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年，我们党和国家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能不能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把过去搞乱了的东西纠正过来，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我们能不能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一些观念；我们的思想能不能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并在实践中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这将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这一历史进程遇到了重重障碍，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实行“左”的一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如果不冲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和“两个凡是”的禁锢，就不能纠正和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我们的事业也就寸步难行，无法前进，改革开放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为了冲破个人迷信，搬开“两个凡是”这一障碍，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领导中央党校研究室的理论工作者，起草撰写了有关实践标准的理论文章，之后又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遂把成果集中到这篇文章上，对文章反复进行加工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在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文章，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文。接着，很多省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文章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和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就公开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亲自支持和指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在1978年12月l3日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推动了全党同志重新学习认识依赖于实践这个“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的观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统一认识，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而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的思想先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工作和历程中，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全面对外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用“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等等，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出的硕果。从源头上讲，这一切都得益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二、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辉煌成就，GDP以年均9.7%的速度递增，贫困人口由2.1亿减少到5800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倍多，农民收入增长14倍多。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我们的党也曾遇到过一道又一道思想禁区的藩篱，在理论界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争论，因此，在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以后，仍需要强调打破思想僵化，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们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而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全盘照搬了前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再加上斯大林把这种体制和模式教条化，并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强制推行，我国受这种体制和模式的影响较深。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这是因为，从前苏联到中国，当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前，从分析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一般规定，而没有从落后国家首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的实际出发，从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因此，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更新，是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解放。邓小平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鉴于“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改革。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们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怎样的呢?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占80%以上，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国情，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论，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得出的，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结构，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等等，之所以正确并必须长期坚持，全部的根据就在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从包产到户到建设经济特区，从股份制到实行市场经济，经常会发生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以至于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以此为标准评价我们的改革。甚至在20世纪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认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采用，如此等等。究竟怎样评价我们的改革，怎样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这个标准是什么?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他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著名论断，并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使得姓“资”姓“社”的争论渐息。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向前推进，我国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触及到了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不一致。于是乎，理论界又掀起了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这一切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给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障碍。一时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心头浮起了疑问：“到底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江泽民同志这一论断，批评了那些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和空想。尽管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刚刚摆脱贫困，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私有经济成分发展得好，同样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江泽民同志说：“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大胆利用。”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开放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在这里，江泽民同志解除了困扰人们多时的姓“公”姓“私”的疑惑。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为党的十五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五大冲破对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股份制问题上的思想束缚，指出公有制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提出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纵观我们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我们在理论界每一次争论的结束，无一不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的历程。党的十五大之后，新的社会实践迫切要求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深化新的思想解放，开拓创造新的经验和方法，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1998年