把文章看作为治理国家，留传不朽的盛大事业，在这里，曹丕第一个把文章的社会作用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因此，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